楊碧薇：女性寫作的“陷阱”和可能

楊碧薇 攝

女性寫作的“陷阱”和可能

楊碧薇

2024年，從四月到八月，整整四個月，我都在創作一部長組詩：《十二個房間》。這組詩共十二首，每一首寫了一個特定的空間，如產房、酒吧、衣帽間等。詩的寫作初衷，就是要關注女性；在下筆前，我已就“房間”這個題材思考了一年多。關于婦女解放、女性主義，我們提了很多年，女性寫作也算是這些年來一直熱鬧的話題，但在我眼中，女性詩歌寫作還遠遠不夠，研究更是不夠。大多數時候，人們關注女性寫作者本人，卻未必認真閱讀她們的作品。在新詩這一塊，女詩人寫自身的詩歌較多——因為有感而發就能寫自身，寫他者的詩歌卻較少，因為寫他者對詩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關注自己，更要了解他人。新詩是一種強調自我和個性的文體，詩人在表達自己的同時，若非有足夠的警醒，很容易陷入一個誤區，即對自我的過度關注。當有限的自我經驗被掏空后，寫作就會進入虛弱的自戀狀態中。

自戀導致的后果是多方位的。一方面體現在文本上：過度的自我關注演變為過度的自我剝削，既然沒有新的經驗產生，那寫作者就在文本上剝削自己。這讓一些詩人過度關注修辭，在他們繁復的句式下，有限的經驗被語言覆蓋，捂著，扣著，出不來。生命力是委頓的，沒有熱血，沒有刺點，只有語言徒勞狂歡，徒勞空轉。另一方面其實更嚴重，因為它關涉到人自身——自戀會妨害詩人對自我進行客觀審視。當詩人的自我認知懸浮于真空中，性格發展不健全，就難以塑造起健康、獨立的人格。如果說在上個世紀，讓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重點關注的人類疾病還是癌癥，那么今天，人類最普遍的健康難題，已不再是少數人的癌癥，而是越來越多的精神癥候。某種程度而言，精神問題可能已經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為典型的時代病。我想，大約是以人類目前的歷史經驗、認知體系和價值邏輯，還無法有效地應對政治經濟、消費主義、技術潮流、社交媒體及其他紛繁巨變的全面沖擊。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人類其實需要堅實的信仰、古老的信念托底。遺憾的是，漫長的古典時期沉淀下來的精神片羽，早已在現代性的沖擊下支離破碎。如今，商品、信息、資本都在飛速流動，人心也加入其中，流動不止，專注與定力成為稀缺品質。

基于此，我想從自己開始，重啟對他者的關注；并在個體經驗與他者經驗之間尋問詩的某些公約數，用詩的方式來展現、探討共屬經驗，調整詩在個性與公共之間的平衡點，探索詩在介入我們時代、表達這個時代人類心靈時的可能性。關于他者，我在寫《十二個房間》前，就進行了大量嘗試。2021年，我出版了詩集《下南洋》。在《下南洋》系列中，每一首詩里的“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在南洋遇見的形形色色的人，水手，僧侶，盲人樂手……還有一些歷史人物，如黃乃裳的革命同儕、萬象公主……我用他們的口吻來寫詩，用想象和思考介入他們的人生，又以我的自身經驗去補足對他們的敘述，以他們為原型來描繪南洋群像。后來，寫《十二個房間》，我也充分地考慮過基本的構思。首先，我為什么要從空間的角度來寫女性？因為空間與每個人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可它作為最基本的生存背景，又容易被人忽視，這就像魚生活在水中，感覺不到水的存在。此外，不同空間也是不同權力結構的映射，其中包含著性別權力。身為女性，我最有體會的兩個空間，一是廚房，二是公共廁所。在中國，廚房往往被默認為女性的場所。當一個中國家庭在進行裝修設計時，櫥柜、水臺、操作臺等廚房設施的高度，通常要以女主人的身高為準。什么高度最適合女主人洗菜、切菜、烹飪、洗碗，廚房設施就打造成什么高度。現在回憶我的童年，在我們家族的廚房里忙碌的，總是祖母、外祖母、母親、姑媽、表姐，還有保姆，而男性是很少進廚房的。那么，廚房對這些女性而言是權利還是義務？我看，更多還是義務。表面上，廚房給了女性一個施展廚藝的空間，但它也是一個困住女性的空間，它對女性而言是義務，是約束，而不是展現自我的舞臺，不是權利或享受。

我深有體會的第二個空間是公共廁所。女性在外面上廁所時，排隊是常態，尤其是人流量大的機場、高鐵站、商場，有時一排就是大半天，很不方便。據統計，因為生理構造不同，女性上廁所的平均時間是男性的1.5倍，也有說是2倍多的，總之女性如廁時間更長，而男廁所很少有排隊的情形。育兒任務也增加了女廁所的負荷。我注意到，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母親們通常會把孩子帶到女廁所來解手；尤其是嬰幼兒，需要母親親手幫忙的，如廁時間就更長。現在一些大城市里的女性主義者在提廁所革命，政協委員的提案也有關注這個問題的，但任重道遠，女性如廁問題尚未得到普遍解決。我舉這兩個例子是為了說明，空間與性別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很少有人從空間角度來系統地寫這個時代的女性生存，那么，從我開始吧。詩歌構思之初，我便拋棄了廚房。在約定俗成的文化氛圍里，廚房包含的性別指向太明顯了，似乎廚房就是女性的，女性就該待在廚房里。那么，我偏不寫傳統的廚房，也不寫家庭空間，而是要寫這些年在中國社會出現并發展著的新空間，詩里的健身房、藝術沙龍、衣帽間、母嬰室，就是我特意選擇的新空間，此為全詩的第一條線索。

第二條線索是與性別直接關聯的空間，我寫到產科。以前，女性在家中分娩，現在在醫院的產科分娩，醫學的進步標志著文明的進步。然而，產科還不能做到細致地關懷女性在生育上的心理創傷。我沒有生過孩子，卻聽一些女性朋友分享過她們的生育之痛，以及可怕的產后抑郁癥。我把她們的講述進行綜合提煉，寫到了《產科》里。這也是我的一種他者經驗。通過他者經驗，我與筆下人物產生更緊密的情感聯系。情感體認是共同體成立的第一步，情感聯系指向的，就是性別共同體。如果性別共同體真的存在，我不希望它是傳統話語框架里的，它應該棄舊迎新，脫胎換骨，有新的話語體系和敘事方式。

第三條線索是當代女性的精神空間。與外部空間不同，精神空間是向內的，我借用了告解亭和方舟的意象，這兩個空間都有象征意味，我用它們來處理關于女性的身體、愛情、精神和存在的話題。因此，這兩個空間更私密，有一定的封閉性，但我有意在這些半私密的空間里設置了男性的他者。事實也如此：女性哪怕是在獨處時，也是社會性的，也脫離不了男性目光的凝視。

第四條線索是女性生存。當前，女性依然生活在性別歧視和隱蔽的性別壓迫之下。為此，我寫到母嬰室。這些年，中國一些商場、機場等公共空間里出現了母嬰室，我注意到它們的英文名不太一致。常見的標注之一是Nursing rooms，也有叫Baby-care room的，很少有叫Parent's room的。從Nursing到Baby-care、Parent's，性別指向是逐漸中立的。而在中文里，它們統稱為母嬰室，社會潛意識是：育兒首先是母親的職責。針對這個現象，我在詩里提問：“等等，我還想問一句：/為什么世界上沒有父嬰室只有母嬰室？”

在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的現狀下，當代女性應該怎樣生存？我的主張是：無論女性用什么樣的方式生存、抗爭，首先應該走向職場。各種各樣的現實讓我看到：女性的突圍沒有捷徑，只有走向工作，才能通過親身參與社會實踐來實現自我保障，完善自身，并提升個體價值。對此，我在《十二個房間》里選擇了文學會客室、舞臺、藝術沙龍，它們不僅指代工作，更指向富有創造力的工作。之所以選擇這幾個空間，而不是護士站、服裝廠車間、教室等其他空間，我也有精心的考慮。我剛才說，新的性別共同體需要新的話語體系和敘事方式來支持，但這一話語敘事很難通過普通女性來完成，盡管她們也在參與其中。為此，我寄希望于具有獨立思想、自主意識和創造活力的女性知識分子、藝術家。盡管在今天，知識分子已在大眾話語場中被整體邊緣化（個別人除外），發出的聲音常常被淹沒在流行文化與眾聲喧嘩中，（正如我在《工作室》里說，“在二十一世紀/……關于女性的命名空前發達/而被她們的喧囂湮沒了聲音的/女性高級知識分子/承受著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孤獨”）——但能夠清醒、理性地起到引領作用的，恐怕還是知識分子。女性知識分子的獨特性在于，她們不僅是知識分子，還應該走在性別反思、平權建設的前沿，因此在精神上、處境上更為孤獨，說是“高處不勝寒”也不為過。這首詩，我就是要寫女性知識分子對女性的啟蒙，這是女性自身的啟蒙，是源于女性群體內部的變革力量。女性主義的先鋒領袖伍爾夫（Virginia Woolf）說過一句有名的話，女性應該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我覺得，這句話的涵指還不是特別清晰——她說的房間，應該是什么樣的房間呢？在當下，我們有必要發展這句話及其背后的理念。我在《工作室》一詩中正式提出：“老前輩伍爾夫說的‘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早已不夠用了/女性需要的，是一間屬于自己的工作室。”我把這句詩作為《十二個房間》的結尾，它是我此次寫作的思想結果，也是我期待的未來。

我是城市書寫的堅定踐行者，這十多年來的詩歌寫作，都在自覺地緊握“城市”的手。《十二個房間》亦隱藏著一條城市文明的線索。這次寫作中，我更強烈地感受到城市空間之于女性發展的意義，我以《藝術沙龍》來強調了這一點。這首詩的靈感源于我在北京參加的一些藝術沙龍，這一特定的空間聚集了最富有創造力和思想性的女性。我提煉出女畫家、女詩人、女導演、女策展人、女學者等五個角色，讓她們齊聚一堂，彼此分享，共同進步。詩尾“你想領略最富有生機的女性發展嗎/請到一線城市的藝術沙龍來”，既是對城市文明的贊美，也是對女性發展自我的鼓勵。

從廚房到藝術沙龍，女性生存的空間在變，新詩的生態、格局、文體也在變。在我有限的觀察內，今天的新詩充滿不同的寫作主張和創作風格。這是好事，證明新詩一直有探索的活力，而不是板結成一塊，只秉持一個標準。雖然新詩內部的種種分野依然存在，但在更大的層面上，新詩的分野并沒有大家想的那么大。在一些公共議題上，在基本的歷史判斷上，看似互相水火不容的詩人們，其實是有基本共識的。如果再以外視角來看新詩，其內部的分野則可以忽略不計。在新詩以外的他人眼中，中國的新詩詩人是一個特定的群體，具有特殊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屬性。當他們感嘆“哦，原來你是一個詩人！”時，并不會在意你使用的是什么語言方式，偏愛哪種風格，而是對你的“詩人”這一身份屬性感興趣。在他人看來，你作為一名“詩人”，與其他“詩人”是同屬一個群體的，分享著同一種象征。那么，今天的詩人應該做什么，怎么做，就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因為我們代表的不只是自己，也不是某些同人小群體，而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身份，這個文化身份雖不是全知全能，神通廣大，但它對于現代中國的構建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文明的現代國家需要詩人的身影。他者的視角也在側面提醒我：討論新詩時，要警惕落入自說自話的陷阱；有時候，換一個視角看問題，在更大的層面尋找切入點，反而會看得更清楚。

新的詩歌力量正在中國興起。這其中有出生于21世紀的青少年；有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尤其是新興行業的勞動者，如外賣騎手、快遞員；有游離于新詩話語場域之外的新媒體創作者，如社交軟件上的詩歌博主；更有不斷成長著的女性。回望歷史，一百年前的新詩還是嗷嗷待哺的嬰兒，今天的新詩卻已綻放出燦爛光華，其中少不了女性詩人的參與。毫無疑問，女性寫作是一股重要的詩歌力量，正在對漢語詩歌發生深遠的影響。

當然，我們不能避開其中的問題。首先，繼續回應我文章開篇所說，我們對女性寫作的關注是不夠的。人們對女詩人本身的關注，可能遠遠超過對她們文本的關注。我們需要打破“人”的單位，去看“文本”。文本折射出來的才是深層次的“人”，而不是表面的“人”。文本立得住，才是詩人之所以為詩人的核心條件。其次，要警惕女性寫作的“熱鬧”背后是狂歡的陷阱。寫作，何其艱難！需要多少準備！如今，女性寫作者手里單單有性別“武器”是不夠的。在某些極端情況下，過于強調性別，可能反而會加劇人的自戀。哲學家韓炳哲關注到當代人的自戀問題，我把他關于自戀的一些看法運用到詩歌上，通過這一視角的詩歌觀察，得到了一些新的啟發。我認為，一，任何一種性別的過度自戀，都會加劇性別對立。二，自戀的反噬就是加劇人的孤獨感，使詩、詩人與他者產生區隔。三，就是我已經提到的，自戀會加劇詩人的自我剝削，從而又加劇人對文本的剝削。那么問題來了：透過“性別”這雙眼睛，我們是在發現對立、試圖解決對立還是在建構對立、加劇對立？

這是一個全人類普遍自戀的時代。古人“吾日三省吾身”，先修身，后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今天，過度的自戀和自我剝削，讓人喪失了反省自我的能力。我在閱讀時注意到：很多新詩詩人看似在表達自我，但其實很少甚至從來沒有對自我進行反思。表達“我”和“我”之所需，本質上是向外索求；對自己展開嚴肅的審視，本質上是向內建構，是自我修煉。寫作者的個人修煉極其重要，其個人自身的“不完整”，會讓主體加速成為流動的后現代碎片。這樣孱弱的主體，不可能貢獻出有力的作品。其實，以更高的標準來看，在時間長河中，文學寫作是殘酷的，因為它只會篩選留下最好的作品，而不是保存那些靠標簽、噱頭賺取短暫紅利的過眼云煙。據此推想，過度強調性別身份，沉溺于性別自戀、個體自戀，無非是重新掉入窠臼，并不利用寫作的打開。清晰、綜合、敞開的姿態，應該是我們這個時代寫作者的基本素質。于我而言，在我的詩歌體系里，女性題材也只是其中一個維度，這首先是由我自身的性別決定的，但絕非我寫作的全部。

一千多年前，詩圣杜甫在安史之亂中飽經憂患，當他發出“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般沉重的感嘆時，一定不會想到，在21世紀，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正在撬動人類寫作的邊界。未來的新詩發展，肯定會超出今天的想象。像杜甫一樣，時代即我們想象力的邊界；我們活在特定的時間里，很難設想未來的詩歌發展。未來不可測，唯當下可把握。那么，先好好立足于當下吧！在這個充滿變數的時代，我期待詩人加強對自身完整性的建設，堅持心性的鍛造，以明澈的、超越性的、充滿力與美的精神世界去反哺詩歌；我期待人們能放下更多的偏見，給予不同的主張、審美、寫法以空間，讓各種寫法都有效地參與到新詩的討論中。這未必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新詩合流。而新詩合流，恰恰與各美其美、百花齊放并行不悖。

2025-3-13 北京

本文刊于《雷雨文學》2025年第4期

楊碧薇，中央民族大學文學博士，北京大學藝術學博士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學術研究涉及文學、搖滾、民謠、電影、攝影、裝置等領域。出版《下南洋》等詩集、散文集、學術批評集共六部。主講個人網課《由淺入深讀懂漢語新詩》入駐騰訊視頻。

來源：中國詩歌學會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