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面謀生與善意可續：“我加入新東方，他加入恒暉”，俞敏洪以年薪150萬聘請陳行甲做總顧問

做公益也可以有體面的收入，公益也可以有正常生活的保障。從 2015 到 2017，我全職做了兩年的公益，最后真的發展到了吃糠咽菜的困境，現如今很多做公益的處在這樣一個困境，但社會好像好像覺得就應該這樣，你就應該為愛發電。我非常認可陳行甲的這一種創新工藝。讓做公益的人能夠有良好的收入，穩定的保障，可有可持續的發展。真正把公益做大，把公益做的有效率，把公益做的好，好心也能把事做好，不能總是好心把事情做得一團糟。我也非常喜歡俞老師，俞敏洪，他也是在這一個魚龍混雜的商業社會比較正向的一個人。比較有底線、有情懷的一位商人，他在陳行甲老師的公益事業上給予這樣的幫助、支持，以及達成這樣一個雙贏的局面，是非常值得贊嘆的。

當俞敏洪以150萬年薪聘請陳行甲擔任新東方總顧問，當恒暉公益基金會73萬年薪引發輿論嘩然，一場關于公益本質的深刻討論再度升溫。

在許多人固有的認知里，公益人理應“清貧自守”，談錢便是對善意的褻瀆。你看陳行甲老師從鐵腕書記到公益先鋒的轉型之路，以及他與俞敏洪的“雙向奔赴”，我們可以看到：公益要走得遠，必須讓從業者活得體面；善意要可持續，必須與市場邏輯良性共生。

公益不是苦行僧的獨角戲，而是需要專業能力的系統工程。陳行甲在巴東反腐時的雷霆手段，如今化作公益項目中的精細化管理——恒暉基金會構建的癌癥患兒救助體系，不僅涵蓋醫療資源對接，更延伸到心理疏導、家庭支持與政策導航，工作人員因深度陪伴被患兒家庭親切稱為“舅舅/阿姨”。這種從“救孩子”到“支持家庭”的多維干預，背后需要法律、醫療、社工等跨界人才的協同，需要資金操盤、多方協調的專業能力。

能駕馭千萬級公益資金、協調政企社三方關系的人才，在大廠，本就該匹配百萬年薪。要求這樣的專業人士“吃糠咽菜”，本質上是對公益專業性的漠視，最終只會導致人才流失，讓公益淪為低效的道德表演。

將道德楷模神化，卻忽視其作為普通人的生存需求。事實上，陳行甲在深圳租房居住、無私家車代步，73萬年薪需支撐年邁父母的醫療開支與子女教育費用，而他卻將18萬美元“愛心獎”獎金全數捐出。這種“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堅守，也說明體面收入與公益初心并不矛盾。

反觀李亞鵬的嫣然天使兒童醫院因欠租摘牌的困境，更凸顯了“為愛發電”的脆弱性——公益機構需要場地、物料、人員薪酬等運營成本，脫離了基本的經濟保障，再純粹的善意也難以維系。

陳行甲主動放棄基金會薪水的決定，并非認同“公益人不應賺錢”，而是以個人犧牲為行業發聲：“我不拿，是為了更硬氣地幫大家說該拿”，這份清醒與擔當，更讓人心疼與深思。

可持續的公益之路，必然是專業賦能、商業向善與行業規范的三位一體。

陳行甲與俞敏洪的合作挺好，新東方注入資金與場景資源，讓公益理念融入教育、文旅領域；恒暉基金會輸出專業公益模式，讓商業價值轉化為更廣泛的社會善意。這種“公益+商業”的深度融合，打破了“公益依賴捐贈”的單一模式，實現了善意與價值的雙贏。

同時，恒暉基金會的信息透明化、項目標準化，以及陳行甲“以反腐標準做公益”的自律，為行業樹立了標桿——專業的公益不僅要敢拿合理薪酬，更要經得起公眾監督，讓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

公益事業健康發展，需要三重轉變：

其一，公眾認知從“道德綁架”轉向“價值認同”，理解專業薪酬是公益高效運轉的保障；

其二，機構模式從“依賴捐贈”轉向“自我造血”，通過商業向善實現可持續運營；

其三，行業生態從“各自為戰”轉向“標準共建”，提煉可復制的服務流程與倫理規范。

陳行甲的探索給出了一個方向：當公益人無需為生計發愁，才能全身心投入專業服務；當商業力量帶著情懷入局，才能讓善意規模化擴散。

俞敏洪在寒冬中向陳行甲伸出的橄欖枝，是兩位理想主義者的惺惺相惜，也是對公益新生態的有力助推。公益不是遠離塵囂的孤島，而是與社會肌理深度交織的有機體；善良不是貧窮的代名詞，而是可以通過專業與市場，轉化為改變世界的強大力量。愿更多人能讀懂陳行甲的堅守與創新，愿公益行業能擺脫道德綁架的枷鎖，讓專業者有尊嚴，讓善意有回響，讓這條充滿光的道路，能吸引更多人并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