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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公益也可以有體面的收入,公益也可以有正常生活的保障。從 2015 到 2017,我全職做了兩年的公益,最后真的發展到了吃糠咽菜的困境,現如今很多做公益的處在這樣一個困境,但社會好像好像覺得就應該這樣,你就應該為愛發電。我非常認可陳行甲的這一種創新工藝。讓做公益的人能夠有良好的收入,穩定的保障,可有可持續的發展。真正把公益做大,把公益做的有效率,把公益做的好,好心也能把事做好,不能總是好心把事情做得一團糟。我也非常喜歡俞老師,俞敏洪,他也是在這一個魚龍混雜的商業社會比較正向的一個人。比較有底線、有情懷的一位商人,他在陳行甲老師的公益事業上給予這樣的幫助、支持,以及達成這樣一個雙贏的局面,是非常值得贊嘆的。
當俞敏洪以150萬年薪聘請陳行甲擔任新東方總顧問,當恒暉公益基金會73萬年薪引發輿論嘩然,一場關于公益本質的深刻討論再度升溫。
在許多人固有的認知里,公益人理應“清貧自守”,談錢便是對善意的褻瀆。你看陳行甲老師從鐵腕書記到公益先鋒的轉型之路,以及他與俞敏洪的“雙向奔赴”,我們可以看到:公益要走得遠,必須讓從業者活得體面;善意要可持續,必須與市場邏輯良性共生。
公益不是苦行僧的獨角戲,而是需要專業能力的系統工程。陳行甲在巴東反腐時的雷霆手段,如今化作公益項目中的精細化管理——恒暉基金會構建的癌癥患兒救助體系,不僅涵蓋醫療資源對接,更延伸到心理疏導、家庭支持與政策導航,工作人員因深度陪伴被患兒家庭親切稱為“舅舅/阿姨”。這種從“救孩子”到“支持家庭”的多維干預,背后需要法律、醫療、社工等跨界人才的協同,需要資金操盤、多方協調的專業能力。
能駕馭千萬級公益資金、協調政企社三方關系的人才,在大廠,本就該匹配百萬年薪。要求這樣的專業人士“吃糠咽菜”,本質上是對公益專業性的漠視,最終只會導致人才流失,讓公益淪為低效的道德表演。
將道德楷模神化,卻忽視其作為普通人的生存需求。事實上,陳行甲在深圳租房居住、無私家車代步,73萬年薪需支撐年邁父母的醫療開支與子女教育費用,而他卻將18萬美元“愛心獎”獎金全數捐出。這種“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堅守,也說明體面收入與公益初心并不矛盾。
反觀李亞鵬的嫣然天使兒童醫院因欠租摘牌的困境,更凸顯了“為愛發電”的脆弱性——公益機構需要場地、物料、人員薪酬等運營成本,脫離了基本的經濟保障,再純粹的善意也難以維系。
陳行甲主動放棄基金會薪水的決定,并非認同“公益人不應賺錢”,而是以個人犧牲為行業發聲:“我不拿,是為了更硬氣地幫大家說該拿”,這份清醒與擔當,更讓人心疼與深思。
可持續的公益之路,必然是專業賦能、商業向善與行業規范的三位一體。
陳行甲與俞敏洪的合作挺好,新東方注入資金與場景資源,讓公益理念融入教育、文旅領域;恒暉基金會輸出專業公益模式,讓商業價值轉化為更廣泛的社會善意。這種“公益+商業”的深度融合,打破了“公益依賴捐贈”的單一模式,實現了善意與價值的雙贏。
同時,恒暉基金會的信息透明化、項目標準化,以及陳行甲“以反腐標準做公益”的自律,為行業樹立了標桿——專業的公益不僅要敢拿合理薪酬,更要經得起公眾監督,讓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
公益事業健康發展,需要三重轉變:
其一,公眾認知從“道德綁架”轉向“價值認同”,理解專業薪酬是公益高效運轉的保障;
其二,機構模式從“依賴捐贈”轉向“自我造血”,通過商業向善實現可持續運營;
其三,行業生態從“各自為戰”轉向“標準共建”,提煉可復制的服務流程與倫理規范。
陳行甲的探索給出了一個方向:當公益人無需為生計發愁,才能全身心投入專業服務;當商業力量帶著情懷入局,才能讓善意規模化擴散。
俞敏洪在寒冬中向陳行甲伸出的橄欖枝,是兩位理想主義者的惺惺相惜,也是對公益新生態的有力助推。公益不是遠離塵囂的孤島,而是與社會肌理深度交織的有機體;善良不是貧窮的代名詞,而是可以通過專業與市場,轉化為改變世界的強大力量。愿更多人能讀懂陳行甲的堅守與創新,愿公益行業能擺脫道德綁架的枷鎖,讓專業者有尊嚴,讓善意有回響,讓這條充滿光的道路,能吸引更多人并肩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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