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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益領域知名人物、曾以“網紅縣委書記”為人所知的陳行甲,因其個人收入問題受到爭議。有聲音指出,他在深圳恒暉基金會領取的年薪超過70萬元,引發關于公益從業者薪酬合理性的討論。
1月18日,陳行甲發布視頻宣布將“交棒”給年輕人,不再領取基金會的收入,并和俞敏洪達成了一項合作: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聘請陳行甲為新東方教育、東方甄選、新東方文旅的總顧問,年薪150萬元人民幣。同時,俞敏洪會加入恒暉公益基金會,每年捐贈不少于100萬元人民幣的善款。
2025年12月,經濟觀察報曾與陳行甲進行過一次深度對話。在訪談中,他回顧了自己從政時期的心路歷程,分享了對基層公務員群體的觀察,也談及了他對公益行業薪酬體系的看法。回頭來看,陳行甲近日的轉向,其實早有規劃。
以下為訪談全文。
仕途
經濟觀察報:你大學學的是公共管理專業,為什么畢業后沒有直接去做公益,而是選擇從政?
陳行甲:我1988年上大學,大學本科在湖北大學學的是數學專業,2001年參加全國統考到清華大學攻讀公共管理碩士。當年清華大學的王名老師第一次在中國大學里開設了《非盈利組織管理》這門課,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大學里講授公益這個概念。2003年底畢業的時候,中國幾乎沒有民間公益,我那時就算想去做公益,也沒有單位可以去求職,自己做更是不知道該怎么做。
無論是當年我從事的政府工作,抑或是今天的公益事業,它們對我而言,內核是統一的,那就是“公共服務”和“解決社會問題”。可以說,從政是我當時認為能夠將“為人民服務”這一理想最快付諸實踐的路徑。那段經歷為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讓我深刻理解了中國的社會結構、政策制定的邏輯以及大規模項目的執行方式。這是一段至關重要的“蓄力期”,為我今天能更有效地做公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從政和做公益,對我來說是殊途同歸。
經濟觀察報:你曾在縣委書記任上患抑郁癥,可否談談中國的縣委書記在中國的公務員體系中處于什么地位?面臨什么樣的壓力?在一般公眾樸素的認知中,除了“權力很大”這個公眾印象,我們還應該如何來認知?
陳行甲:在中國公務員體系中,縣委書記是“一線總指揮”,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崗位。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最終都要靠縣一級來落地執行。幾乎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都是他的責任范圍。可以說,縣委書記是國家治理體系中,承上啟下、直面群眾的“關鍵少數”。
這種地位決定了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復合型的壓力,包括發展的壓力,穩定的壓力,民生的壓力,個人的壓力等等。
所以,對于公眾認知,我非常希望能超越“特別有權力”這個標簽。權力,對一個負責任的縣委書記來說,更多意味著“責任”。你手中的權力,對應的是幾十萬人的生計和未來。我們更應該把他們看作是一個高壓力、高風險、高負荷的職業群體。他們也是普通人,是兒子、是丈夫、是父親,他們也有喜怒哀樂和七情六欲,也會脆弱和疲憊。理解這份不易,或許能讓我們對這個群體有一個更全面、更人性的認知。
經濟觀察報:近些年來,我們也常能看到基層公務員罹患抑郁癥的新聞。你是否設想過,公務員也需要一個社會支持體系?
陳行甲:我認為這極其必要。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感受,而是整個群體現狀的反映。
公務員群體,特別是基層公務員,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直接關系到我們社會治理的效能和溫度。一個內心充滿壓力,甚至被情緒問題困擾的干部,是很難有耐心、有智慧去處理復雜群眾工作的。
因此,為他們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支持體系,不是一種福利,而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一種戰略性投資。這個體系應該包括:首先要培育去污名化的組織文化,從組織層面破除對心理問題的偏見和歧視,要讓大家明白,出現心理困擾就像感冒發燒一樣正常,主動求助是強者和負責任的表現。其次是專業的、保密的心理服務,建立由第三方專業機構運營的心理援助熱線,確保其專業性和絕對的保密性,讓公務員可以沒有后顧之憂地去傾訴和求助。推行定期的心理健康篩查與培訓,就像年度體檢一樣,把心理健康評估也納入進來。最后還要加強對公務員的壓力管理、情緒調節等能力的培訓,建立非正式的互助網絡,鼓勵和支持建立一些興趣小組、運動社團,讓大家在工作之外有一個情感交流和壓力釋放的渠道。
一個健康社會,必然需要一個身心健康的公務員隊伍。正視并解決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最終受益的將是整個社會。
經濟觀察報:一般來說,在公務員體系中,官員要講求低調務實,很少展露自己的個性,你是很早就通過自己的個人才藝,來為巴東作形象代言。后來,這一現象漸成風潮。現在回過頭來看,你認為官員群體,是否應該勇于展現自己的個性?
陳行甲:關于官員個性,我認為關鍵不在于“展露”,而在于“為何展露”。我當初為巴東代言,不是為了展示“陳行甲”的個人才藝,而是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那是能為巴東吸引關注,推介旅游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種方式。我的“個性”是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工具出現的。
所以我認為,官員當然可以,甚至應該在適當時展現自己的個性、特長和魅力,但這必須服務于兩個前提:其一是服務于公共利益。你的個性展現,是為了推廣地方品牌、拉近與群眾的距離、創新工作方法,而不是為了打造個人IP、追求名利;其二是保持真實與真誠,這種個性應該是你真實一面的流露,而不是刻意“表演”出來的人設。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經濟觀察報:你現在還常回巴東嗎?巴東近些年有什么變化?
陳行甲:是的,巴東在我心中有非常特殊的位置,那是我奮斗過、傾注了無數心血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父老鄉親,早已成為我生命中無法割舍的一部分。因為現在工作繁忙,回去的次數沒有以前那么頻繁了,但我一直通過各種渠道,和以前的同事、當地的朋友保持著聯系,時刻關注著它的發展。
巴東近些年的變化是巨大的,每次回去都讓我感到欣喜和自豪。看到這些變化,我由衷地為巴東人民感到高興,也為現任的干部們的努力付出點贊。我為自己曾是這片土地的“服務員”而感到驕傲,未來,如果我的公益事業能有機會回饋巴東,那將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款項
經濟觀察報:從恒暉公益基金會的官網看到,基金會的錢只來自于月捐人,還有別的資金來源渠道嗎?
陳行甲:官網突出月捐人,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是我們基金會最健康、最值得驕傲的基石。由成千上萬普通人構成的月捐群體,代表著一種持續、穩定且廣泛的社會信任。這種模式讓我們能夠進行長期規劃,而不是總在為下一個項目發愁。
當然,我們的資金來源是多元化的。除了月捐人,我們還有企業捐贈、大額個人捐贈、專項基金合作,以及在一些特定項目上與政府的配套資金或購買服務等。我們雖然有很多渠道,但始終會把月捐這種公眾持續參與的模式放在核心位置,因為它不僅僅是錢,更是一種社會共識和公眾力量的體現。
經濟觀察報:基金會六成以上的錢分配給了“聯愛工程”,為什么這么分配?
陳行甲:這個分配比例是經過我們理事會深思熟慮后做出的戰略性決策。“聯愛工程”是我們基金會的旗艦項目,它聚焦于困境兒童的大病救助,這是一個社會痛點非常突出、現有保障體系尚有缺口,且能產生深遠社會影響的領域。
我們之所以如此重倉投入,主要基于三點考慮:首先是戰略聚焦,公益資源是有限的,我們必須集中力量解決一個核心問題,并力求把它做深、做透、做出一個可復制的模式。與其“撒胡椒面”,不如“打一口深井”;其次是高影響力,救助一個大病患兒,就是挽救一個家庭。這個項目不僅關乎生命,更關乎社會公平和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它的社會效益是巨大的;第三是模式探索,“聯愛工程”不僅僅是給錢,我們更在探索一套“政府醫保+公益組織+社會愛心”高效聯動的救助體系。我們希望通過這個項目,為中國兒童大病救助領域探索出一個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因此,前期的重度投入是必要的。
經濟觀察報:官網的年報顯示,2024年你的收入為70萬元左右,這個錢是凈收入嗎?
陳行甲:年報上披露的數字是我的稅前總收入,包含了基本工資、績效、社保、公積金等所有項目。按照國家規定納稅后,實際到手的凈收入會低于這個數字。我們堅持將管理人員薪酬在年報中進行公示,正是為了主動接受公眾的監督。
經濟觀察報:這個收入應該遠超此前你從政時的收入,你如何看待社會普遍認為的公益人收入不應該過高這個看法?
陳行甲: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反映了公眾對公益行業的一種期待和誤解。我完全理解這種看法背后的樸素情感:大家希望捐出的每一分錢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對此,我認為公益需要專業,專業需要價值回報。現代公益已經不是簡單的“發善心”,它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社會工程,需要頂尖的管理、財務、項目和傳播人才。如果我們希望用一流的人才去解決最棘手的社會問題,就需要提供與他們的專業能力和責任相匹配的、有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否則,這個行業將無法吸引和留住人才,最終損害的是服務對象的利益。
透明是信任的基石。公眾擔心的不是公益人拿工資,而是薪酬不透明、不合理。我們的薪酬是由理事會根據行業標準和我的崗位職責來制定的,并且嚴格在年報中公開。我們有一位大額捐贈人在3年前提出,如果我們恒暉不按照奉獻價值全員漲薪,就不再繼續捐贈了,而且這位捐贈人為恒暉所有員工的工資支出進行了專項捐贈。正是有這位捐贈人的大力支持,恒暉才召開理事會專門討論確定了新的薪酬管理制度。我認為,只要薪酬制度是公允、透明、經得起質詢的,就應該被接受。
公益人的價值不應被“道德綁架”。要求公益人“用愛發電”是不現實也不公平的。他們也需要體面的生活,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份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中。公益人選擇做公益,是出于使命感,但這并不意味著公益人必須過清貧的生活。公益人的價值,最終體現在為這個社會創造了多大的積極改變。
經濟觀察報:過去十幾年,中國公益行業經歷了多輪信任危機。你認為行業當前最大的信任挑戰又是什么?公益組織在透明度和公信力建設上還應該怎么做?
陳行甲:過去,信任危機多源于財務不透明或個別丑聞。我認為,當前行業最大的信任挑戰已經升級,變成了“影響力信任”的挑戰。
也就是說,公眾不僅問“我的錢花到哪里去了”,更開始問“我的錢花得有效果嗎”“帶來了什么實質性的改變”,如果一個機構只公布財務數據,卻說不清自己的項目邏輯和最終成效,同樣會失去信任。
對此,公益組織需要做到“極限透明”,即不僅公開財務報表,更要公開項目的設計邏輯、執行過程、遇到的困難以及最終的評估報告。讓捐贈人成為“項目合伙人”,而不僅僅是出資方;其次要做到專業化與數據化,用專業的評估工具和數據來證明項目的有效性。學會用結果說話,而不是僅僅用故事煽情;第三要主動溝通與回應,建立常態化的公眾溝通機制,坦誠面對質疑,快速回應關切。公信力不是一勞永逸的,它是在一次次真誠的互動中動態建立起來的;第四要強化行業自律與監管。除了機構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有力的行業協會和第三方評估機構,共同建立起行業的信譽標準。
身份
經濟觀察報:從體制內的縣委書記到一個需要四處籌款的公益人,這種身份轉換帶來的最大挑戰是什么?如果都是“為人民服務”,這兩種“服務”有什么區別?
陳行甲:最大的挑戰在于資源的“動員邏輯”完全不同了。在體制內,作為縣委書記,我更多的是調動和整合公共資源。資源是既定的,權力是自上而下授權的,我的工作核心是如何把這些資源更公平、更高效地分配下去,推動政策落地。
而作為公益人,我需要去創造和感召社會資源。資源不是理所當然存在的,信任需要一點一滴去建立。我必須清晰地向公眾、向捐贈人闡述我們的愿景、項目模式和社會價值,用透明、專業和成果去贏得他們的支持。這要求我從一個“指揮官”變成一個“溝通者”和“產品經理”,不斷打磨我們的公益產品,向社會“兜售”我們的夢想。
至于兩種“服務”的區別,我認為政府的“服務”,更注重廣度、公平和兜底。它要確保政策普惠大多數人,建立一個社會保障的基本盤,是“雪中送炭”的體系化保障。而公益的“服務”,則更注重深度、創新和補充。它能關注到那些政府政策難以覆蓋的“長尾人群”,進行更個性化、更有人文關懷的救助,是“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精準滴灌。二者是伙伴關系,共同構成一個更完善的社會支持網絡。
經濟觀察報:做公務員調動的是公共財政和行政資源,做公益依賴的是社會捐贈和志愿者,這兩種不同的資源體系,在解決社會問題上,各有什么優劣?
陳行甲:這兩種資源體系各有其鮮明的優劣勢,它們是互補而非替代關系。公共資源體系(政府)的優勢在于規模巨大、權威性強、可持續性好。能夠進行頂層設計,從根本上推動系統性變革,比如建立全民醫保、義務教育等。但做事流程相對剛性,決策鏈條長,靈活性不足,有時難以快速響應和滿足小眾、個體的特殊需求。
而社會資源體系(公益)的優勢在于靈活、高效、創新性強。能夠快速識別社會痛點,精準服務特定人群,并且善于運用情感鏈接和社區力量,在人文關懷層面做得更深入。但資源總量有限、穩定性差,容易受到經濟環境和公眾情緒的影響,項目規模和覆蓋面難以與政府匹敵。
最好的模式,我認為就是二者的結合,即“政社合作”。政府出政策、出基礎資源,公益組織發揮其專業、靈活的優勢,進行項目的具體執行和模式創新,這樣才能以最高效率、最低成本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
經濟觀察報:作為縣委書記看社會問題和作為公益人奔走在受助者身邊看社會問題,這兩種視角對同一個社會問題的認知是否不同?
陳行甲:完全不同,但又相輔相成。這就像一個是從“高空”俯瞰,一個是用“顯微鏡”觀察。作為縣委書記,我看問題更多是宏觀的、結構性的。我會關注數據,比如全縣的貧困率、入學率、醫保覆蓋率。我思考的是如何通過政策調整、財政投入來解決整個區域的問題,看到的是“森林”。
作為公益人,我奔走在一線,視角是微觀的、個體化的。我看到的是一個孩子因為沒錢治病而絕望的眼神,是一個家庭為了照顧病人而陷入的困境。這些具體、鮮活的故事,讓我對“貧困”“疾病”這些宏大詞匯有了更深刻、更具溫度的理解,看到的是“樹木”和它上面的每一片葉子。
現在,我慶幸自己同時擁有了這兩種視角。宏觀的經驗讓我能設計出更具系統性的公益項目,而微觀的體感則不斷提醒我,我們一切工作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那一個個具體的人。這種結合,讓我對社會問題的認知變得更加立體和完整。
經濟觀察報:在體制內,成功有相對明確的考核指標(如GDP、脫貧人數)。在公益領域,該如何定義你的成功和一個項目的“成功”?
陳行甲:體制內的KPI相對清晰。在公益領域,我們對“成功”的定義更加多元和長期。
對我個人和恒暉而言,“成功”包含3個層面:首先是可衡量的改變,這和政府指標有相似之處,比如我們救助了多少名兒童,為多少家庭減輕了經濟負擔,項目的成本效益比是多少,這是我們向公眾交出的“硬核”成績單;其次是可持續的影響,一個項目真正的成功,不在于我們做了多少,而在于當我們離開后,它是否還能持續產生積極影響。比如,我們是否成功推動了當地某項救助政策的完善?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個能自我運轉的社區互助網絡?我們是否提升了公眾對某個議題的認知?這是一種“授人以漁”的成功;第三是人心的溫暖與尊嚴的重塑,這是最核心、也最難以量化的。看到一個被救助的孩子重返校園,臉上重現笑容,看到一個受助家庭走出了陰霾,重新燃起對生活的希望。這種人性的光輝和尊嚴的回歸,是我們衡量成功的最終標準。
經濟觀察報:你從一個“體制內的執行者”變成了“與體制合作的公益人”,這種角色轉換,讓你在與政府相關部門溝通或合作時,會有哪些便利?
陳行甲:這段經歷確實給我帶來了很多“便利”,但我想把這種便利理解為一種“翻譯能力”和“橋梁作用”。
首先,我“懂語境”。我了解政府部門的運作邏輯、決策流程和政策關注點。在溝通時,我能用他們熟悉的語言,將我們的公益項目與政府的中心工作(如鄉村振興、健康中國)相結合,讓他們看到合作的價值和可行性。
其次,我“識地圖”。我清楚一個項目需要對接哪些部門,打通哪些環節,能更快地找到關鍵人,提高溝通效率。
最重要的是,過去的經歷為我個人和機構積累了信譽。政府部門會相信,我們是真的想務實地解決問題,而不是添麻煩。這種基于過往履歷的信任,是推動合作非常寶貴的無形資產。我希望能扮演好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超級聯絡人”角色。
未來
經濟觀察報:未來,你期待恒暉公益能成為一個怎樣的機構?未來的中國公益事業,與今天相比會有何不同?
陳行甲:對于恒暉,我期待它不僅僅是一個“慈善組織”,更是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提供商”。我希望它專業、高效、透明,能夠成為一個可信賴的公益品牌,并且能夠孵化和輸出一些可復制的、系統性的公益模式,成為推動行業進步的“創新引擎”。
對于未來的中國公益事業,我認為將呈現幾個不同:首先是更專業,科班出身的公益人才會越來越多,公益將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專業領域;其次是更多元,除了傳統的扶貧、助學,議題會更加細分,如心理健康、環境保護、社區發展等會成為主流;第三是更融合,公益、商業、科技的邊界會越來越模糊。“商業向善”和“公益增效”將成為常態;第四是更理性,公眾的捐贈行為會更加成熟,從“感性捐贈”轉向“理性選擇”,會更看重機構的專業能力和項目成效。
經濟觀察報:恒暉公益基金會還會開發哪些新項目?你選擇新項目的標準是什么?
陳行甲:我們肯定會拓展新的項目領域,但會非常審慎。我們選擇新項目的標準,是“社會痛點”與“機構能力”的交集,而不是盲目追逐社會熱點。
具體來說,有幾個核心標準:首先是使命契合度,新項目必須符合我們的核心使命;其次是社會需求的迫切性,我們關注的是那些現有體系未能有效覆蓋、且對個體和家庭影響深遠的“真問題”。這主要基于我們長期的、深入的一線調研和觀察;第三是我們的核心能力,我們會評估自己是否有能力在該領域建立優勢,是否能提供比別人更優的解決方案。比如,需要較強的政府協作能力的項目,就是我們的優勢區;最后是可規模化與可持續性,我們傾向于選擇那些有潛力發展成可復制、可推廣模式的項目,而不僅僅是做一次性的救助。
所以,我們的項目開發是基于深刻的社會觀察,并用理性的戰略框架去篩選,而不是簡單地追逐熱點。
經濟觀察報:未來你個人還有什么打算?
陳行甲:我常常用“爬山”來比喻我的人生。第一座山,是在體制內,作為一名公職人員,我努力攀登,希望能為一方百姓帶來福祉。那是一座講求責任、紀律和宏大敘事的山。
后來,我選擇了攀登第二座山——創辦恒暉,投身公益。這座山,需要的是感召力、同理心和從零到一的堅韌。這些年,我和我的團隊一起,在這座山上奮力向上,搭建起像“聯愛工程”這樣的項目,也算看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風景。
但是,人生,不止是攀登。當你在山頂看過風景,更重要的或許是思考如何“下山”,以及如何看待山與山之間的廣闊天地。
所以,我的未來,可能會迎來一次“轉場”。我想“退后半步”,把恒暉這個我已經搭建好的登山大本營,把最好的攀登路徑,交給更有活力、更有創新精神的年輕人。他們是公益的未來,我的角色將從一個一線攀登者,轉變為一個陪跑者和支持者。我會在他們需要的時候,分享經驗,提供建議,做他們最堅實的后盾。
而我,則想去做兩件我擱置了很久的事。第一件是寫作。我想把自己這兩座山攀登路上的風景、遇到的風雪、走過的彎路,都沉淀下來,變成文字。這不僅是我個人的記錄,我也希望這些經驗和思考,能給后來者一些啟發,讓他們在自己的攀登路上,走得更穩、更遠。
第二件是旅行。我想去周游世界,做這個時代的徐霞客。也想去看看那些我曾經從山頂俯瞰過的田野、河流與村莊,但這一次,是以一個純粹的觀察者、傾聽者的身份。不帶任務,不帶預設,只是去感受、去理解這個真實而多元的世界。
總的來說,未來的我,可能不會再像過去一樣,顯得那么目標明確、步履匆匆。我會慢下來,把更多的精力從“做事”轉向“思考”和“傳承”。我相信,這是一種更可持續的方式,來繼續我“為他人服務”的初心。把舞臺留給年輕人,而我,去尋找一片更廣闊、更寧靜的風景。
(作者 劉亞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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