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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健康的社會,善意應有制度護航。“嫣然之困”應成為中國公益慈善事業走向專業化、制度化的轉折點,而非一曲情懷的挽歌。
撰文丨里約熱淚奴
近日,“給李亞鵬捐款” 的話題持續霸占熱搜。
不過,許多熱心網友隨后發現,“沒辦法給嫣然天使基金捐款了”。據悉,基金每年在籌款平臺都會設有常規籌款預算額度,近期大量網友集中捐款,短時間內就把預算“沖滿”,因此系統自動暫停了“單次捐款”的通道。
最新數據顯示,由嫣然天使基金發起的一個項目捐贈人數已超35萬人,收到的公眾捐款也已經超過2400萬元。
1月20日,嫣然天使基金發文回應稱:
將珍惜并妥善將大家的善款持續用于唇腭裂患者的醫療救助項目。按相關制度法規,項目預算已籌滿的,我們將陸續暫停籌款項目,待完成備案補正后再開放捐贈渠道。
這樣的景象頗令人感佩與感慨,也引人扼腕沉思。
01
感佩于李亞鵬的公益堅守。
由于北京嫣然天使兒童醫院被曝因欠租面臨關停,人們這才發現,原來在聚光燈照不到的地方,一直以來,李亞鵬這個飽受爭議的“落魄明星”,以近乎悲壯的方式在為唇腭裂兒童默默付出。
鏡頭前,一個為公益事業奔走、坦誠面對困境的李亞鵬,在公眾面前迅速完成了從“志大才疏”到“俠之大者”的形象切換。
2006年,李亞鵬與王菲共同發起嫣然天使基金。北京嫣然天使兒童醫院則是中國首家民辦非營利性兒童綜合醫院,由李亞鵬、王菲等人于2012年創辦,以唇腭裂序列治療為核心,覆蓋0—16歲患兒的外科修復、正畸、語音訓練、心理咨詢等項目,已納入北京醫保定點范圍——基金和醫院之名“嫣然”,正是取自他們的愛女李嫣之名。
得益于王菲與李亞鵬的名氣,很多人知道,李嫣是一個先天性唇腭裂患者。“嫣然”這個名字,體現的正是一份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情感。
據了解,單臺唇腭裂修復手術成本約為1.2萬元,其中免費手術的全部費用由嫣然天使基金承擔,包括術前檢查、手術費、術后護理及患兒家屬的交通補貼。至今,醫院累計完成1.1萬余臺唇腭裂手術,其中7000名患兒享受全額免費治療。
02
感慨于社會人心的溫熱。
“給李亞鵬捐款” 的話題流量,在48小時內突破20億。
有人捐款時留言 “少喝兩杯奶茶,留住孩子們的微笑”;有人匿名轉賬1萬元后,留下 “別讓公益輸給現實” 的告白。
作家六神磊磊就坦言,自己沖動之下為嫣然醫院捐了1萬元。
當當創始人李國慶也在社交平臺宣布,已向陷入關停危機的北京嫣然天使兒童醫院捐款100萬元。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股熱潮并未局限于捐款。
據鳳凰網《風暴眼》報道,1月16日李亞鵬的直播觀看人次超500萬,銷售額沖到750萬到1000萬之間;次日的直播觀看人次突破800萬,銷售額進一步攀升至1000萬到2500萬,沖上某音平臺年貨熱賣榜榜首,超越董宇輝、蔡磊等頭部主播。
一周漲粉100萬,60秒視頻廣告報價8.1萬元,李亞鵬帶貨的茶具甚至被網友“買破產能”,不得不停播30天,品牌方數百名員工每日加班至凌晨趕貨。
李亞鵬曾說, “我人生的最大錯誤,就是情懷遠大于能力。” 但是,網友們發現,在這個世界上,有時候情懷比能力更珍貴、更稀缺。他們力挺李亞鵬,是怕這個世界連最后一點純粹都沒了。
正如有網友所說,“我們怕李亞鵬無路可走,本質是怕自己內心的理想主義無路可走。” “這個世界不需要完美的英雄,但需要不放棄的理想主義者。”
03
不過,再熱烈的情緒,也無法解開李亞鵬及嫣然天使兒童醫院的困局。
35萬人的捐款形成一道善意的洪流,在法律和現實的堤壩前被迫拐彎——嫣然天使基金籌集的善款,依法不能用于支付醫院的房租。
嫣然天使基金與嫣然天使兒童醫院的本質區別,是理解這場困局的關鍵。前者是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旗下的唇腭裂專項基金,具備公開募捐資質,其籌集到的資金只能用于唇腭裂救助項目,不能用于醫院運營;后者則是民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不具備公開募捐資格。
這一點,李亞鵬此前也作出了澄清:“盡管兩者有共同的愿景,但它們是兩家獨立機構。”
也就是說,涌入嫣然天使基金的公眾捐款,與醫院需要支付的租金在法律上是兩條無法交叉的平行線——熱心公眾如果想幫助嫣然醫院,現在只有通過“銀行賬號打款”這個唯一渠道。
網友最初的樸素愿望——“是不是捐夠2000萬,醫院就可以不搬遷”,映射出公眾愛心與公益事業復雜現實之間的認知鴻溝,也揭示了當代中國公益生態的復雜性。
在感性的慈善沖動與理性的制度約束之間,在個人的情懷堅守與機構的可持續發展之間,公益事業需要尋找新的平衡點。
04
嫣然醫院的困境,本質上是中國民辦非營利機構普遍面臨的可持續性挑戰的縮影。它依賴于不穩定的捐贈收入與創始人個人的巨大投入,當運營成本(如翻倍的租金)陡增時,脆弱的資金鏈便瞬間緊繃。
此次為李亞鵬(實際上是為“嫣然天使基金”)海嘯般的捐款,雖然能為幾千名唇腭裂患兒帶來希望,但它更像一次針對具體救助行動的“超額認購”,而非對機構長效運營機制的根本性修繕。
因此,這起事件真正的價值,或許不在于幫助某個人“翻身”,而在于它將民辦非營利機構如何實現“自我造血”等話題,再次置于公共視野之中。
事實上,名人效應通常不具有可持續性,把醫院聲譽和名人形象深度綁定,存在不可預知的風險,更需要建立專業和可持續的公益體系。
比如,對嫣然天使兒童醫院來說,申請政府購買服務或租金補助減免、鼓勵社會資本通過公益信托、影響力投資等創新方式參與等,都是轉型與出路之一種。
總之,一個健康的社會,善意應有制度護航。“嫣然之困”應成為中國公益慈善事業走向專業化、制度化的轉折點,而非一曲情懷的挽歌。
祝福李亞鵬。
希望并相信,理想主義在這個時代并不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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