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0歲的楊善洲退休后，卻拒絕組織安排：我要回家鄉去種樹

1973年仲夏，保山地委的一次現場會上，群山盡是黃土，大亮山裸露的山脊被烈日炙烤得發白。會場上人多言雜，唯獨楊善洲低頭在筆記本上畫樹，他嘀咕一句：“早晚得讓它綠起來。”一句自言自語，被身邊的同事記了下來。誰也沒想到，這句話會在十五年后變成他人生的下半場主題。

1944年，20歲出頭的楊善洲挑著彈藥糧草，奔走在滇西的崎嶇山道。轟炸機呼嘯而過，爆炸聲讓山谷發顫。有人勸他留下性命要緊，他回答得干脆：“國家有難，哪能躲？”這一年，他失去了與他一起趕路的表弟，但從未動過退意。回村后，他把挑傷留下的厚繭看作勛章，也把那份“要做可靠的人”的念頭刻進心里。

1951年至1960年代，楊善洲在施甸、保山一線任職。有人統計，他每年有三百天以上在田里，草帽、草鞋、扁擔三件套從不離身。老鄉們愛給干部起外號，“草鞋書記”就這么傳開。趕上插秧，他蹲在田埂邊卷起褲腿；秋收時，他握鐮跟著收割隊一路揮汗。吃飯付錢、住村不擾民，是當地人對他的共識。其實那幾年他已是縣委書記，可誰見過書記掏腰包給社員買鋤頭的？

1963年大旱，糧食減產，學生頻頻輟學。教員被抽去支農，課堂幾近空蕩。楊善洲把縣里干部叫到一張破木桌旁商量，末了拍板：“老師回講臺，地我來想辦法。”縣里隨后辦起一批半工半讀學校，教室是竹棚，黑板是木炭抹墻，可掃盲效果顯著。老漢學會寫自己名字時，握著他的手直笑，他卻只說一句：“念書，才有力氣和窮日子算賬。”

到了1988年4月，年滿六十的楊善洲從保山地委書記的位子上光榮退休。省委書記普朝柱親自登門，言簡意賅：“來昆明吧，人大常委會還需要你。”楊善洲搖頭：“城里我住不慣，我得回山里忙正經事——種樹。”客廳里一陣沉默，最終形成了決定：在大亮山成立縣屬林場，他任義務指揮長，不拿工資。

大亮山當時的模樣，只能用“光禿”來形容。過度放牧、毀林開荒，讓土層被大雨沖得精光，野櫻桃都活不下去。鄉親們苦著臉說：“種啥都不活，您這不是白折騰么？”楊善洲卻拿著拐杖在山腰丈量坡度：“樹能活，人得先服氣。”

林場初建，吃住靠窩棚，四處透風。山里濕氣大，衣服晾一周仍是潮的。海拔二千六百多米的夜晚比人想象中冷，醒來被子表層薄霜如鹽，頭發僵硬。楊善洲頂著花白頭發，圍著火盆寫造林筆記，還要查苗圃。有人問他：“住這地方不難受？”他順手抹掉凝在眉毛上的冷霜：“等樹長起來，風小了，就暖和。”

修路是第一大難題。外頭請工程隊要價十幾萬元，他干脆拎著量尺親自勘線。三十來名林場工人搭配幾把鋤頭，一米一米往前摳，14公里山路硬是用一萬元打通。副省長來林場，見他住在油氈房，心疼地批了錢蓋磚木結構新樓，他卻把樓讓給技術員。有人抱怨他太“摳”，他擺擺手：“我在山里涮口都用冷水，不缺這點舒坦。”

楊善洲的退休金原本不高，每月兩百余元，他反拿出大半給林場發補貼。場長白洪學實在心疼，塞給他五百元生活費。他轉身請廚師加菜，端到工棚里：“多吃一口是一口，樹多活一棵值一棵。”雙方僵持許久，最終定了每月七十元伙食補助，后來調到一百元。直到1996年物價飛漲，他仍認為“夠用”。

植被漸起色后，楊善洲又引進核桃、云茶、咖啡等經濟作物。山腳下的溪水清了，過去挑水得翻兩座嶺，如今小渠繞村。林場盈余逐年攀升，到2000年代已累積三億多元資產。他卻從未拿過分紅，反倒動員兒女賣掉縣城剛蓋的房子，把欠債還清。有人取笑他“虧本買賣”，他只輕描淡寫：“賬要算長遠。”

2009年11月，耄耋之年的楊善洲把大亮山林場整體無償交給國家。施甸縣想獎勵十萬元，他連夜寫信回絕。保山又追加二十萬元，他推辭不過，收下后立即分三筆捐出：一半送到保山一中，三萬給林場建瞭望哨，三萬用于山下村公共澡堂，剩下四萬塞進妻子枕頭底下。老太太翻出錢嚷道：“你也知道留家里呀。”屋外柴火噼啪，他笑不作答。

翻看老人的遺物，有一張1978年的戶口遷移表，空白如新。那年政策允許他把家人全部轉城鎮戶籍，他卻把表格壓在抽屜深處：“八億農民守著土地，我們憑什么走？不合算。”近四十年過去，黃紙脆得一折就裂，卻見證了一位老農家子弟的倔強。

2010年10月10日，楊善洲在昆明離世，終年83歲。消息傳回大亮山，工友們沒急著辦喪事，而是掄鋤頭跑向育苗區——再多栽一棵，再多護一株，是他們能想到的最好致意。山風吹過，松濤作響，那些被楊善洲親手覆土的幼樹，早已連成數萬畝綠海。高處俯瞰，曾經的“白頭山”如今青浪漫卷，村里的孩子跳進清渠打水仗，老人們說：“楊書記回來了，他就在這片林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