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公益的“圣徒陷阱”，陳行甲年薪70萬真的多嗎？

注：本文由陳行甲先生的薪酬爭議而起，他以后會不會翻車也不知道，也不是為他領70萬年薪辯護，只是討論下是不是“公益人”就該是“清貧”“無私奉獻”的“圣者”。

這幾天，隨著李亞鵬口碑的反轉，另一位著名公益人陳行甲因被曝2024年在基金會領取約73萬元年薪，引發公眾對公益人薪酬的討論，卻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不知是不是迫于輿論還是早有計劃，2026年1月18日，他發布視頻回應，決定在未來完成交接后，不再從基金會領取薪水；次日，新東方集團宣布聘請他擔任總顧問，其個人薪酬將與基金會分離，“道德君子”們好像贏了。

真不知有爭議的人是怎么想，陳行甲是管理型人才，如果他真只為錢，他辭去縣委書記后有大把企業愿意用超百萬年薪請他。

很多人根本沒把“機會成本”擺到臺面上，陳行甲辭掉的是縣委書記，以他當時的為官聲譽，如果走企業路線，以“網紅前官員、清華公共管理碩士、全國脫貧攻堅獎獲得者”的履歷，拿一份上百萬的offer并不難；

他卻選了公益，一個既無股權、也無政治晉升空間、還要被放在放大鏡下挑剔的賽道。

換句話說，他放棄的“隱形收入”早就遠超那70萬，揪著工資數字不放的人，要么沒算過機會成本，要么潛意識里把“公益”當成道德流放地：只要你踏進來，就必須自動切換到“清貧模式”，否則就是“人設翻車”。

企業里花百萬請管理人才，大家覺得“市場規律”；公益里給七十萬，就被質問“你怎么敢”？這等于告訴所有跨界人才，“千萬別來，來了就貶值”。

爭議本身并不只是薪酬數字，而是社會給公益人預設的“圣徒濾鏡”；只要站到道德高地，事實就不必復雜，公益在中文語境里也常被默認為一種“自我犧牲”。

于是，公眾的心理模型常常是二選一，要么你清貧無私，所以你可信；好果你拿錢辦事，那么就可疑，把一個本該按治理、合規、績效來討論的現代行業，強行壓回到“清白或不清白”的古典戲臺。

但公益并非簡單發錢，現實也并不按戲臺的規矩，現代公益要做的事，比“發錢”復雜得多，項目設計、財務合規、審計、風控、跨部門協作、數據追蹤、評估迭代……這些都需要專業能力，也需要穩定團隊。

把公益人鎖進“必須吃苦、必須清貧”的道德框架，本質上是在說，這個行業不配擁有專業主義。

結果可能顯而易見，能干的走了，會演的留下，更諷刺的是，原本想用更高道德標準篩掉“壞人”，最后往往篩掉的是“能做事的人”。

把“管理成本”當成天然的壞東西，可能是許多人對公益最深的誤解之一，好像只有直接發到受助者手里的錢才算“善”，其余都是“損耗”。

可一個簡單的常識是，沒有管理規則制度，就沒有可持續；每筆錢都有憑有據；每個項目可核查、可追蹤；每個環節防舞弊、防挪用，這些希望都不是免費的；民政部等部門印發的規定里，管理費用的范圍就明確包含行政管理人員的工資、獎金、社保公積金等；同時對慈善活動支出與管理費用也設定了比例要求，并強調要在年度報告中披露。

換句話說，現代制度并不要求公益機構“用愛發電”，制度真正要的是，邊界清晰、口徑一致、公開透明、比例合規。

所以，真正該盯的是，錢從哪來（是否合規、是否存在利益輸送），錢到哪去（項目效果是否真實、是否可復核），誰來監督（治理結構、關聯交易、審計與信息披露是否完整）。

而陳行甲管理的“恒暉基金會”，八年來累計撬動社會捐贈近億元，項目覆蓋廣東河源、青海、甘肅等地，直接受益大病兒童與青少年超過10萬人次，其運營費用（含薪酬）單獨列賬、不占用項目善款，并通過年度審計和民政部門抽查保持透明，管理費比例（約3.1%）遠低于國家規定的10%上限；連續獲評“5A級社會組織”。

你可以不同意它的策略、質疑它的項目、追問它的績效，但討論應該回到“賬本與結果”，而不是“苦不苦、像不像圣人”。

“無私奉獻”聽著很高尚，但在公益事業中卻很殘酷，要求別人“燃燒自己”的道德綁架，是對善意最昂貴的浪費，它把社會問題的解決，建立在少數人的長期自耗上；而自耗這件事，既不穩定，也不可復制。

一個行業如果默認從業者必須犧牲體面生活，最終會變成個人燃盡、組織脆弱；長期高壓、高負荷、低回報，最常見的終點不是“更偉大”，而是倦怠、抑郁、離開；不敢投入系統、不敢建設人才梯隊、不敢做風險控制；機構只能靠創始人“一個人撐著”，創始人一退，機構就塌；以為自己在贊美“無私”，其實是在把公共事務外包給苦行者；可公共事務從來不該靠苦行者維持，它應當靠制度、專業與協作維持。

所以，公益的“道德潔癖”，省下的往往是小錢，浪費掉的卻是信任、人才、長期能力與規模化效率。

讓好人“有好報”，不是功利，不只是愿景，而是文明的成本核算；如果一個社會持續讓“做好事的人吃虧”，它鼓勵的只會是不差錢的“慈善貴族”和擅長講故事的“道德演員”，卻可能讓有能力、愿意做事、但需要養家糊口的職業公益人被擠走了。

于是公益行業便永遠很難“像個行業”，只能像個“道德舞臺”，舞臺上要么是圣人，要么是反派；中間那條現實世界里最需要的道路（專業、克制、可核查）反而沒有位置。

陳行甲拿70萬的爭議，本質上是在提醒我們，監督不該停留在“你拿了多少錢”，而該推進到，怎么定薪、怎么花錢、有何成績，如何被制衡。

我們太習慣用“獻祭”來證明純潔，用“清貧”來驗證可信，用“苦行”來換取安心。

可真正能減少痛苦的，從來不是更多人的自我燃燒，而是一套能讓普通人長期參與、能讓專業主義生長、能讓賬本與結果公開可核的系統。

只有當監督成型，制度立住，公益就不再需要“圣人背書”，社會也會逐漸明白，讓公益人活得體面，不是對道德的背叛，而是讓善意可以長期運行的基礎設施。

可持續的向善，才是真正的向善；讓好人“有好報”，不是雞湯，是社會理性；讓公益“做得專業”，不是奢侈，是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