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的禮炮聲,李作鵬在北京城樓下的受閱方陣?yán)锫牭们迩宄D且荒辏鍤q,胸前掛著十年轉(zhuǎn)戰(zhàn)留下的勛績章,正意氣風(fēng)發(fā)地迎接新世界的黎明。誰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這位曾經(jīng)的軍長、海軍政委,會被隔離審查,并且為一日三餐里的酒肉問題鬧出不小的風(fēng)波。
1971年9月,“571工程”事件余波未息,李作鵬作為林彪集團重要成員被緊急控制。對外,他仿佛蒸發(fā);對內(nèi),他被送到一處警衛(wèi)森嚴(yán)的院落。最初的伙食參照普通戰(zhàn)士標(biāo)準(zhǔn):早上玉米面粥,午晚米面交替,青菜腌蘿卜蘸鹽巴。看似說得過去,李作鵬卻吃不下。桌上碟子一推,筷子折在掌心,“首長,今天沒有魚。”警衛(wèi)低聲通報。“那就作難了。”李作鵬沉下臉,場面頗為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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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改善飲食并不是一時犯懶。早在抗戰(zhàn)時期,李作鵬就以“能吃、能喝”著稱。1938年初到晉察冀前線,他在日記里寫下“今日繳獲肥豬一條,油花漫鍋,士氣大振”。長征途中紅米飯南瓜湯照樣吞,但只要有條件,他總想辦法給戰(zhàn)士加菜。久而久之,對“油星子”產(chǎn)生了依賴。建國后調(diào)進海軍,艨艟巨艦固然新奇,更讓他留戀的卻是海邊漁港每日新鮮的活魚、黃酒與老白干。1965年北海艦隊演習(xí),他一天連喝三場,“都是干杯,不拼不行”。部長勸他注意健康,他擺手大笑:“我這人,吃得香、喝得好,才能打硬仗!”
然而,“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句古訓(xùn),在審查期間對他而言幾乎成了魔咒。監(jiān)室里的三餐不僅油水少,還常年一味辛辣。李作鵬江西出身,少年時也吃辣,但隨著年歲漸長,加上多年的痔瘡毛病,他早已不敢多碰。胃口差、情緒燥,他常常干脆絕食抗議。有一次干警推門查房,看到滿地飯菜,碗都摔碎,后勤只得另起爐灶。
上級獲悉后,考慮到他年近花甲、身體內(nèi)外多病,批下“適當(dāng)照顧”的條件:在其住處隔壁臨時砌一間小火房,每天額外補貼六角錢,允許自選食材,豬肉、鮮魚、雞蛋可按營養(yǎng)標(biāo)準(zhǔn)供應(yīng)。酒不能天天有,但周日與節(jié)慶日可發(fā)二兩白酒,用小玻璃瓶封存。他的情緒這才緩和,散步、看書、練字重新安排進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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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每日無肉不歡”的信條始終未改。進入八十年代后,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同遭“保外就醫(yī)”,先后遷至不同城市。幾位老同僚偶爾通信,最大的話題依舊繞不開“吃”。李作鵬給吳法憲寫信,聊起自己新得的醬鴨做法——“以紹酒浸一宿,文火慢燉,湯汁見底方好”,末尾還不忘囑咐“酒得純糧,莫喝摻香精的”。看得出,舌尖上的記憶成了他與往昔軍旅生涯之間的某種連接。
1990年代初,他在南昌被安置在郊外的一棟小干休所。每天早晨天剛破曉,扶著柚木手杖走上院外小河堤,一圈大約兩公里,慢慢踱一小時。回來后照例喝一小盅白酒,合著熱氣騰騰的腸粉下肚。他說,這一口熱酒能讓人的心臟敞開,從眉間舒展到腳底。醫(yī)護人員勸他少喝,他笑而不答。畢竟,整整三十年的軍旅生涯里,他見慣了槍炮,也習(xí)慣了戰(zhàn)場前線拉住土灶就燉肉的日子,要他戒酒如剜肉斷骨。
2004年,他滿九十歲,自覺身體依然硬朗,便總結(jié)了自己的“長壽四訣”。不乏俚氣,卻流水般自然:一曰能吃,早上粥配榨菜,中午一盤紅燒肉,晚飯一定得有魚;二曰能睡,六小時足矣;三曰能走,散步讓關(guān)節(jié)不生銹;四曰能讀,眼不花則心不老。看似樸素,其實暗合了“起居有常”與“動靜相宜”的養(yǎng)生邏輯。
然而,相比后來被多年牢獄和審查折磨的同僚,李作鵬的“幸福感”大多建構(gòu)在飲食和小愛好上。黃永勝病逝于1983年,享年七十歲;吳法憲逝于2004年,邱會作則在2002年故去。李作鵬最后一個離世,2009年初心臟驟停,終年九十五歲。塵埃落定時,曾經(jīng)的海天雄鷹、驅(qū)逐艦編隊總指揮,已與那些血與火的年頭一起封存在歷史檔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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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他的軍旅軌跡,自1930年吉安參加農(nóng)民武裝,到1934年隨紅一方面軍長征,再到解放戰(zhàn)爭中升任某野戰(zhàn)軍縱隊副司令,李作鵬的戰(zhàn)功并不遜色。但自1960年代后期卷入政治漩渦,人生軌跡急轉(zhuǎn)直下。榮華肅殺之間,僅剩餐桌是他最后的固守。有人說他貪圖享受,其實扎根背后的是慣性:長期的高脂飲食已經(jīng)塑成本能;突然剝奪,不止是味覺失落,更象征身份墜落。這種心理落差,讓他寧愿與白米玉米死磕,也不愿在看護面前“低頭”。
當(dāng)然,也不能忽視身體本錢。他自稱每日散步一小時,外人常見他背手在庭院踱來踱去,偶爾還挺直身子做深呼吸。醫(yī)護記錄表顯示,他直到八十八歲肺活量仍接近青壯年水平,血壓基本平穩(wěn)。有人拿此夸他強悍,他卻苦笑,“打仗時沒有紅燒肉可吃,也沒死,原來是命大。”話雖輕,但緊攥的手指泄露出另一層擔(dān)憂:人生暮年,往事堆積,剩下的只剩美食和舊書。
關(guān)于書,他偏愛兵書。住處墻角的木架上,排著《孫子兵法》《拿破侖戰(zhàn)爭史》《海國圖志》和《福熙譯電報學(xué)》。晚飯后,他給自己沏濃茶,戴老花鏡,一頁頁翻。有人問他為何不看點輕松點的?他搖頭:“看慣了戰(zhàn)陣,寫字讀史就像聽炮聲,有味。”這種“有味”,恰如他對酒肉的執(zhí)著——刺激神經(jīng),提醒自己曾經(jīng)真實地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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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視的是,李作鵬的“口腹之欲”也帶來了副作用。九十歲后,他糖脂代謝失衡,血糖常年偏高。負責(zé)護理的女醫(yī)生苦口婆心勸阻,他卻只答一句:“醫(yī)生治病,我治嘴。” 2003年冬,他突發(fā)胃出血送醫(yī)急救,終于被迫割愛,每周控制在兩次小酌,肉類也改為清燉。住院期間,他給老部下一再寫信:“戰(zhàn)場上子彈都沒把我撂倒,這幾兩豬肉要是送我上路,也算命。”
時間沖淡了眾多爭議,卻保留了一些側(cè)影。有人記得他在海軍機關(guān)的豪爽請客,也有人憶起那年冬天他把餐盤摔得震天響。不管外界如何評說,李作鵬一生始終離不開“吃”與“戰(zhàn)”。九十五載風(fēng)霜,戰(zhàn)火硝煙早成舊檔,那口滾燙的肉湯卻始終浮在記憶最上層——油星翻涌,熱汽蒸騰,仿佛軍號聲仍在遠方回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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