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幾年前當時寧愿自損八百也要跟著美國把華為5G設備拆個精光,甚至單方面撕毀了不少商業協議。
可時間到了今天,風向似乎完全變了。就在去年1月,英國財政大臣竟然帶著央行行長和匯豐、渣打的一眾高管,浩浩蕩蕩組團來華,不僅重啟了中斷6年的經濟財金對話,還一口氣簽下了69項合作協議。
這不禁讓人好奇,曾經那個“高冷”的日不落帝國,怎么突然放下身段,來找我們“求合作”了?這背后到底藏著怎樣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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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不落到“原地踏步”
看看英國現在的家底,看看他們到底急在哪兒?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現在的英國經濟,那就是“原地踏步”。
從2022年到2024年這三年里,英國的人均GDP年增長率幾乎就是一條直線——零增長。雖然2022年賬面上看著好像還有點增長,但那是因為通脹把數字吹起來了,實際上到了年底經濟就開始萎縮。
在七國集團(G7)里,英國是唯一一個經濟恢復得如此艱難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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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投資環境。大家知道資本是最聰明的,哪里有錢賺就往哪里跑。可英國現在的商業投資水平在G7里直接墊底,在經合組織(OECD)30個成員國里排到了第27位。
這是什么概念?基本上就是沒人愿意往這兒扔錢了。為什么?因為沒信心。長期的經濟停滯讓英國陷入了一個怪圈,沒錢投資導致生產率上不去,生產率低導致工資漲不動,工資不漲老百姓就沒錢消費,沒消費企業就更不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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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率上不去,工資自然難以增長。對于英國普通家庭而言,最直觀的感受是生活成本危機。雖然名義工資似乎在漲,但扣除通脹因素后,實際購買力卻在縮水。
為了填補財政缺口,2022至2023財年,英國的總稅收占GDP比例攀升至35.3%,創下了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值。企業面臨高稅收和高運營成本的雙重擠壓,投資意愿進一步降低。
這種“低增長、低投資、高稅收”的惡性循環,被經濟學界稱為英國“失去的十五年”。
面對這樣的經濟基本面,2024年保守黨在大選中遭遇歷史性慘敗,創下1832年以來的最差紀錄,也就不足為奇了。工黨上臺后,擺在他們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必須找到外部增量來打破這個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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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與緊縮的雙重暴擊
英國經濟落到這步田地,很多時候是自己造成的。主要就是兩件事:脫歐和財政緊縮。
先從脫歐說起。當年不少政客喊著“拿回控制權”“全球英國”的口號,告訴老百姓脫了歐就能更好地擁抱全世界。結果呢?擁抱沒見到,麻煩倒是來了一大堆。脫歐直接給英國企業套上了枷鎖。
以前英國的奶酪商把奶酪賣到歐洲,就像從北京寄快遞到天津一樣方便,半天就能到。現在不一樣了,光是報關單、原產地證明這些文件,堆起來就比奶酪本身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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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車貨在邊境堵上三天是常有的事,還得花錢租冷藏設備保鮮,本來賺的錢都被這些額外成本耗光了。
有數據顯示,因為受不了這些繁瑣的手續和高昂的成本,超過一萬六千家英國中小企業直接放棄了歐盟市場。這些中小企業本來是英國經濟的毛細血管,現在毛細血管堵死了,經濟自然好不了。
還有蘇格蘭的漁民,海鮮最講究新鮮。現在漁貨運到歐盟,通關查驗平均要5個小時。等貨物到了歐洲市場,新鮮的海鮮都快變成干貨了,這生意還怎么做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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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財政緊縮。2008年金融危機后,英國政府為了省錢,大幅削減公共開支。這招看著精明,其實是在毀自己的根基。修路、修橋、升級電網,這些基礎設施建設都需要錢。政府不投入,基礎設施就會老化。
現在英國的火車晚點是家常便飯,公路上坑坑洼洼,寬帶速度在發達國家里也排在后面。基礎設施跟不上,企業的運營效率就低,成本也會跟著上升。
有估算說,英國要想把公共服務水平提升到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至少得花5000億英鎊。這筆錢,英國政府自己肯定拿不出來。所以他們只能把目光轉向國外,找能幫他們搞建設、做投資的伙伴。
英國搖擺的對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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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種內外交困的背景下,英國開始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系。回顧過去十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經歷了一次劇烈的“過山車”。
2015年,中英關系曾被定義為“黃金時代”。當時的卡梅倫政府出于對經濟利益的理性判斷,大力推動核電、通信等領域的合作,甚至頂住壓力成為首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大國。那時的邏輯很清晰:利用中國的市場和資金,鞏固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通過合作帶動英國基礎設施更新。
然而,隨著國際地緣政治風向的轉變,特別是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英國的政策開始急劇轉向。到了約翰遜和特拉斯時期,政治考量壓倒了經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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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泛化“國家安全”概念,不僅叫停了華為參與5G建設,還單方面撕毀了多項已經達成的合作協議。這種做法雖然迎合了盟友的戰略需求,但對英國自身的經濟利益造成了實質性損害。
5G建設的延遲推高了通信成本,撕毀協議則讓英國損失了大量的投資機會和就業崗位,更嚴重的是,這種政策的反復無常損害了英國作為商業伙伴的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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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進入2025年,面對國內沉重的經濟壓力,新一屆英國政府意識到,單純的意識形態對抗無法解決吃飯問題。盲目追隨美國的“價值觀外交”并不能給英國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補償。于是,我們看到了2025年1月的那一幕:英國財政大臣里夫斯帶隊訪華,重啟對話。
這次訪問不僅僅是形式上的破冰,更有著實質性的內容。雙方簽署的69項協議涵蓋了能源轉型、金融服務、醫療健康等多個務實領域。
這表明英國政府正在試圖將經濟合作與政治分歧進行某種程度的切割,回歸到利益驅動的軌道上來。不過,我們也注意到,英國在衛星、遙感等所謂“敏感”科技領域的合作上依然保持謹慎,顯示出其在“去風險”框架下的防備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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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容易但取信太難
雖然中英重啟了經濟財金對話,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關系已經完全恢復如初。
對于中國企業和投資者來說,英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不僅僅是經濟指標的疲軟,更是政策確定性的缺失。
短短數年間,英國更換了5任首相、7任財政大臣和8任商業貿易大臣。每一任新領導的上臺,往往伴隨著政策的推倒重來。
稅收制度的頻繁調整、產業政策的朝令夕改,讓企業難以制定長期的投資計劃。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性,是阻礙中英合作深化的最大隱形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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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英國社會內部的撕裂也在影響其對外政策的連貫性。脫歐雖然已經完成法律程序,但其造成的社會裂痕至今未愈。
不同群體對于國家發展方向的認知存在巨大差異,這導致政府在制定長期戰略時往往受到民意掣肘,難以保持定力。
對于英國而言,此次組團訪華無疑是一個積極的信號,表明其試圖通過加強對華合作來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但要真正贏得合作伙伴的信任,英國還需要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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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需要證明自己有能力制定并執行長期穩定的對外經濟政策,證明自己能夠在盟友壓力和自身利益之間保持獨立的平衡。
英國從單方面毀約到組團求合作的轉變,是經濟規律對政治任性的糾偏。面對“失去的十五年”和脫歐后的結構性困境,英國不得不回歸務實。但這種回歸能走多遠,取決于英國能否重建政策的連續性和國際信譽。
畢竟,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機會只留給那些守信且穩定的合作伙伴。英國這次的“回頭”,究竟是權宜之計還是戰略調整,時間會給出最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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