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二日,臺北醫院的病房里靜得出奇。八十四歲的老人合上了眼睛,守在床邊的親友嘆息聲雜成一片。此人正是昔日“太行王”龐炳勛。許多人并不知道,二十年前,他曾在太行山洞口指著老部下孫殿英破口痛罵,卻轉身把自己的人生推向萬劫不復。時間滑回一九四三年春天,那段被塵封的往事至今仍讓人不寒而栗。
三月末,太行情勢吃緊。日本華北方面軍傾瀉二十萬兵力,打算把游蕩在晉冀豫邊區的國共兩軍一網打盡。阜平縣至壺關數百公里山嶺上,山火與硝煙連成一線。李宗仁的第五戰區來不及增援,只能電令二十四集團軍硬頂。龐炳勛坐鎮林縣,孫殿英的新編第五軍在側翼,表面看起來兵力勉強過得去,暗地里卻早已松散成沙。
說到孫殿英,許多老兵想起的第一件事不是打仗,而是盜陵。盜光慈禧珍寶那一年他才三十三歲,手里起碼攥了兩卡車軟玉和真金。原以為靠軍閥混戰能撈一輩子,誰料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面爆發,他跟著龐炳勛被編進二十四集團軍,對日作戰績居然還不差。可惜人性中的貪與詭從未消失,打不過時他第一個想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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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日,晨霧未散,林縣外圍炮聲炸開。孫殿英先下了一道密令,撤至二線陣地。緊接著,他切斷了與集團軍司令部的電話,電臺也靜默。士兵見狀心里都明白:軍長要變戲法了。果不其然,當晚各營營房飄起白布,日軍前鋒一抬望遠鏡,整個防線像突然抽走了骨架。
防線崩潰影響最大的是龐炳勛的主力四十軍。一個上午,三十九師在王快鎮被重兵包圍,幾小時就折損過半。龐炳勛急得滿頭大汗,只得帶著心腹和獨子龐慶振向深山里跌沖。日軍旅團長磯谷命令散開為網,務必抓住這位“中國軍區司令官”。此時的龐炳勛掩身窮谷,幾度欲自裁又下不去手,真正的煎熬卻在于——毒癮。
吸食鴉片是舊軍界的痼疾,龐炳勛也未能幸免。更要命的是,孫殿英早年就用摻了海洛因的洋煙逢迎老上司。躲進山洞后,三天不到,龐炳勛渾身抽搐,眼里只剩“煙土”二字。咬牙撐到第十二天,他終于把副官叫到身邊:“下山,帶兩匹銀子,務必弄幾根好煙來!”副官領命而去,卻在山腳被喬裝的孫家軍盯上。
抓到活口,孫殿英立即循線摸上山洞。久違的鴉片、熟悉的下屬,再加上日軍的包圍,堅硬的意志像被春雨淋透的土墻,說塌就塌。見面第一句話,龐炳勛還是要掙扎。他指鼻破口大罵:“孫麻子,你壞我名節!老子原想學岳鵬舉!”孫殿英笑瞇瞇敬上一桿煙,回道:“老上司,岳飛若活到今日,也得審時度勢。”幾句對答,悲涼已昭然若揭。
五月初,龐炳勛被押至新鄉,在中村正雄面前寫下投降書。汪精衛得訊,拍手稱快,旋即任命他為偽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孫殿英為副職。日方心機淺顯——把兩個臭名昭著的大人物綁在同一條繩子上,既可分化國軍,又能充當炮灰。
然而,偽軍的帽子并不好戴。龐炳勛夜深人靜總愛掂量:從滄縣到臨沂,自己曾領著一萬三千人拚命死戰;張自忠流盡最后一滴血時,他卻在北平大煙館里等補給。良心和恐懼日日對撞,折磨得他形容枯槁。先遣軍司令蔣鼎文見縫插針,以舊交名義派人秘密聯絡,遞上紙條:“回頭吧,還來得及。”
龐炳勛猶豫了。他沒忘記西北軍舊部情誼,也沒忘記蔣介石對自己的恩養。于是悄悄籌劃,打算帶部分嫡系南撤黃河,再圖自新。可行密訊泄漏,原因無他——孫殿英在偽司令部里插滿暗樁。日軍聞報,直接闖入龐宅,將其押往開封軟禁。對外宣稱“保護大臣安全”,實際是圈養備用。
一九四四年三月,華北治安形勢更緊,岡村寧次干脆把老龐轉移到北平,給了美食、良馬,卻派憲兵二十四小時盯防。至此,龐炳勛手中再無兵權,只剩一條命。那年秋日,他的女兒來探望,低聲問:“爹,您當初若是戰死,豈不光彩?”老人沉默許久,搖頭嘆道:“此事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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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華北沸騰。龐炳勛設法求得自新,在重慶國民政府的公函里,他又成了“悔悟歸正人員”。蔣介石念及舊情,給了他個先遣軍司令的空銜,讓他自謀生路。可歷史大勢翻卷得太快,國府節節敗退,他麾下那點殘兵夾縫求生,終在河南被解放軍消化。
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南京城內風聲鶴唳。這位昔日山西悍將自知無處容身,只得攜家口渡海赴臺。有人勸他再搏一回,他搖頭苦笑:“老了,打不動了。”在臺北,他與老部下孫連仲合開小飯館,賣的是北平炒肝、河南燴面,偶爾也泡一壺鳳凰單樅自斟自飲。門口的招牌寫著“兄弟食堂”,卻見不到半點當年戎馬生涯的痕跡。
令人玩味的是,孫殿英未能追隨堅船利炮遠遁。解放戰爭時期,他栽在了野戰軍的合圍里,雖得優待,卻因鴉片癮疾命喪黃泉。有人說這是報應,也有人說是宿命。兩位“難兄難弟”,一個死在異鄉的病榻,一個客死獄中,無不映照出亂世武夫的灰暗結局。
細究龐炳勛的一生,可謂“駁雜”二字。早年在曹錕、馮玉祥、吳佩孚、蔣介石、閻錫山之間來回搖擺,幾易麾幟;論戰功,他打過滄縣、鏖戰臨沂,血戰時的勇銳無人否認;論節操,卻在一九四三年被鞭炮般的槍聲和鴉片煙管徹底擊垮。若單看半生功業,他本可像張自忠一樣,被后人記在烈士祠中;可歷史終以投敵一章給他定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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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當年的太行大掃蕩,八路軍在同一山脈也受重壓,可人家沒有投降。龐炳勛若能撐住數周,等晉察冀兵團和美式空投援助接上,也許結果不同。遺憾的是,戰場從不給第二次機會。抗戰后期,日軍圍剿雖密,但自身補給已捉襟見肘,一支配備機槍六百挺的國軍若能咬牙死守,未必不能突圍。偏偏孫殿英一朝倒戈,眾人心散,兵敗如山崩。
總結這段史實,人們往往只記得林縣一罵,卻忽視了背后更深的病根:舊軍閥體系衍生的個人恩怨、鴉片流毒、派系斗爭,以及中央與地方的縱橫算計。龐、孫二人在戰爭洪流里皆有武勇,但缺乏穩定信仰,遇到考驗時只剩“保命”本能。時代拋出的難題,最終由他們自己交上了最糟的答案。
若問龐炳勛臨終前是否后悔,一九六三年那間小病房里的沉默已給出回復。歷史不會因為一句“我本要學岳飛”而改變筆觸,成敗得失也不會因死者的眼淚而模糊。戰爭年代,每一次選擇都帶著硝煙味,留存下來的記錄,則冷硬如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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