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界、軍界、工商界和學界這些年慢慢達成一種跨領域共識,大家都覺得中國是印度想成為世界大國的主要外部阻礙。這種看法不是一時沖動,而是經過長時間政策討論和現實對比形成的。它已經深入到印度頂層決策里,成了外交和安全布局的基本思路。
軍方把中國看作頭號安全威脅,國防預算重點放在邊境部署和印度洋力量投射上。工商界擔心中國制造業規模大、效率高,會擠壓印度產業空間,所以呼吁政府出臺保護政策。
學界通過各種報告,把中國發展說成是對印度大國地位的壓制,為這種共識提供支持。這種跨圈層一致,超越了黨派分歧,成了印度決策圈的默認邏輯。
這種共識的根源,一部分來自歷史積淀。印度獨立后,尼赫魯時期就定下南亞地區主導者的定位,繼承英國殖民時期的區域影響。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發生在10月20日至11月21日,印度在實際對抗中處于不利位置,之后對中國的警惕加深,成為長期戰略陰影。
進入21世紀,實力對比更明顯。中國GDP規模約為印度的五倍左右,制造業在全球占比遠高于印度,印度制造業占比維持在較低水平。中國軍工體系自主程度高,印度則長期依賴外購武器。
這些數字擺在那里,讓印度精英層覺得中國影響力擴大,會讓印度在區域和全球被邊緣化,從而把中國定位為必須先清除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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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這個所謂的障礙,印度調整了外交策略。過去的不結盟政策被放下,轉向多向合作。四方安全對話在2007年提出框架,2017年11月重新活躍,印度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強聯合軍演、情報共享和供應鏈合作。
同時,印度拉近與歐洲國家的防務關系,和法國、英國簽署軍備采購協議。在南亞周邊,印度試圖通過經濟援助和貿易安排,影響尼泊爾、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國減少與中國合作。
在印度洋,印度特別關注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2017年該港獲得99年特許運營權后,印度多次外交介入,希望調整合作條款。對緬甸皎漂港,中國企業主導深水港和管道建設,印度也跟蹤項目,評估對能源運輸的影響。
2022年烏克蘭局勢變化后,印度從俄羅斯進口石油比例一度上升到較高水平,但國際制裁讓支付和運輸渠道受限,操作空間縮小。這些動作顯示印度在外部發力,但資源和影響力有限,難以完全改變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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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白了,印度精英層把中國當作外部障礙,其實更多是轉移視線。真正制約印度崛起的,是國內長期存在的結構問題。種姓制度延續帶來社會分裂,貧富差距大,影響國家凝聚力和勞動力質量。
產業鏈不完整,中高端制造依賴進口,低端制造缺少配套,本土高端人才大量流向歐美,難以形成完整工業和技術閉環。中國的發展是自身政策和努力的結果,并非針對印度,兩國之間不是必然零和關系。
如果印度能把精力轉向內部改革,完善制造業體系、提升社會治理、加強職業教育,或許能逐步建立核心競爭力。外部反制消耗資源,卻解決不了根本瓶頸。
世界大國的位置,靠的是自身實力積累,而不是清除某個鄰國。印度如果繼續深陷這種外部執念,忽視內部短板,崛起之路會更難走。只有放下零和思維,專注本土發展,才可能真正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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