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戴笠得知王天木投日的消息后大驚直呼道：這個人要壞大事！

1939年春末，陪都重慶陰雨不歇。軍統駐漢口的加密電報掠過嘈雜的收報室，呈到戴笠案頭：“王天木已抵上海，與日方接洽。”消息才看完，他猛地合上電報，脫口而出：“此人要壞大事！”寥寥八個字，把屋里空氣砸得生冷。跟在旁邊的秘書聽見，不敢吭聲，只悄悄記下這句注定要寫進軍統史的驚呼。

戴笠的躁怒不只是情感爆發，更關乎險局。王天木是他手中最早、也最鋒利的刀。早年兩人在杭州法租界的小旅館里結識，王天木年長十二歲，已是前清進士、浙江高檢廳檢察長。戴笠彼時仍在摸索特務之道，王天木卻能一句“殺伐決斷，方顯忠誠”擊中他的心思。故此，軍統草創那幾年，王天木在南京、北平、天津三地布線，引人、養人、殺人，份額堪比后來的毛人鳳、鄭介民。

時間撥回到1933年。華北風聲鶴唳，張敬堯打著“反赤靖共”旗號暗通日軍。南京擔心華北再添心腹大患，遂讓戴、王二人出手。三月的北平，空氣帶著土腥味。王天木喬裝老書生，陪幾位手下混入帥府茶會上，深夜一槍送張敬堯歸西。槍聲壓在爆竹下，報紙只字不提，消息卻讓蔣介石在日記里寫下“天木可用”四字。

功勞有了，毛病也來了。王天木在天津站待久了，學了一身碼頭味兒——動不動就“拿人”。湯玉麟孫女被綁那回，天津法租界的英警差點翻遍整個三岔河口，才找回姑娘。蔣介石氣得直拍桌子：軍隊紀律不能全毀在一張贖金收據上。戴笠迫于壓力，象征性摘了王的職，卻不久又暗中安插他去上海。

上海此刻已陷淪陷區，軍統上海站被日偽掃蕩后百廢待興。戴笠派王天木當站長，又安插浙大畢業的后起之秀趙理君做副手。二人湊在一塊，火星撞地球。趙理君慣用暗線潛伏，講究“一槍不響”；王天木性子烈，偏好“十步一崗，百米一哨”。手法之爭很快升級為權力拉扯。戴笠本想用“老帶新”，卻忽略了人心里的驕傲。一次碰頭會上，王天木當眾拍桌，“戴雨農若再偏袒新人，老子不干了！”這句話日后成了諷刺他的訃語。

1938年12月，汪精衛抵河內。此人“艷電”甫一發出，整個軍統都在蹲守誰會第一個倒向汪偽。沒想到，沖在最前面的竟是王天木。表面上，他動機復雜：既有與趙理君的明爭暗斗，也有對蔣介石不滿，更有他自認“功高不賞”的冷落。可戴笠心里明白，真正讓王天木轉身的，是他那股半生殺伐積蓄的孤勇——一旦對舊主心灰，什么都拉不回。

1939年電報傳來后，戴笠立刻發布兩道命令：一是封存王天木歷年來經手檔案，所有知情人分散轉移；二是調集汪家碼頭的內部線人，穩住僅存的上海站秘密交通線。動輒生死的歲月里，保密常常高于刺殺。軍統內部流傳一句話：“寧失一線，勿失密電。”而王天木了解的正是密碼本改版、交通站布點、潛伏者身份等所有機密。信息若落入日本憲兵手里，前線所有臥底就跟點燃的鞭炮似的，噼里啪啦全完。

值得一提的是，日軍接應王天木的旅順特高課并未立即信任他。檔案數據顯示，他被軟禁了足足四十天，期間被迫供出數十名軍統線人。老同事們被抓去拷問，有的投江殉節，有的被脅迫簽了偽組織。一時間，滬、津、京三地的軍統網分崩離析，造成的損失在戰后清點才看得明白：僅上海地區就有上百名外圍情報員失聯。

然而日方并非慈善家，用價值衡量一切。1941年后期，情報重要性讓位于資源劫掠，王天木在汪偽里一步步被邊緣化。有人形容他“像在旋轉門里走了太久，等轉出來，里外都是生臉”。汪偽政府再需要的，是能在鄉間搜糧、幫忙抓勞工的人，而不是慣于玩弄金錢與暗殺的舊式特務。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傳進上海，不少汪偽要員倉皇南逃。王天木沒敢返回南京，他記得戴笠那句“這個人要壞大事”的怒吼。于是，他喬裝成洋行買辦，輾轉香港。此后半生，他靠早年斂來的資產和做小買賣過活。香港警方查過他的底細，卻因缺乏南京方面正式引渡要求而沒將其移交。一次茶樓里，有人問他當年為什么突然叛變，他搖著蒲扇笑道：“人各有志，誰又能說得清？”那人追問：“后悔嗎？”他愣了片刻，只回一句：“命還在。”

戴笠并沒有等到把“老王”親手提審的機會。1946年十二月，戴笠死于岱山機場失事。軍統舊部紛紛嘆息，也有人暗道天道好輪回。王天木則在香港報紙上登了不到百字的唁電，沒有署名，只寫：“昔年同袍，今生咫尺天涯。”

新中國成立后，王天木暗中遷往九龍城寨，改名“王定國”，開了家小茶鋪。耳邊仍時常回響當年在重慶聽戴笠教訓晚輩的腔調——“情報就是命脈，泄一條線，死一條命！”對他本人而言，那次投敵等于自斬命脈，余生便只能把頭埋進煙霧繚繞的茶肆里，活在暗影。

1995年冬天，王天木病故，終年九十有余。港島文壇有人想寫他的傳記，他的遺孀卻把所有舊檔全數焚毀，只留下四個字：“無可奉告”。軍統檔案封存多年，細節仍在塵埃中沉睡。但戴笠那句“要壞大事”并沒說錯：王天木這一變節，直接導致軍統在華中、華北多年苦心經營的網絡近乎崩盤，也迫使戴笠壓縮精銳，向后方收縮，間接改變了國共雙方在敵后情報工作的布局。

歷史學者統計，王天木為汪偽輸送的實用情報大約三百余份，其中四分之一與日軍軍事部署有關。有人斷言這些資料并未全部發揮作用，因為日軍對偽政權始終戒備，但只要其中任何一份信息落到憲兵隊手里，就足以讓數十人蒙難。事實證明，這種擔憂并非杞人之憂。

至此，王天木的故事像一面鏡子：在風雨飄搖的年代，個人的榮辱得失、派系的明爭暗斗，常常就決定了一座城市，乃至一個戰區的動向。戴笠的驚呼并非夸張，亦非情緒化，而是老特工對系統安全的本能判斷。鋒刃若是背叛持刀人，破壞力往往加倍。戰爭的暗處，恐懼和貪婪常常同路，能守住陣線的人并不多。王天木走了另一條道，也讓后人見識到信仰崩塌時的裂痕有多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