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女性，從得不到診斷到過度診斷

最近幾年，社交媒體上興起一波新的診斷熱潮——

“時間感弱，容易遲到”

“注意力很難調節，要么無法開始，要么很難結束”

“需要結構化，有結構會想得很清楚”

DDL

（截止日期）前效率才高

這些“癥狀”紛紛指向了一個我們可能聽說過，但此前很少會和成年人聯系在一起的名詞：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近年來，人們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討論自己的成人ADHD診斷或潛在癥狀，且其中多數是成年女性。

很長時間里，人們通常認為ADHD只會出現在童年時那些調皮搗蛋的小男孩身上，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這可能部分是由于誤診。研究和生活經驗均顯示，ADHD在女性當中最常見的癥狀是注意力不集中，而這種類型的ADHD在臨床診斷中識別難度很高。此外，很多患有ADHD的女性在生活中大部分時候很可能都表現良好，但實際上，她們經常因為很善于勉強自己而處于持續性的倦怠中，直到進入人生某個階段發現自己再難應對時，生活一夕之間落入全面的潰敗。

在《無處安心的女孩》一書中，作者卡拉·齊格內正式確診ADHD是在39歲那年，在她初為人母之后。漫長的前半生中，她的生活因為未獲診的ADHD常常被撕扯得支離破碎，即便確診后有短暫的如釋重負之感，隨之而起的卻是更為復雜的情緒感受——既為那些曾浪費在懷疑和自責上的時間，也為從未習得過如何溫柔地對待自己。2022年，她在社交媒體發起一項面向成年后確診ADHD女性的調查，收到了許許多多回復，回復者的年齡從二十出頭到五十多歲不等，一場女性內部的代際反思似乎正在發生。

然而幾年之內，ADHD從得不到診斷到逐漸泛濫，診斷ADHD似乎也成了另一個市場。這一轉變是齊格內當年所沒有料想過的，“我們似乎在乞求被這個系統貼上標簽，但正是這個系統把個人和集體的創傷轉化為可診斷的問題，并從中獲利，卻沒有試圖解決問題”。這一戲劇性的趨勢轉向背后是否也意味著，我們正處于一個更容易讓ADHD癥狀外顯的環境中？如果的確如此，我們又該如何在ADHD疑病中安頓自己的生活？今天這篇文章就結合這本書，從不同視角談談我們熟悉又陌生的ADHD。

作者

｜申璐

女性ADHD：

被誤診的與難以確診的

“一個女孩必須特別多動，才會在童年早期得到確診。ADHD男孩在兒童期就會被確診，而女孩即便走運，也要到青少年時期才會被確診，在‘未被確診的’十年里，人們會說你——你就用各種負面詞語填空吧。”

這些年來，人們對ADHD的關注度正在直線上升。以美國為例，過去二十年間，成人ADHD的診斷率從6.1%上升至10.2%，超過870萬成年人確診患有此病，且自2020年以來增幅尤其明顯。這也許并不完全意味著ADHD患病率本身激增，更多是關于ADHD長期以來的誤解正在被逐一修正。

盡管ADHD名稱中帶有注意力“缺陷”二字，但ADHD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注意力缺失”，而是患者在注意力調節方面存在問題，導致其難以制訂計劃、分清輕重緩急、抑制沖動、記憶和集中注意力等。臨床中ADHD大致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即以注意力不集中為主、以多動沖動為主，以及注意力不集中和多動混合型。其中“多動沖動型”更容易被及早診斷發現，這些癥狀更多集中在兒童期的男孩身上，包括沖動、行為異常和運動增多，例如跳躍和攀爬。

《無處安心的女孩》

作者：[加] 卡拉?齊格內

譯者：高虹遠

版本：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25年11月

相較而言，女孩的ADHD診斷難度更大，這主要是由于研究不足以及她們更容易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的癥狀。在《無處安心的女孩》中，作者卡拉·齊格內提到，“教師和學校是獲得診斷的最大障礙之一”。受傳統學校教育經歷影響，不少患有ADHD的女孩能夠用內心的聲音阻止自己行動，她們不會站起來、跳來跳去或制造混亂，而是經常在座位上忍住不動，或是詢問老師能不能幫忙發試卷。但放學回家后，她們可能和在學校時判若兩人，變得多動而話多。這種情況下，除非家長和老師都對學生投以較高的關注度，否則他們很難注意到一個外表聽話、行為良好的女孩內心的掙扎。

進入青春期往往是ADHD的表現形式在女孩們身上發生變化的開始。受月經周期內激素波動影響，ADHD女孩在這個階段對情緒波動的感受更強烈。雌激素水平通常在月經周期內的第三或四周降低，導致多巴胺水平隨之降低，加上ADHD女孩本身多巴胺水平就很低，這兩周她們往往更加難以控制自己的心境和情緒起伏。與此同時，這個階段又有著壓力更大的課業要求和更加復雜的社交環境，她們給自己定下過高的目標，卻又因為很難調節自己的注意力而倍感壓力，最后因為無法達成目標而向內責怪自己。這時，家長和老師往往將之歸因于女孩在進入初高中后大多會逐漸落后于男孩，卻忽視了這些孩子需要更頻繁、更有力的獎勵才能渡過這個難關。

除了早期難以被診斷，ADHD女性長期以來還容易被誤診為抑郁或焦慮等心境障礙。畢竟，醫生們對后者的了解通常遠遠多于前者。在收集到的ADHD女性的回復中，齊格內發現不少對ADHD女性最常見的誤診是雙相情感障礙Ⅱ型。盡管二者有很多相似的癥狀，但還是有根本性的區分。ADHD患者的情緒失調很多時候更依賴于情境，也就是說它是受到了外界環境中某些因素的變動影響，例如感官超載、人際關系或學習和工作上的困難，以及感受到周遭環境中的敵意與排斥等；而雙相患者的心境變化通常更為隨機，不太依賴于情境。不少ADHD患者被誤診為雙相后持續服用鋰鹽而未曾緩解，直到重新篩查發現是ADHD后，強效藥物已經給內臟帶來了不可逆的損傷。

誤診和漏診比率如此高的原因之一是幾十年來，女性群體在相關研究中一直被忽視。以及女性從小受到的規訓就是要偽裝，傳統的醫學問診模式可能更難從女性身上得到有效診斷所需的信息。齊格內稱像她一樣受ADHD困擾的女性們為“無處安心的女孩”（No-Where Girl），“因為我們這群女人感覺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漫無目的地逃避內心的惡魔……我們一生都在勉強自己，讓自己處于不舒服的狀態，并為自己無法像其他人那樣輕松自如地生活而感到羞恥……這個過程常常會讓我們陷入悲傷和憤怒之中，既是對我們所遭受的待遇的憤怒，也是對我們對待自己的方式的憤怒”。正是因為如此，被理解與被看見才顯得愈發重要。

走向反面：

診斷ADHD成為新“市場”？

“我們面臨的不幸現實并不是人們意識到自己可能有ADHD，而是人們看到了診斷ADHD是一個市場。”

短短幾年，關于ADHD的討論幾乎迎來了出乎意料的反轉。在中文社交媒體上，與ADHD自查相關的發帖大多都會吸引不少網友留言評論，我們看到在網絡匿名背后竟然有如此多的女性希望得到這樣的診斷。齊格內在書中也表達了對這一轉變的擔憂：“我們似乎是在乞求被這個系統貼上標簽，但正是這個系統把我們個人和集體的創傷轉化為可診斷的問題再從中獲利，卻沒有試圖解決問題，甚至都不承認，這個系統本身才是我們痛苦的主要根源。”

誠然ADHD的商品化可能會降低這一話題的嚴肅性，以及一個人究竟是否患有ADHD遠非一篇文章，甚至一本書就能判定的事情，但至少有一個我們可以嘗試討論的問題是，為什么會有如此多的人在成年以后開始懷疑自己有患ADHD的可能？或者說，人們通過自我確診ADHD背后真正想表達的又是什么？

最新關于ADHD的研究顯示，根據表觀遺傳學，基因和環境共同決定著ADHD是否、何時以及如何表達。也就是說，即便青少年時期并沒有明顯的ADHD相關癥狀，但隨著我們進入社會，面臨不同的人生情境，的確可能在人生的某個階段“忽然”被診斷出ADHD。齊格內在書中提到，對很多成年人而言，離開家鄉融入城市，在陌生的地方開始獨自經營自己的生活是讓很多潛在ADHD人士精神崩潰的“最佳”配置。而這只是一個開始。

出自漫畫《拒絕參加游戲》，作者：杰尼丸子。

很多自稱有ADHD的人是在工作場景中描述自己的癥狀的。她們形容自己“常常缺乏條理、健忘、注意力不集中，難以接受建設性批評以及很難處理與同事的人際關系”，還有人可能此前一直做得很好，但“直到走上管理崗，某天需要做出戰略性決策時，突然感覺落入地獄”。這些問題被歸因于ADHD癥狀帶來的情緒影響。暫且不論這些是否的確與ADHD有關，但至少說明受困于此的她們的自我評價遠比來自他人的評價要苛刻得多。

包括這本書的作者在內，還有很多女性是在第一次成為母親后意識到自己可能患有ADHD。她們回憶說自己會忘了吃飯，不知道今天幾號，也想不起來要去超市買些什么，但對孩子上次進食的時間、最近一次排便的顏色等了如指掌。根據《注意障礙雜志》2023年的一篇綜述，做媽媽的確有可能導致ADHD女性的狀況急轉直下。相比于其他人而言，ADHD人士更容易厭倦單調乏味的生活，而家務以及育兒中充斥著此類機械重復的事務，內心的躁動讓人很難專注，但這種走神又很容易激發母親的自我批判。當她們在自查患有ADHD時，也許也是為內心已經不堪重負的不自洽尋找一個源頭。

這些共同說明環境因素對于ADHD是否表達的確有相當大的影響。專研ADHD的臨床心理學家瑪格麗特·西布利（Margaret Sibley）也談道：“有些人有一定的（ADHD）遺傳風險，但在更簡單的環境中，他們不會看起來像有ADHD的人。” 今天關于ADHD的討論就在這里變得模糊了，ADHD與環境因素的高度相關使得它在公共討論中引發如此多的共鳴。

IC photo.

此外，有社會學觀點提出，ADHD的泛濫也與對低產出的病理化密切相關。在全球眾多國家中，美國和以色列兒童確診ADHD的比率長期維持在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這在一定程度上與這些國家超高的成就導向以及個人主義有關。或者說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一個人如果無法持續勝任高強度的工作，那就是“精神有病”。

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那些被貼上ADHD標簽或者自我確診ADHD的人其實是當今有害文化氣候的“金絲雀”——他們所描述的ADHD的相關癥狀是對所處時代社會狀況的自然反應。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論“診斷ADHD”是否成了一個市場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應該將這些行為解讀為更大范圍的失調表現出的癥狀，并利用這些信息對我們的文化建制進行實質性變革。

成人ADHD如何安放后半生？

“我們可以允許自己休息。我們可以做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硬塞進別人對我們的期望里。我們可以，也應該，始終選擇自己。”

正式確診ADHD時，本書的作者齊格內39歲。對很多成年人來說，意識到自己可能有ADHD是一種相當復雜的經驗感受，好像需要變得“既柔軟，又強硬”。一方面，他們被告知要療愈自己的傷口，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在一個整體崇尚效率的外部環境中，自己是唯一能夠為自己的需求發聲的人。

IC photo.

對很多在醫學上確診ADHD的人而言，精神興奮性藥物通常會成為首選。這類藥物主要有兩類，分別是哌甲酯類（如利他林、專注達）和安非他明類（如唯穩思），它們能夠短暫幫助集中注意力，減少情緒反應和沖動，但是無法增強認知，以及會伴隨睡眠問題、食欲不振等副作用。不過目前大多數關于此類藥物的研究仍然是基于男性的，臨床并不確定它們與雌激素、孕激素和月經周期之間的相互影響。書中提到，從目前的個案來看，在經前7—10天，此類藥物對女性的作用會減弱。

相比于藥物干預，懷疑自己可能患有ADHD其實是一個相當好的契機提醒我們重新正視自己的“內感受”。畢竟在人生漫長的前半程中，我們習慣于忽視身體內部的提示信號，卻又對外部環境的刺激異常敏感。

在齊格內看來，成人ADHD的確診過程大多同時伴隨著個人意義上的一次情感重構。“我們從小就被教導不要傾聽自己的需求，因為‘它們’太多、太荒謬，或者我們太敏感了。要有一個療愈的過程，無論是接受心理治療，還是用其他方法獲得外界支持，促成療愈過程。”很多成年人是在確診ADHD之后，才人生中第一次去感受自己的欲望和好惡，包括性別和性向認同。

這段療愈歷程注定會是時常反復的。自我關懷之所以如此之難，原因之一或許是它要求我們發自內心地承認自己的痛苦，并把通常留給別人的關心和友善向內給予自己。正如齊格內在全書結尾處所安慰自己的那樣，如果暫時還做不到，那么至少盡可能健康地生活，而不是急于讓自己更好、更能產出。

“或者，至少多吃點菠菜。”

1. Symptoms of ADHD in Women and Girls

2. The Lost Girls: Unmasking ADHD in Adult Women

3. The lost girls: ‘Chaotic and curious, women with ADHD all have missed red flags that haunt us’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申璐；編輯：走走；校對：薛京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周刊」設置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

報名參加年度閱讀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