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的瞎指揮讓紅軍蒙受巨大損失，為何眾人都不敢站出來反對？

大家都知道，中央紅軍之所以要進行長征，就是因為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失敗了，不得不離開中央蘇區。具體指揮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博古和李德，自然也成為責任人，遭到了很多高級將領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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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瑞金的指揮部里來了一個高鼻梁、藍眼睛的德國人。這個叫李德的家伙，頂著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光環，一落地就成了蘇區的太上皇。那時候的博古才二十多歲，對蘇聯那一套崇拜得不行，恨不得把軍事指揮權連盤端給這個洋顧問。

李德這人以前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待過，確實喝過不少洋墨水，也參加過巴伐利亞蘇維埃的戰斗，革命意志倒也堅定。但他有個致命的毛病，就是太迷信課本上的陣地戰了。他坐在指揮部里，拿著紅藍鉛筆在那些并不精準的地圖上畫杠杠，一個圈劃下去，可能就是成千上萬戰士的命。

他根本不看中國的地形，也不管紅軍手里的家當，非要搞什么堡壘對堡壘。他要求紅軍像蘇聯紅軍那樣去打正規戰，跟國民黨的鋼筋混凝土碉堡硬碰硬。這招在開闊的歐洲平原或許行得通，但在江西的山溝溝里，這簡直是讓輕騎兵去撞鐵墻。

一九三三年底，紅軍的精銳部隊在陣地戰中成片成片地倒下，家底子都要虧光了。博古在那時候對李德是言聽計從，誰提反對意見就給誰扣帽子，這讓底下的將領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大家伙兒眼睜睜看著好不容易攢下的根據地一點點縮水，那種滋味真是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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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當時誰最看不下去，那肯定是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說起來，劉伯承跟李德還是正兒八經的同班校友，兩人都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過。按理說校友見校友應該挺親近，可劉伯承心里清楚，中國這仗不是這么打的。

劉伯承發現李德的指揮完全是脫離實際，連一個連隊的布防都要干預，這在軍事上是大忌。劉伯承好幾次找到李德，想跟這個洋校友交交心，勸他多聽聽前方將領的意見，別老是關在屋子里畫圖。結果李德不僅不聽，還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說劉伯承在蘇聯那幾年白學了。

一九三四年的一場作戰會議上，兩人的矛盾徹底爆發了。李德在那兒唾沫橫飛地講他的短促突擊，劉伯承直接站起來頂撞他，說這種打法純粹是讓戰士們去送死。李德氣得滿臉通紅，直接在會上說劉伯承根本不適合當總參謀長，甚至連當個普通的參謀都不合格。

這場爭論最后鬧得非常不愉快，李德轉身就去博古那里告歪狀。博古當時為了維護洋顧問的權威，竟然真的就把劉伯承這個總參謀長給撤了。一代軍神就這么被貶到了紅軍大學去當校長，后來又被降職去紅五軍團當參謀長，這波操作真是讓老百姓都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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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還沒完，李德這人報復心極強，他覺得劉伯承在部隊里威信太高，總是個阻礙。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被迫準備開始長征，李德竟然想出了一個絕戶計。他在討論出發人員名單時，強烈要求把劉伯承留在蘇區，不讓他跟著大部隊走。

那時候誰都知道，蘇區馬上就要淪陷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圍過來，留下來的人幾乎就是沒命活。李德這哪是處理干部，這分明是想要劉伯承的命。好在那時候周恩來和張聞天極力保人，說劉伯承軍事素質過硬，這一路長征少不了他的腦子，這才硬生生把劉伯承從留守名單里給拉了回來。

要是當時真聽了李德的，后果簡直不敢想。劉伯承跟著大部隊出發后，雖然還是沒兵權，但他一直在默默地幫著糾正錯誤的路線。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紅軍將領們比如彭德懷，也都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對這種瞎指揮的憤怒。

彭德懷在前方打仗，看著戰士們因為錯誤的戰術成批倒下，氣得當眾大罵李德是崽賣爺田不心疼。李德當時那種傲慢勁兒，把整個紅軍將領層都給得罪光了。但他背后有博古撐腰，有共產國際的牌子，大家伙兒只能帶著血淚往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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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血染湘江成了李德指揮生涯的滑鐵盧。原本八萬多人的大部隊，過完江只剩下三萬來人，到處都是遺體。這時候，全軍上下的不滿情緒已經到了臨界點，大家都在問，為什么非要聽一個德國人的。

李德在這一刻也慌了，但他還是不認錯，覺得是底下的人執行不到位。其實那時候的紅軍戰士，連一雙草鞋都穿不齊，還要扛著沉重的印刷機在山里打陣地戰，能撐到現在已經是奇跡了。老百姓家里的鍋碗瓢盆都被帶上了，這種搬家式的撤退，目標大得跟靶子沒區別。

隨著隊伍走到遵義，歷史的轉機終于出現了。大家再也不想看著這種無謂的犧牲，劉伯承、彭德懷等將領紛紛站出來支持改變。李德在那時候還在會議室的一角抽著悶煙，他那只紅藍鉛筆終于畫不下去了。

遵義會議一開，李德的指揮權被徹底拿掉，雖然他還是跟著隊伍走，但已經成了掛名的顧問。他那種洋八股的指揮方式，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碰了一鼻子灰。這次教訓對紅軍來說太深刻了，那是拿幾萬條命換來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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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吧，得從那個傲慢的背影說起。一九三三年李德帶著全副武裝的洋理論來到瑞金，他以為自己能像在課本上那樣輕松取勝。結果到了最后，他只能灰溜溜地坐在板凳上，看著那個被他瞧不起的游擊專家接過指揮棒。

一九三九年李德回了蘇聯，后來又去了東德，一輩子都在寫他的回憶錄。在那些文字里，他還是在給自己的失敗找借口，說到底是環境不行或者執行力差。這種讀書讀到腦子僵化的人，始終沒明白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接地氣。

劉伯承在那次風波后，依然兢兢業業地在戰場上創造奇跡，他從來沒在私下里拿這段冤屈說事。這可能就是真正軍事家的格局，他們心里裝的是戰士的命和民族的未來，而不是個人的職位高低。

那些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犧牲的無名英雄們，要是知道最后終于換來了正確的方向，心里或許能踏實點。李德最后死在一九七四年，終年七十四歲。他帶給紅軍的那段慘痛經歷，成了后來所有人刻骨銘心的反面教材，也讓大家明白了，別人的經再好，也得看自家的鍋合不合適。

那次啊，李德是想在異國他鄉立個威風，結果把面子和里子丟了個干干凈凈。這一下，全軍都知道這個洋顧問其實鎮不住場子，但他自個到老都不信邪。這種人的一輩子，說白了就是活在紙面上的一場幻夢，最后在現實面前碎了一地，也算是求仁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