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1年5月31日，這是一個讓中國科學界記了一輩子的日子。
北京中科院的一間會議室里，空氣靜得簡直能聽見心跳聲，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副院長竺可楨站了起來，臉色鐵青，當眾宣讀了一項決定：撤銷樂天宇遺傳選種實驗館館長的職務。
這一嗓子，就像平地一聲雷。
樂天宇是誰？
他可是新中國農業大學的第一任“掌門人”，是當年給毛主席提建議開墾南泥灣的大功臣。
可就這一紙命令，讓他從云端直接摔進了泥潭，行政級別從原本顯赫的副部級，斷崖式地降成了華南農墾局的一個副處長。
大伙兒都在心里犯嘀咕：究竟是犯了多大的錯，能讓一位資格這么老的革命家，遭遇這種雪崩式的降級？
其實，這顆雷早在三年前就埋下了。
那時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樂天宇被任命為北京農業大學（現在的中國農大）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名頭上是主任，實際上干的就是校長的活兒，手握重權，風光得很。
可偏偏就是這就壞了事，權力的頂峰，往往也是危機的懸崖。
當時的農大校園里，正悄悄醞釀著一場關于“真理”的戰爭。
一邊是樂天宇，他是蘇聯“米丘林學說”的鐵桿粉絲，也是李森科主義在中國的頭號執行者；另一邊，是剛從美國回來的遺傳學家李景均，堅持的是國際主流的“摩爾根遺傳學”。
要是純粹的學術爭論，百家爭鳴本來是好事。
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樂天宇硬是給學術觀點貼上了政治標簽。
樂天宇對米丘林學說的信奉，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在他眼里，凡是跟米丘林不一樣的，那都是必須要鏟除的毒草。
于是，當權力的傲慢撞上了學術的固執，悲劇就這么發生了。
他利用手里的行政權力，強行停掉了李景均教授的“遺傳學”等核心課程。
在課堂上罵，在會議上批，甚至給人家扣上“反動”、“唯心”的大帽子。
這種窒息的環境，逼得李景均實在沒路可走。
這位本想報效祖國的科學家，最后只能忍痛出走美國。
這不光是農大的損失，更是整個中國遺傳學界的遺憾。
但這還沒完，樂天宇覺得自己這一套是對的，還要接著折騰。
逼走李景均后，他搞了一場更激進的“改革”。
他的邏輯簡單粗暴：搞農業就是為了生產，不能直接下地干活的，全是“廢科”。
于是，他大筆一揮，把農藝、園藝、森林這些系合并成“生產系”，把搞理論研究的農化、植病、昆蟲系合并成“非生產系”。
他還動員學生大規模轉系，誰要是不去搞生產，誰就是思想有問題。
這一搞，學校瞬間亂成了一鍋粥，教授們氣得直拍桌子。
可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樂天宇滿不在乎，甚至甩出一句：“轉光了也不要緊，改革哪有不痛苦的。”
你看，他不怕得罪人，因為他覺得自己代表的是“正確方向”。
可這種拒絕反省的態度，終于把上級和學術界都惹毛了。
為了挽救局面，組織上把他調離了農大，安排到中科院當館長。
這本來是想保護他，讓他換個環境收收心。
誰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到了中科院，樂天宇的倔脾氣不但沒改，反而變本加厲。
最讓人哭笑不得的一幕發生了：有關部門請他編寫中學生物教材，這本來是好事。
可寫到“細胞”這一章時，樂天宇把筆一摔，不干了。
他的理由荒唐得嚇人：“那是資產階級的偽科學，我不寫?！?/p>
連細胞的存在都要否定，這已經不是學術觀點的問題了，這是在挑戰常識。
這下子，連好多原本同情他的外行都看不下去了。
為了解決他的問題，中科院連開了三次座談會。
同事們給他的評價可謂是一針見血：“他好出風頭，喜歡別人奉承…
有了一點成功就盛氣凌人，不可一世?！?/strong>
這就有了開頭那一幕，那個不可一世的樂天宇，終于迎來了職業生涯的至暗時刻，黯然離京。
說到這兒，很多人可能要問：樂天宇為什么敢這么狂？
他的底氣究竟是從哪兒來的？
這事兒，得往回倒三十年。
1920年，20歲的樂天宇考進北京農業專門學校。
那會兒的他，眼里有光，是個真正的熱血青年。
他是學校第一個團支部的書記，后來又是第一個黨支部的書記。
他是提著腦袋干革命的先驅，資格老得很。
但他人生的高光時刻，是在1939年的延安。
那年冬天，延安被封鎖，窮得叮當響。
毛主席號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這時候，樂天宇的專業本事派上用場了。
他帶著考察團，花47天走了陜甘寧邊區15個縣，鞋底都磨穿了。
最后，他指著南泥灣那片荒地，跟中央提了個大膽的建議：開墾南泥灣。
那會兒南泥灣還是“爛泥灣”，野狼成群。
但樂天宇斷定，這是種莊稼的好地方。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王震旅長帶著三五九旅進駐，幾年功夫，就把“爛泥灣”變成了“陜北好江南”。
這可是救命的糧食?。?/strong>
這就是樂天宇傲慢的資本。
他覺得只有自己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功臣，他覺得自己的“生產至上”理論在延安救了命，所以到了北京也一定是對的。
但他忘了，搞革命需要打破舊秩序，可搞科研，需要的是尊重客觀規律，是嚴謹和包容。
他把在黃土地上的經驗，生搬硬套到了實驗室里，結果摔了個大跟頭。
1951年那次降職，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嶺。
此后的二十多年，他幾乎銷聲匿跡，默默在基層干活。
直到1978年，春風吹起來了，樂天宇才恢復了名譽和工資。
這一年，他已經78歲了。
按理說，受了半輩子委屈，晚年拿回待遇，該在北京享清福了吧？
可這老頭兒接下來的舉動，又把所有人嚇了一跳。
1980年，他帶著補發的全部工資——整整六萬多塊錢，毅然回了老家湖南寧遠。
那可是80年代的六萬塊啊，那是筆巨款！
他要干什么？
他要辦學。
在九嶷山下，他創辦了九嶷山學院，這是全國第一所民辦公助、不包分配的新型大學。
這位曾經的副部級干部，晚年活成了一個苦行僧。
他住的是破廟，吃的是粗茶淡飯。
國家給的離休費，他每個月只留50塊錢生活，剩下的全交給了學校。
他依然固執，依然倔強，但這一次，他的固執用對了地方。
他把自己最后的一點光和熱，全部燒在了家鄉的教育上。
1984年，84歲的樂天宇走了。
走的時候很安詳，身后是書聲瑯瑯的校園。
樂天宇這一輩子，就像他家鄉九嶷山上的斑竹。
那一節一節的，是他的原則和固執；那一點一點的淚痕，是他的坎坷和教訓。
作為教育家，他曾因為偏執犯下大錯，逼走了良師，搞亂了教學，這是他洗不掉的污點。
那個特殊的年代放大了他的缺點，讓他從功臣變成了罪人。
但他也是個赤子。
晚年那六萬元的捐款，那破廟里的身影，證明了他心里始終裝著國家和人民。
他用一種近乎悲壯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贖。
歷史是一面鏡子。
樂天宇的故事告訴我們：功勞再大，資歷再老，也不能違背科學規律，更不能剛愎自用。
人要是太固執，早晚得吃大虧。
但他同時也告訴我們：一個人只要初心沒滅，不管什么時候，都有重新發光的機會。
在那段激蕩的歲月里，樂天宇是個悲劇，也是個傳奇。
是非功過，都隨風去了，只有九嶷山上的斑竹，還在風里搖晃，講著這段沉甸甸的往事。
信息來源：
《中國農業大學校史》，中國農業大學校史編寫組，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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