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8年籌設！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有望今年落地南沙！！

“加快籌設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這是2026年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列出的一項重點任務，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再度引發關注。

實際上，自2018年首次提出以來，該銀行的籌設已歷時八年。八年里，省、市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央、地方相關政策文件頻頻提及這家銀行，提法也經歷了從“爭取設立”“研究探索”到“加快籌設”的微妙變化。

這到底是一家什么樣的銀行？在大灣區已然成熟的銀行業生態中，它的籌設意味著什么？從構想到落地，橫跨“一國兩制三法域”的它需要破解哪些核心難題？與此前相比，當下的金融環境又為它的誕生提供了哪些新的歷史契機？若最終落地，它將如何影響大灣區金融格局？圍繞上述問題，南都灣財社采訪專家進行深度解讀。

進展

省市已成立籌建工作

組全力爭取國家部委支持

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1月。

彼時，《關于廣州市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8年計劃草案的報告》透露“爭取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原廣州市金融局也在2018年工作計劃中表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等一批重點項目盡快落地。

2019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研究探索在廣東自貿試驗區內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服務于大灣區建設發展。

此后，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頻頻出現在中央和地方相關政策文件，以及省、市政府工作報告中。

2022年6月，《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提出，加快研究按程序在南沙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

2023年5月，《2023年廣州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提出，加快籌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爭取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等國家部委支持，完善并爭取盡快明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的設立方案。推動成立股東籌備組，完善整套申籌材料。爭取省政府協調以粵港澳三地政府名義聯合向國務院申請籌設支持。

2025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局、廣東省人民政府聯合印發《關于金融支持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見》，其中再次明確提出“積極研究加快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相關工作”。

從提出這一構想到現在的八年里，相關提法也有微妙變化，從最初的“爭取設立”到“研究探索”，再到“加快籌設”，反映了頂層設計對重大金融項目的審慎與高標準要求。

目前，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籌設進展到哪一步？

2024年12月，廣州市民政局在答復代表建議時透露，關于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截至目前，已先后成立由分管省領導擔任組長的籌建工作領導小組以及由分管市領導擔任組長的籌建工作組，同時已就設立灣區銀行事宜與港、澳兩地政府達成合作共識。

20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廣州南沙開發區（自貿區南沙片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局黨組（原南沙開發區金融局黨組）在關于四屆區委第七輪巡察整改情況的通報中表示，成立南沙工作專班，加強與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廣東監管局、市委金融辦以及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市籌建工作組等上級單位對接。全力爭取國家部委支持，并給予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籌建的業務指導和輔導。

定位

以粵港澳全面合作為特色

或聚焦跨境金融綠色金融

大灣區已擁有包括國有大行、股份行、城農商行、外資銀行、民營銀行、互聯網銀行以及金融資產投資公司（AIC）等在內的完整銀行業生態。

在此背景下，正在籌設的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其差異化定位是什么？

廣州市民政局在答復代表建議時提及，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擬定位為全面貫徹金融強國戰略，以粵港澳全面合作為特色，為大灣區建設提供高質量服務支撐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灣區銀行的設立對于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提升廣州金融能級量級、推動廣州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邁上新高度具有重要意義。”該答復稱。

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可能重點切入哪些業務領域？

目前官方未透露相關信息，不過中國貿促會駐澳門代表處官網轉發的《澳門日報》2022年1月的一則報道稱，該銀行計劃以金融科技為手段，跨境及綠色金融為重點，結合大灣區發展規劃，緊貼商業銀行發展趨勢，側重拓展交易銀行等現代金融輕資本業務。

南開大學金融學教授田利輝對南都灣財社記者表示，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的獨特價值在于“制度融合試驗田”與“跨境金融連接器”的雙重角色。從學理上看，它的核心功能是降低跨境金融交易的制度性成本。

“在一個市場與規則高度分割的特殊區域，最大的痛點并非缺乏金融服務供給，而是要素流通存在壁壘。”田利輝認為，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應重點切入系統性跨境金融解決方案，例如構建本外幣一體化賬戶體系、主導復雜跨境項目融資、以及作為跨境理財通等政策的升級版運營平臺。其業務重心應是那些因規則差異而現有銀行難以規模化、標準化提供的“縫隙”服務，如基于區塊鏈的貿易金融、知識產權跨境質押融資等，以此創造獨特的制度紅利。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副研究員劉艾雯同樣認為，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應成為破解粵港澳金融互聯互通堵點、推動三地金融規則銜接的“試驗田”和“連接器”。

“這正是它最獨特的價值，也是其籌建多年磨一劍的關鍵所在。”在她看來，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應聚焦現有銀行難以高效覆蓋的跨境金融痛點，做制度創新的探索者，破解其他銀行因機制限制、流程繁瑣難以推進的跨境服務難題，打破三地金融服務的地域壁壘和機制障礙，助力大灣區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金融市場，夯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劉艾雯表示，從業務上來看，其重點業務領域可圍繞“跨境”和“創新”兩大關鍵詞展開：

一是重點服務港資港企、澳資澳企及內地跨境經營企業，依托三地協同優勢，簡化跨境業務流程、降低匯兌成本和匯率風險，深度銜接現有互聯互通機制，進一步提升資金跨境流動效率；

二是服務大灣區實體經濟與產業融合，聚焦大灣區重點產業和新質生產力發展供應鏈與產業金融業務，重點支持科技創新、綠色低碳等戰略性領域，同時銜接港澳特色產業，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升；

三是民生金融服務，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開戶、支付、置業、養老等，進一步促進三地居民“民心相通”；四是金融創新試點，依托獨特的區位與政策優勢，探索大灣區金融互聯互通、人民幣國際化相關的創新業務模式，積累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經驗，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挑戰

在不同監管哲學與市場文化間

尋求“最大公約數”

作為一項醞釀八年、旨在聯通三地的重大金融項目，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需要深度融合粵港澳三地的金融規則，在籌設過程中，可能面臨哪些挑戰？

“八年籌設的時間長度本身已說明了問題的復雜性。最主要的挑戰不是技術或資本，而是‘一國兩制三法域’下的深層制度磨合。”田利輝分析稱，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籌設涉及監管主權協調、法律適用沖突與數據跨境流動三大核心難題。例如，監管上需要創造性地設計“主監管行”模式或聯合監管委員會；法律上需明確跨境金融合約的準據法選擇與判決執行機制；數據流動則需在安全與效率間找到平衡點。

“八年歷程，反映的是在戰略必要性與商業可持續性之間、在不同監管哲學與市場文化之間尋求最大公約數的艱難過程。這是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他強調道。

劉艾雯也提及粵港澳三地金融規則與標準的隱性壁壘帶來的挑戰。

她表示，三地實行不同的金融監管體系、法律制度和貨幣制度，在金融機構準入、業務審批、風險管控、會計核算、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規則標準差異較大，雖然三地金融監管部門均積極協同、共同推進，也已有一些框架性安排為基礎，但如何在銀行的治理結構、業務流程、風險管控中兼顧三地規則，實現“無縫銜接”，仍面臨很多技術難點。此外，三地金融市場需求差異下業務場景打磨、跨境金融人才短缺與適配性不足、當前復雜的內外部金融環境等因素也為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的籌設帶來了一系列挑戰。

盡管籌設面臨諸多挑戰，在當前更趨開放與聯通的大背景下，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所面臨的籌設環境，較構想提出初期已發生深刻變化。劉艾雯認為，一系列關鍵條件的成熟，正為銀行的落地創造良好外部環境。

政策端來看，經過八年的推進，粵港澳三地已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籌建協調機制，多方合力逐步形成。同時，橫琴、前海、南沙三份“金融30條”專項政策的逐漸落地，“跨境理財通2.0”“債券通”“跨境征信互通”等政策的持續推進完善，為銀行跨境業務開展奠定了堅實的政策基礎。

從市場端而言，隨著粵港澳三地互聯互通的持續推進，市場需求日益迫切。粵港澳三地跨境貿易、跨境投資、人員往來日益頻繁，市場對專業跨境金融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強烈。盡管現有機構已在跨境業務領域實現諸多突破，但在三地規則銜接、流程簡化、產品創新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間，而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正能夠填補這一空白，聚焦現有銀行難以高效覆蓋的領域，市場需求為其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股權

意向股東涵蓋國企民企

和港澳金融機構和企業

作為一家以粵港澳全面合作為特色的國際商業銀行，其股權結構設計是實現這一戰略定位的關鍵所在。

2018年10月，原廣州市金融局曾對外表示，關于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項目，粵財控股作為主發起股東草擬了籌建方案，并已上報到省金融辦。

粵財控股是廣東省政府直屬大型金融控股企業，由省財政廳履行出資人職責。下轄18家主要企業，形成以信托理財、商業銀行、資產管理、擔保增信、基金投資五大千億級板塊為龍頭，涵蓋金融租賃、跨境金融、征信服務、股權交易、小額貸款、金融科技、基礎資產管理一體化的綜合金融服務體系。

此后數年，官方再未透露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主發起股東是否發生變化，以及還有哪些機構將參股。不過，2024年12月，廣州市民政局在答復代表建議時表示，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意向股東涵蓋廣州地區國企、民企及港、澳地區金融機構、企業等。

在田利輝看來，這種多元股權結構是其生命力的來源，也構成治理的核心挑戰。不同股東代表著差異化的利益訴求與風險偏好。內地資本可能更側重戰略布局與社會效益，港澳金融資本則更強調國際規則與商業回報。這將在銀行的發展節奏、資源分配以及治理文化上產生持續張力。

“關鍵在于建立一個能有效整合多元訴求的治理架構，確保董事會決策既不被單一利益主導，也不因分歧而陷入僵局，最終實現‘融合優勢’的價值創造。這家銀行的成敗，將是對大灣區能否從物理互聯互通邁向規則深度融合的一次關鍵壓力測試。它值得我們以最大的耐心和智慧去推動。”田利輝分析道。

劉艾雯同樣認為這種多元股權結構帶來的張力是雙向的。

在她看來，一方面，多元股權結構能為銀行帶來獨特的資源優勢和發展動力，形成三地、多元化資本優勢互補的張力。廣州地區國企股東能為銀行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提升機構信譽與經營穩定性；民企股東則帶來市場化的經營理念與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助力提升銀行的市場競爭力和服務效率；港澳股東憑借對國際金融規則的熟悉度、跨境業務資源與管理經驗，能助力銀行快速對接港澳市場，完善跨境業務布局，強化國際化特色。

“這種多元結構能避免單一股權帶來的決策僵化，讓銀行既能兼顧政策導向，又能貼合市場需求，還能聯動港澳資源，為其跨境業務開展和制度創新提供支撐。”劉艾雯分析道。

但另一方面，劉艾雯指出，多元股權背后對應的也是多元的利益訴求，如何在銀行的戰略規劃、業務布局、風險管控等決策中，兼顧各方利益，形成統一的發展共識，避免因訴求分歧影響決策效率，是未來銀行治理中需要平衡的問題。

這需要在籌設階段就提前謀劃，通過完善公司章程、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與利益協調機制，避免多元股權可能帶來的分歧，將多元股權的優勢轉化為銀行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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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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