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菁：被重新命名的“城市文學”——當代青年書寫中的城市文學

被重新命名的“城市文學”

——當代青年書寫中的城市文學

張菁

近些年來，關于城市的文學表現日漸增多，在當下城市生活中發育出的獨特情感和精神記憶終于可以有所依托。與傳統文學中將城市作為鄉村的對立面或者參照系不同，當下城市文學中的“城市”及其生活開始以獨立的面貌出現。這種面貌毫無疑問是通過人來表達的。城市文學并非單純指發生在城市或者以城市為舞臺的書寫，它終究是發生或體現于高度現代化的、都市場域中個人生命的遭際與心態變遷的敘事，具有開放、動態，既面向自身更面向發展、面向未來的特征。

一、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的差別

評論家孟繁華在《文學史視野下的“新鄉土文學”——關于“新鄉土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一文中指出：“百年來，鄉土中國一直是中國文學最重要的敘述對象。對鄉土中國的文學敘述，構成了百年來中國的主流文學。”確實，我們熟知的《創業史》《芙蓉鎮》《白鹿原》等，皆是以對鄉村生活的反映，切入時代變遷中人的心靈世界，且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的扛鼎之作。回望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早期中國大部分地區形成以黃河—長江—西遼河流域為主體的、以黃河中游（或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多層次的“一體”文化格局，這個格局是建立在農耕生產形式之上的，因而有了共同的文化基因，形成穩定的文化結構。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中國的鄉土社會是熟人之間的社會。靠農業謀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人與空間的關系基本處于不流動狀，即便重遷，各自依然保持著孤立與隔膜。人口流動性緩慢的特點使鄉村生活很富于“地方性”特點，聚村而居，終老是鄉。由此不難看出，鄉土文學觀照的是鄉村倫理之下中國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結構，塑造出一批經典的文學形象，以現實主義的方式為傳統文化精神賦形，鄉土文學具有濃郁的地域色彩、對農民命運和土地情感的深切關注，以及在時代巨變中對民族精神家園的追尋與反思。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開始啟動并逐步邁入現代社會的步伐，工業和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城市生活作為理想和動力起到了主導社會發展的作用。伴隨人口大規模流動與現代技術蓬勃發展，2024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7%。未來學家預測，在未來十年內，全球近 80% 的人口將生活于城市群中，中國人“入城”的速度和人口在其中無疑占據相當比重。現在的城市文學作品在地域上呈現出更為國際化的視野；背景城市設定在國內的作品，除北上廣深幾座典型的現代城市外，也有二三線城市以及處于城市化進程中的地區。在城市樣態方面，既有城市現代化一面的描寫，又有現代城市傳統文化底蘊的呈現。不同城市的地域色彩具有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這些都成為作品風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借用美國城市規劃理論家、歷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的說法，城市已成為巨大的機器，“巨型機器”通過集體機構和大眾傳媒，制造個人和集體的主體化過程。城市通過其社會進步、創新的未來以及各個領域的創造，鑄就人類的命運。城市生活開始更具獨立的主體性，盡管還會有鄉村及鄉村生活的出現，但那更多的只是作為一種比照，以凸顯今日城市的特點及城市文學的新狀態。

現代城市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有機體，不停地成長、分解和重新組合，城市文學也把握其脈搏，回應社群、技術沖擊以及全球化浪潮帶來的日常變化。它的題材和形式是多樣開放的，既有高聳樓宇中的寂寥孤單，又有尋常巷陌間的喧嚷煙火，從線性的敘事到碎片化、多聲部的敘事，都可以容納其中。在城市樣態方面，既有城市現代化一面的描寫，又有現代城市傳統文化底蘊的呈現。不同城市的地域色彩具有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成為作品風格的重要組成部分。

城市生活的開放性是對封閉式的田園牧歌以及固定傳統倫理格局的一種革命，它不以宗親和傳統文化倫理為支撐，不以家族和熟人生活為重點觀察對象。相應的，今日之城市文學也不像過往鄉土文學那樣基于血緣宗族、地域風情、保守穩定等熟人社會的倫理道德來構建文學語境，它擁抱城市的流動性、混雜性和模糊性，注重的是在生存經驗之上的文化經驗。因此，從鄉土文學到城市文學，意味著從以故土崇拜為中心到以注重發展空間為中心，從注重家族興盛到重視自我成長，從高度秩序感到對多元價值觀念和身份認同的探索。

二、城市結構與審美聚焦

當下的城市文學有著多樣化的面孔，既不會簡單滿足于描寫城市表象的繁榮或是對城市冷漠表象的簡單批判，也不會沉醉于城市風景、生活或者儀式化的敘述中。它不會僅僅滿足于展示城市風貌的表象與表象背后的結構、制度和心理等，而是更在意極強的“好奇心”和深刻的“開掘力”；它要與城市中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不為人所關注的群體相遇。與此相匹配，城市文學也會孕育和包容多元的審美格局，呈現出復雜的文學景觀。

城市裂變帶來的是個人與他者的隔離。蜂巢般的居住方式，讓每個人疏離而遙遠。科技的迭代雖不斷縮短著交流的距離，但數字化交際帶來的無距離感卻難以讓人們產生彼此之間的切近。數據顯示，每到凌晨，人與智能機器人聊天的數值會達到一天中的最高峰。現實生活中無論是在物理空間里見到一個人，還是在網絡空間里聯系一個人，科技的發展都讓這些變得更加迅捷，但是建立起彼此之間的親密關系和信任，卻需要在相互的掂量中跨越更多時間。在這之中，存在著有聲與無聲。一方面，我們像櫥窗中的貨品一樣在數字場域里擺放自身，點贊和夸獎紛至沓來，熱鬧非凡；另一方面，理解、感受和懂得，存在于“沉默”與“孤獨”的自由空間，只有在這樣的空間里，人們才能道出那些真正值得被道出的。寫作者們正是在這樣的熱鬧與沉默中看到人與人之間的言說與隱忍，觀察他者，審視自己。

在青年作家蔡東的書寫中，我們看到人們在困境中努力探尋出路，探尋生命的意義。小說《月光下》出現的“我”和小姨曾經情同姐妹，因身處不同的成長階段而形成的體驗和感受的差別，讓他們產生隔閡。多年以后，“我”和小姨在與社會現實的相互和解中也達成了自我和解。蔡東在平靜的敘述中蘊含波瀾的層次遞進，有著靜水流深下的浩蕩波瀾，敘述力道穩健，文字營造的氣息舒展清潤。作品有明暗兩條線索，月光一直潛藏在小說內部。她筆下現代人的困境，不是在某個場景突然發生，而是在和過往的牽扯和連綴中延續而來。人物內心的微妙、復雜和幽微，對于他人全然交付的信任，即使有著剝離，也終究在人性的真誠中走向闊大。蔡東不是單純旁觀已經擺放在那里的事實，而是不斷地去經歷和體驗，參與和思考，并在其中有所感觸，有所發現。雖不想出賣自己的內心，不愿馴服于假大空的規約，但這種內心的沖突又沒有暴風雨般的急和烈，而是在自己所特有的那種溫婉、富于意境的文字中不動聲色地緩緩溢出。

“文化經驗”產生于大量的人口聚集、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工種的分化、消費社會的繁榮、公共場域的往來等城市生存狀態，表現為人們在這座繁忙、動蕩、充滿了形形色色符號和信息的文化熔爐中生活，找到生存和自我確認的方式，形塑身份認同。生活變化中的努力自洽，也是每個人在城市生活中一定會遇到的課題。在對城市生活經驗的書寫中，我們通過部分感受到整體的存在，經驗本身雖不具備單一的屬性，但它直接在場，那種現場感使得寫作者在尋找經驗之外的表象時，又是在通過自己的生活去感受它們。在這個過程中，生活的面相和細節沉入了作者的寫作。青年作家孫睿的小說《替身》，在家庭里，兒子替代“我”的角色讓母親重新有了把控感，“我”在片場是明星們的武替，身為編劇的前妻逐步被自己找的槍手取代了在項目中的位置。孫睿敏銳捕捉到生活細節中的缺口，并順應這個路徑去思索。替身本身意味著一種角色定位，既如此，就有了相應要承擔的責任，如同每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這是身份認同的辨析，也是自我在社會位置中的確認。

三、城市文學青年書寫者的特點

如今的城市文學更加聚焦于個體在匿名化、快節奏、信息泛濫的城市叢林里尋找自我、觀察自我、傾聽自我的過程，每個人在自我發現、意義追尋、疏離與聯結和歸屬感的尋求與確認中逐步建構自我。

在全球化背景下，現代城市的書寫者需要具備觀察現代城市問題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世界眼光；需要有不斷更新的知識系統；需要有持續認識自我、理解他者的自覺與能力。唯此，才能避免舊經驗重復打轉和喋喋不休地講述我們了然于心的道理，才能以新的洞見和有效的表達，回應這個時代城市群體最真切的精神脈動和存在疑問，為快速流動的都市生活確立和提供有意義的文學指針和精神地圖。

城市文學青年書寫者特點之一：

寫作的克制。

身處古都南京的朱婧和蔡東一樣也在高校任職，她的寫作含蓄、清冷，一直在尋找恰當的呈現。她筆下的男性很少表現出過分的強勢，文中人物均和沐，都是溫和的，甚至有些軟弱的。男性和女性的相處，如同上午10點左右的太陽，或是60攝氏度左右的水，溫暖，但不會灼人。《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里，“我”和太太有著男女之間的被觸動，卻缺乏她和沐之間充滿生命氣息的打動。所以她會著意寫到，“我”的太太童年像個男孩子一般的模樣，充滿了活躍跳動。她面對突然出現的蛇，沒有驚慌，而是膽大心細，文中也一再說，看到蛇的關鍵，就是不要讓它離開你的視線。她的生動、聰慧和生機勃勃，凝結在過往的成長歲月里。細雨中行駛的黑色婚車，何嘗不像一輛在花束中行進的葬禮中的車。自此，相親時太太端莊中的美麗，轉化為婚后賢良角色的適配，走進太太的殼里。規約平靜之下，是在看不見的女性中，太多被忽略的習以為常。整部作品冷靜克制。在那間儲藏室里，“我”不厭其煩地依次羅列出那些日用品。是那些日用品上的生活氣息，讓太太還有著一些生動的色彩。而夫婦之間的了解、理解、感受，肌膚之間的摩擦，早已擦肩而過。朱婧擅長表現秩序感下的暗流與微妙心靈。從某種意義上講，她著力的并不是故事的跌宕和波瀾感的強度，而是使用著“神經末梢”的極度敏感，為閱讀者建立起了與均、與沐、與“我”的太太、與梨花等等他們微妙的心靈連線，讓我們得以窺見：她是如何理解生活，認識生活和這些事件的，同時這些理解、認知，又是那樣微妙地牽動著我們。

朱婧對于故事并沒有那么強的探尋，相較而言，她更在乎看似靜氣平穩的生活狀態下，人的內心經受的控制、壓抑、拘謹和釋放種種矛盾的存在。她深入生活中的秩序感，夫妻之間、婆媳之間、師生之間，通過角色的置換，尋訪世間人情。在《貓選中的人》里，“父親即使夏季下樓買早點，白色襯衫里也要穿白色背心，衫尾系進褲腰，腰帶扣得工整”，這，是生活的秩序。“從說關于自己的話，說自己知道的話，到說無關緊要的話，說彼此都知道的話”，這，是戀愛的秩序。《在那天來臨之前》，“在璀璨水晶燈下眾人的歡聲笑語、推杯換盞里，我們三人像靜默的石像，卻真正以家的名義再次團聚”，婚禮上，這，是一個家庭的形式秩序。生活如水流過，真實呈現出的面貌，尋度間是否能夠接受。朱婧對未知的一切保持一種凝視、思索和警覺。看似水過無痕，果真如此？這讓讀者去思考。

青年作家淡豹的文字具有獨特的筋骨感和信念感。在一吸一呼間，人物的倔強、瘦削、挺立的形象悄然生發，顯現出清晰的生命紋理。這種筋骨不是鋼筋水泥的堅硬，而是植物纖維般的柔韌與堅定。淡豹觀察著生活的細微處。一些切口不大的場景與事件，透過自身心靈與心理的折射，呈現出斑駁的記憶。在《宇宙的尺度》中，淡豹辨析生活的場景：生長在北方，會知道有多種多樣的樹，就像有多種多樣的雪，有多種多樣的塵，灰塵中會有辛辣的土味，會有煤灰的味道，也會有夏天里清新灰塵的氣息。這些細若發絲的生存褶皺里，藏著她所熟悉的北方的地域密碼。同時，這樣的塵不是泥土中的，而是飄在空中。所以會看到路上“不是玉米就是高粱，穗子挺立”。這樣的細節特別有著城市中長大的作家特點。對莊稼的辨識，對于農村長大的人來說，稀松平常到直接劃走，但對城市中的人來說，就是模糊不清的問題。同樣的，“人車分流”這樣的標準，也是在城市中才會有的。這些細微之處，透出人與人的差別，甚或一代人與一代人的隔膜。淡豹將個體經驗提煉成具有普遍性的時代切片，她讓我們思考：文學，不僅是在描述世界是怎樣的，更是在講述世界可能是怎樣的，它呈現的是人性的多樣和可能，是在把我們對生活的、人生的、命運的看法，以及他們身后的種種聯系在一起，部分地呈現出差別性、異質性和新穎性。作家們或者提出問題，或者在提出問題的同時尋求解決之道。

城市文學青年書寫者特點之二：

審視規約。

我曾稱青年作家張怡微為“溫潤的直面者”。張怡微內心平和，她面向生活，適度而清明，對現實的觀察冷峻而敏銳。其小說作品從來不是陰冷的敘事。作品中呈現出的那股靜氣有別于冷漠與淡然，恰恰是以人文精神為底線，深入塵世的感知，攜帶溫暖和熱度。她是溫熱的。這種在看待人情世事時的冷靜，在剝離時的溫厚與理解，讓張怡微和她創作的人物在精神世界里相遇，共同探究和求索。她作品中的情感有克制、有熱烈，其筆下父母對子女的愛，是熱烈的。《縷縷金》中的父親為了讓女兒安心，特別辟出那一方整潔的區域，專門用作和女兒視頻的位置。《字字雙》中的母親，說不清女兒用英文寫的作品是什么，也從沒問過那本書里寫的是什么，寫的時候她去過哪里，跟哪些人在一起。但是她會竭盡全力為女兒爭取拆遷房，哪怕方式不那么得體，她樸素的想法是：“你有那么多英文書，總是需要有一間房子放一放的。”

（全文見《芳草》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