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被學校開除時，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 研究達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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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每天早晨醒來，”這位繪制了軟化的時鐘和燃燒的長頸鹿的畫家寫道，“最極致的喜悅就是我是薩爾瓦多·達利……”達利，一個癡迷名利的加泰羅尼亞人，畫得不少，說得也多。他最愛的話題就是“如何成為天才”。他炮制天才的菜譜如下：“噢，薩爾瓦多，你現在該明白真相了；只要你扮演天才，就會成為天才！”

自畫像

Self-Portrait

約1920年，布面油彩，52 cm×45 cm

私人收藏

“大胡子先生”（達利的綽號來自他醒目的鬢角）被畫在印象派風格的卡達克斯海岸前，這片巖石海岸在達利藝術生涯的各種作品中反復出現。

6歲時，他想要成為一個“廚娘”，并堅持要用這一名詞的陰性形式；到了7歲，他又想成為拿破侖。“自那時開始，”達利后來回顧道，“我的野心就穩定地增長，我的自大狂妄也隨之增加。現在我只想成為薩爾瓦多·達利，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愿望了。”在這段早年生活中，他還畫了人生中的第一幅畫。此后，在10歲時，他發現了印象派；14歲時，則邂逅了“消防員派”，即19世紀的學院派藝術。在 1927 年，時年 24 歲的他已經成為著名的達利，他童年的好友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為他題獻了一首“教誨頌”。多年之后，達利聲稱洛爾迦為他神魂顛倒，說洛爾迦曾試圖與他發展同性戀情，卻不太成功。達利身上總有丑聞的氣息！他的父母為他命名為薩爾瓦多（西班牙語意思為救世主），因為——以這位藝術家本人的話說——他注定要成為繪畫的救世主，而此時的繪畫“正承受著抽象藝術、學院派超現實主義、大部分的達達主義及各種無政府‘主義’的致命威脅”。

大提琴家里卡德·皮喬特的肖像

Portrait of the Cellist Ricard Pichot

1920年，布面油畫，61.5 cm×50 cm

菲格拉斯，加拉—薩爾瓦多·達利基金會

達利采用畫家波納爾描繪親密關系的風格，為他正在拉大提琴的鄰居兼好友繪制肖像，年輕的他已經顯示出對多種繪畫風格的掌握。

如果達利生于文藝復興時期，他的天才可能會更易被接納，甚至被歸為正常。但是在我們的時代，一個被達利稱為“患了白癡病”的時代，他永遠是個挑釁者。盡管現在達利被認為是現代藝術中一位真正的偉大人物，地位比肩畢加索、馬蒂斯和杜尚，盡管達利成功地魅惑了普羅大眾，贏得了人們的歡心，但是他的作品仍然使人震驚。面對達利，許多人仍想大喊“瘋狂”，但達利本人卻堅持道：“我和瘋子的唯一區別在于我沒瘋！”還有一件真事，如達利反復強調的那樣，“我和超現實主義者的唯一區別就在于，我是個超現實主義者”。正如莫奈是唯一貫徹始終的印象主義者一樣（莫奈的伙伴后期分化成了立體派、點彩派或野獸派），達利始終是最忠實的、唯一真正的超現實主義者。雖然他也這樣描述自己：“他思維的石磨轉動不休，像文藝復興之人一樣擁有對萬事萬物的普遍好奇。”

米歇爾·德翁在達利的《天才日記》前言中寫道：“人們自以為了解達利，是因為他憑著極大的勇氣決定要成為一個公眾人物。記者們貪婪地吞食著他所提供的一切，但最終，達利最讓人驚訝的卻是他那樸實明智的感知，正如那個場景一樣：一個年輕人想要知道成功的秘訣，卻被建議吃魚子醬、喝香檳，以免像個按日計薪的零工一樣埋頭苦干，死于饑餓。而達利最棒的莫過于他的‘根’和‘天線’。他的‘根’深扎于地下，尋找40個世紀以來人類在繪畫、建筑和雕塑領域中所能創造的所有‘多汁美味’的養分（用達利最愛的三個詞匯之一來說）。他的‘天線’則直指未來，以閃電般的速度捕捉各種振動、預判和解讀。這一點怎么強調都不為過：達利擁有無法被滿足的好奇心。他的所有發現、發明都體現在他的作品中，只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展現出來。”簡而言之，達利，正如公眾已充分認可的那樣，完全能代表他的時代，哪怕只是在把自己打造成“明星”這一點上。

但達利同時也是一個加泰羅尼亞人。他自視如此，堅守身為加泰羅尼亞人的特權。他于1904年5月11日出生在赫羅納省的小鎮菲格拉斯。后來，他以獨一無二的方式慶祝了這件喜事：“讓所有的鐘鳴起來！讓辛勤勞作的無名小農直起他僵硬的后背，他的背總像橄欖樹干一樣躬向泥土，因特拉蒙塔那風而扭曲彎折；讓他溝壑縱橫、沾滿泥土的臉頰能以高貴的姿態躺在他長滿老繭的手里，短暫地陷入沉思歇息，看啊！薩爾瓦多·達利剛剛來到了人世！……希臘人和腓尼基人一定就是在這樣的早晨登上了羅塞斯和安普里亞斯的海灣，為我的出生準備文明之床和干凈白潔、充滿戲劇性的床單，一切都安頓在這片恩波達平原的正中央——這是這個世界上最具體、最客觀的一片風景。”

達利作品里貫穿始終的一些迷人要素直接來源于他加泰羅尼亞的“根”。據說，加泰羅尼亞人只相信他們能吃、能聽、能碰、能聞或能看到的東西。達利毫不掩飾自己唯物主義者的特征和這種傳統的加泰羅尼亞口味：“我知道我在吃什么，但我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達利經常引用的一位同胞、哲學家弗朗西斯科·普赫斯將天主教會的擴張比作是一頭正在養膘待宰的豬。

記憶的永恒

The Persistence of Momery

1931年，布面油彩，24.1cm×33cm

紐約，紐約藝術博物館，匿名人士贈予，1934年

著名的“軟時鐘”，靈感由融化的卡門貝爾奶酪而來。

達利繼而也對圣奧古斯丁做了一番達利式的注解：“基督就像奶酪，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堆積如山的奶酪。”在達利的作品中，這種飲食譫反復出現：著名的“軟時鐘”源于夢中出現的卡門貝爾軟奶酪，表現著時間自我吞噬和吞噬萬物的形而上的景象；還有無數的《（沒放在）盤子里的煎蛋》、《擬人化的面包》、《龍蝦電話》，以及《煮熟的豆子的軟結構（內戰的預感）》。

達利在里加特港，約1950年

德夏尼拍攝

但是，達利身上的加泰羅尼亞傳統不僅表現在對食物的熱愛上，還可見于出現在他作品中的用心呈現的恩波達平原。對達利來說，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景色，也是他早期作品的主題。達利最著名的一些畫作就取景于加泰羅尼亞綿延的海岸線，從克雷烏斯角到埃斯塔蒂特，中間是卡達克斯，都沐浴在地中海獨有的陽光里。達利最愛的贅生物，即化石、骨化物、擬人化物以及它們在《性吸引的幽靈》里其他奇怪的“表親”，都源自被這些元素雕飾過的海岸巖石。這些元素以不同的形式徘徊在達利作品中，不管是以《欲望之謎》中的形式，還是作為隱形的豎琴或冥想用的物品。

站在窗邊的人

Figure at a Window

1925年，紙板油彩，105 cm×74.5 cm

馬德里，索菲亞王后國家藝術中心博物館

在通過學校的結業考試后（這很是費了一番工夫），達利試著勸說自己的公證人父親讓他到馬德里藝術學院學習。達利的堅持、他第一位老師努涅斯和朋友皮喬特一家的鼓勵，或許還有1921年達利母親逝于巴塞羅那，種種相加，最終打消了達利父親的疑慮。失去這個世界上對他意義最為重大的人讓達利悲慟欲絕。后來，他寫道：“我必須功成名就，抹平痛失摯愛母親給我帶來的羞辱。”

有著拉斐爾式脖子的自畫像

Self-Portrait with Raphaelesque Neck

約1921年，布面油彩，40.5 cm×53 cm

菲格拉斯，加拉—薩爾瓦多·達利基金會

但他的導師們讓他大失所望。他們仍在探索那些達利早已拋在身后的“最新潮流”。他們著迷于現代藝術，沒有向達利傳授他所追求的古典主義。盡管如此，達利還是加入了馬德里的先鋒派，并很快成了這個擁有著佩平·貝洛、加西亞·洛爾迦、路易斯·布努埃爾、佩德羅·加菲亞斯、歐亨尼奧·蒙特斯和拉斐爾·巴拉達斯的圈子里的頭號人物。達利在朋友的陪伴下度過了波瀾壯闊的兩年，其后因煽動同學示威，反對學校任命一位平庸的藝術家為教授而被馬德里藝術學院開除——這實在是因禍得福。他回到了卡達克斯，在當地，他一天最多能畫到5幅畫，因引人注目的鬢角被稱為“大胡子先生”，他腰間用一條細繩系住的幾支畫筆讓人從在遠處就能把他認出來。《有著拉斐爾式脖子的自畫像》就是這個時期的一件作品。從風格和標題來看，這幅作品旨在表達對這位他十分崇拜的著名前輩的致敬。達利的父親此時對他心有責備，可見于達利的一張鉛筆畫（《藝術家的父親和妹妹的肖像》）中父親的面部表情。達利被學院開除的消息摧毀了這位公證人對兒子取得公職的所有希望。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學院現在對他的兒子來說毫無意義：薩爾瓦多就要成為達利了！

確實，在達利面前，幾乎所有時髦的現代藝術潮流都顯得如同兒戲。他已然探索過印象主義、點彩主義、未來主義、立體主義、新立體主義和野獸派，這廂才向畢加索致敬，那廂又能向馬蒂斯致敬，表現出對各種風格驚人的精通。達利毫不掩飾各個流派給他帶來的影響，對各種風格的探索不過意味著他離自己所追求的形象又邁進了一步。它們只會吸引他幾周的注意力，之后就會被拋在身后，未曾留下絲毫痕跡，僅余下持續增長的自信。這在《我父親的肖像》或《站在窗邊的人》中都有所體現。

我父親的肖像

Portrait of My Father

1920年，布面油彩，91 cm×66.5 cm

菲格拉斯，加拉—薩爾瓦多·達利基金會

這位在菲格拉斯赫赫有名的公證人被畫在達利最愛的風景之前，顯得氣度非凡。

說服父親讓自己到巴黎繼續學習大概并沒有花費薩爾瓦多很多工夫。“一旦到了巴黎，”達利預言道，“我就會攫取權力！”他似乎在巴黎待了一周，大約是 1927 年初，為以防萬一，他的姨媽和妹妹陪同前往。據達利自己所言，他在此期間做了三件大事：參觀凡爾賽宮和格雷萬蠟像館、拜訪畢加索。“曼努埃爾·安吉利斯·奧爾蒂斯是格拉納達的一位立體派畫家，對畢加索的作品保持著緊密的關注，他將我引薦給畢加索。奧爾蒂斯是洛爾迦的朋友，因而我恰好認識他。來到波艾蒂路上的畢加索宅，我就被深深地震撼了，心中充滿了崇敬之情，仿佛正在拜見教皇。‘在參觀盧浮宮前，’我說，‘我先來拜訪您了。’‘你做得很對。’畢加索回答說。”就在同一時期，達利的好友路易斯·布努埃爾向他提出了要拍一部電影的想法，并打算用他母親提供的資金來拍攝這部名為《一條安達魯狗》的電影。

裝置與手

Apparatus and Hand

1927年，木板油彩，62.2 cm×47.6 cm

圣彼得斯堡，佛羅里達，薩爾瓦多·達利博物館

這兩位藝術家從自己的幻想中截取交錯并置的畫面，以超現實主義“自動寫作”的手法創作出這部電影。布努埃爾曾見過一片碎云飄過月亮和一只被剃刀割破的眼睛；達利則曾夢見過一只爬滿螞蟻的手和一頭腐爛的驢子，如他當時的一幅畫一樣（即《臭屁股（腐爛的驢子）》。他們都同意要將唯一一條簡單原則（在往后余生中，達利一直忠于這一原則）作為他們作品的基礎：

臭屁股（腐爛的驢子）

The Stinking Ass

1928年，油彩、沙、瓦繪于木板，61 cm×50 cm

巴黎，國立現代藝術博物館，蓬皮杜中心

這幅作品預示著達利與布努埃爾共同創作的電影《一條安達魯狗》中的一組場景。

他們絕不會使用任何易受理性、心理學或文化影響的想法與畫面。為非理性敞開大門！他們只接受能給人帶來巨大沖擊的圖像，而不會去探尋根由。達利一邊等著要將《一條安達魯狗》“像一把匕首一樣直直地插入風趣、優雅而文明開化的巴黎的心臟”，以打開通向超現實主義圈的大門，一邊在巴黎到處尋找“優雅或不優雅的、對我的情愛幻想感興趣的女人”。在《我的秘密生活：達利自傳》中，他寫道：“到達巴黎時，我引用一本在西班牙讀過的書的書名對自己說：‘要么成為愷撒，要么一文不名！’我打了一輛出租車，在車上問司機：‘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妓院嗎？’……當然，我并沒能逐一拜訪，但我看了許多，其中有幾家給我帶來了數不盡的歡愉……現在我要閉眼深思片刻，以挑出三個最為豐富獨特，又給我留下了最神秘印象的地點。于我而言，夏巴奈里的樓梯是最神秘而丑陋的‘情色’地點，維琴察的帕拉第奧劇院是最神秘而神圣的‘美學’地點，而埃斯科里亞爾帝王陵墓的入口則是世界上最神秘而美麗的停尸房。是的，對我來說，情色總是丑陋的，美學總是神圣的，死亡總是美麗的。”

《達利》

基礎藝術08

[法]吉勒·內雷 著

劉心懿 譯

后浪｜湖南美術出版社

20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