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醫播客 第41期 小洛熙醫療事故查處 別讓技術鑒定取代執法職責

寧波小洛熙案的持續發酵，再次戳中醫療糾紛處理的核心痛點——誰來界定醫療行為的合法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三十六條早已明確答案：衛健行政機關負有組織調查、判定是否屬于醫療事故的法定職責，技術鑒定僅為環節性補充，絕非責任判定的唯一依據。

遺憾的是，“以鑒代執”的誤區仍在現實中蔓延。部分執法者將醫療事故技術鑒定視為“終極答案”，忽視了執法判定的法定屬性。須知，技術鑒定聚焦診療行為的醫學合理性，解決“是否符合診療規范”的專業問題，卻無權判斷法律責任；而衛健部門的執法判定，需涵蓋行醫權合法性、知情同意有效性、程序合規性等多重維度，遠比技術鑒定更為寬泛全面。
小洛熙案中，家屬質疑手術知情同意系“恐嚇騙取”，這一爭議直指核心——通過欺詐手段獲取的同意，依法應視為無效，涉事機構根本不具備此次手術的具體行醫權。此類合法性認定，屬于衛健執法的核心范疇，絕非醫學會的技術鑒定所能覆蓋。正如《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衛健部門需對鑒定結論的程序、資格進行審核，必要時開展調查，最終作出行政處理決定，這正是“法技分理”的制度設計初衷。
執法權不可讓渡，法定職責不容缺位。衛健行政機關的調查權、判定權、處罰權，是保障醫療秩序的底線防線。從病歷完整性核查到醫務人員資質審核，從診療程序合規性認定到侵權責任劃分，這些執法環節構成了醫療安全的“防火墻”。若一味依賴技術鑒定，不僅會縱容“重技術輕合規”的醫療亂象，更會架空法律法規賦予的監管職責。
醫療事故的公正處理，既需專業技術支撐，更需法治精神護航。小洛熙案的啟示在于：堅守《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立法本意，明確衛健部門的法定主導地位，讓技術鑒定回歸“輔助支撐”的本位，才能真正實現“法技分理、權責明晰”。唯有如此，才能守護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讓醫療行業在法治軌道上健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