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給中國道歉了？高市早苗找好退路，爛攤子丟給下個“繼任者”

高市早苗打得一手好算盤，在首相官邸的記者會上，她提出了一個條件，如果眾議院重新選舉之后，自民黨和維新黨的執政聯盟沒有獲得多數席位的話，她將會辭職，并把首相的位置讓給在野黨的“繼任者”。

被點名的是立憲民主黨主席野田佳彥、公明黨主席齊藤鐵夫。

這句話一出，日本政治界就變得非常緊張，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政治承諾，而是高市主動把“失敗結局”提前公開。

這也是她的算盤，這樣做能拉到票穩住政權最好，即使拉不到票，她也能提前退場，那日本現在留下來的一堆爛攤子就輪不到她去解決了，當然也不用對中國道歉了。

她不是不想輸，而是把輸也當作一種競選的方式，直接點出繼任者，本身就等于給繼任者施加了心理壓力，也等于給選民設定了一個選擇的結果。

這場解散并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來進行的，而是一下子就做出來了，無論是執政黨內部還是在野黨陣營都沒有得到足夠的緩沖時間。

黨內重要人物事先沒有充分參與到討論之中，地方組織的動員節奏也只好被壓縮，日本政壇上并沒有這樣的做法，直接把爭議給擴大了。

但是高市并沒有打算解釋太多，她選擇以更加堅定的方式前進，并把所有人一起帶入戰爭之中。

解散之后，選舉公告很快發出，緊接著就進入到短周期拉票階段，投計票時間被壓縮到了極限，時間就成為了她手中最有力的籌碼。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她想借這次選舉來改變些什么，日本國會并不是由單一立場控制的，而是通過各個政黨的相互制約來運作的。

自民黨和公明黨組成的組合雖然偏右但是仍然有剎車機制，公明黨退任執政黨之后，這層緩沖就被消除了。

高市轉而同維新會合作，使國會偏向右翼，但是在她看來還不夠穩定，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傾斜的結果變成不可逆的狀態，讓中間的力量沒有回旋的空間。

她想要的不是數量上的優勢，而是能夠壓制反對聲音的結構上的優勢。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她首先要解決的是“人心”，于是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登上舞臺，高市多次表示，如果自己失敗的話，日本就會被這些“立場溫和”的政黨所接管，說話不激烈，但是很明確。

這套說法并不是給所有的選民聽的，而是給右翼基本盤聽的，對于部分支持者來說，政策可以討論，但是立場不能退步，高市將選舉包裝為一次方向選擇，并用“不支持我，別人就會上臺”的方式，迫使支持者集中火力。

威脅式的動員，在短時間內是有效的，它把復雜的議題簡單化，把多種選擇壓縮為二選一，并且使高市在右翼陣營里獲得了道德上的優勢，選舉已經不是關于政綱的辯論了，而是變成了一種陣營之間的對抗。

同時把經濟問題拉入競選主題，暫停食品消費稅、擴大財政刺激被反復提及，通脹、物價、生活成本本來是不利于執政的話題，但是高市想把它們變成必須由我來控制的理由。

問題是，市場是不吃這一套的，財政擴張與減稅同時發出的信號，很快在金融領域體現出來，債券收益率變化使財政風險又擺上了桌面，支持者認為這是減負，但是投資者認為這是壓力。

外部環境也在不斷收緊，美國方面一直要求日本增加國防開支，高市順勢把這個問題加入到自己的競選綱領中，并且強調要采取強硬的態度來承擔安全責任。

但是防務支出、財政刺激以及減稅的承諾加在一起，就意味著更大的預算赤字。

真正促使高市加快步伐的，并不是選舉形勢，而是時間窗口，針對日本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正在逐步地在現實中體現出來，供應鏈調整、能源成本、物價變化等開始體現出來。

她知道，一旦所有問題都和民生有關的話，所有的敘事就都沒了遮蔽性。

因此，在影響全部表現出來之前，她要使國會組織形式固定下來，只要掌握了結構，之后的政策壓力就可以用時間來換取空間來化解，即使輿論發生反轉，也依然有充足的余地去周旋。

而如果這次失敗了，對她的個人來說倒反而是止損，下臺之后，外交上的壓力就不再由她來承擔了，一些立場問題也可以交給繼任者去處理，從個人的角度來看，這條退路還是不錯的。

但是現實不會因為個人的去留而改變，政策后果不能自動清零，國際關系也不會因人事變更而重新開始。

之前的選擇，已經產生了一連串的影響，日本仍然要為此承擔后果。

高市提前點名的“接班人”其實是個對手，但是也是她給自己的一個緩沖，這場豪賭，輸贏之外，她已經把退路擺在明面上了。

而站到臺前的，并不是幾個人的名字，而是日本政治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賬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