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序》和兩個《圣教序》碑刻是啥關系？學哪個帖容易入手二王

《蘭亭序》和《圣教序》從書法學上來說，都是王羲之的書法體系，他們之間并沒有任何區別，唯一的區別就是《蘭亭序》是一個摹本墨跡，《圣教序》是一個王羲之集字刻本。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是書法學習上的承傳差別，實際的本質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但是從文本的角度來看，他們兩個的價值是沒有辦法來比的，《蘭亭序》的內容，是記敘東晉時期一些貴族族在一個“修禊事”的節日聚會賦詩的詩集序言，頂多就是王羲之寫了一篇美文。《圣教序》的內容是皇帝對中國佛學歷上重大歷史事件的嘉褒。

褚遂良永徵四年（654）完成的《雁塔圣教序》碑刻

這在中國文化史上，兩個事件的重大性意義差別是很大的。《蘭亭序》是一種文化上的一個小小的傳統的節日聚會，而《圣教序》是中國佛教一個鼎盛時期的開端的弘揚，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文化價值。
《圣教序》與《蘭亭序》中的兩個主人公，都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一個是書法界的領袖書圣王羲之，一個是佛教界的領袖玄奘。而這兩個人物又都是唐太宗推崇備至影響深遠的歷史人物。
其中玄奘經歷20多年的留學生涯，于貞觀19年回到中國，唐太宗熱情歡迎他的歸來并親自召見了他，并且把他母親的故宅慈恩寺改名弘福寺賜給玄奘，讓他專心致志的翻譯佛教經典。貞觀二十二（648）年，玄奘翻譯的第一部佛經《瑜伽師地論》100卷完成，唐太宗第一個讀到了這部經書他非常興奮，為玄奘寫了781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在這一段時間里，唐太宗與玄奘的關系是非常親密友好的。
貞觀二十三年，就在唐太宗去世的前三天，玄奘完成了《心經》的翻譯工作，第一個讀者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再加上玄奘在佛教界崇高的領袖地位，唐代的佛教有了非常大的發展。玄奘苦心經營，經過20年的翻譯，終于完成了1300多部多部佛教巨著的翻譯工作，這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是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對中國的佛學理論的影響是巨大的，玄奘也在中國的佛教史上享有舉足輕重的宗教歷史地位。

洛陽龍門石窟奉先寺的大佛據說根據武則天本人的相貌雕刻

所以《圣教序》的全名是《大唐三藏圣教序》。這不但是唐太宗賜給玄奘的佛教工作的獎賞，也是對唐代佛教發展的鼓勵。
事實上，唐朝建立以后，對各項文化都是平衡發展的，一直主張儒、釋、道三家融合。尤其是對佛教還是比較保護和偏重的。比如說，隋煬帝的私人朋友高僧智顗大師，他在唐朝仍然是佛教界的一位領袖，弟子眾多。
我們從《蘭亭序》和《圣教序》發生的重視程度來講，《蘭亭序》沒有皇帝參加，也不是皇帝，也不是國家的一件重要的事件，而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傳統節日的自覺的集會，是文人的自發組織。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蘭亭序》也是唐玄唐太宗第一個發現的，而且也是得到他推崇的一個王羲之的書法作品。
而《圣教序》是一次由國家主出面，由皇帝親自過問參加，并且積極支持和主持的一次盛典。
這次活動唐太宗和唐高宗兩位皇帝先后親自過問，并且分別寫下的序言和記，都是對唐代佛教的盛行和推廣具有重大意義的文章。

懷仁和尚歷時20余年集字而成的行書《圣教序》

中國的佛教在唐代是一次高潮，由于佛教受到皇帝的重視，對于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學、藝術等等各個方面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到了武后時期，佛教達到了歷史的頂點，石窟的開鑿規模，遠遠超過了南北朝時期佛教石窟的建造。
《圣教序》受到國家重視的程度之高，是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其中就產生了兩塊《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第一個碑產生于唐高宗永徵四年（654）唐高宗親自主持，書法家褚遂良書寫。據說褚遂良書寫的這個《雁塔圣教序》碑，經歷了不平常的書寫過程。

孟頫臨摹的《蘭亭序》

唐太宗的圣教序是貞觀二十年（646）八月三日寫的。然后命褚遂良書寫碑文。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碑文可能寫好了，但是一直到唐太宗去世也沒有書丹勒石。
唐太宗去世以后，褚遂良是唐太宗的顧命大臣之一，但是唐高宗和褚遂良之間有一定的矛盾，永徵元年（651）唐高宗李治把褚遂良貶職到同州做刺史。但是三年之后，永徵四年（654）恰恰是一個癸丑年，唐高宗覺得，永和九年（354）是一個癸丑年，王羲之寫下了著名的《蘭亭序》，現在馬上又逢一個300一遇的癸丑年了，覺得把這個碑立起來比較有紀念意義，于是在永徵三年（653）又把褚遂良召回京城，命他重新書寫《大唐三藏圣教序》，于永徵四年（654）年勒石立碑，正式完成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這個文化工程。這就是第一個《圣教序》的楷書碑刻。
可是據日本學者荒金大琳與荒金治父子多年的考察研究，褚遂良寫的這個《雁塔圣教序》碑刻，全文800多字，其中就有500多字有修改的痕跡非常明顯，只有200多字沒有修改。所有修改的這些字，都是把原來有行書成分的筆畫，修改的有楷書的味道了，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日本學者荒金大琳的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研究

通過大量的研究，日本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褚遂良在唐高宗被召回京城重新寫《圣教序》的時候，他的心情不是太好，因為他被唐高宗李治貶官以后，他寫不出唐太宗時期寫的那個感覺，所以只能按照原稿上的字上石摹勒，但是碑刻完成以后，可能皇帝不是很滿意，于是又對碑刻上的字重新做了很大的調整。被修改的400多個字都是把原來具有行書味道的字變成了具有楷書味道的字了。
但是無論怎么說，褚遂良寫的《圣教序》不但代表了褚遂良的書法最高成就，而且他的書法對后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例如，武后時代的書法家薛稷、唐玄宗時代書法家顏真卿，都受到褚遂良書法風格很大的影響。實際上在唐代的后期，影響唐代書壇的書法家就是褚遂良。
可是就在褚遂良完成了《圣教序》的書法工作三年之后，他就被武后迫害致死了。

趙孟頫臨摹的《圣教序》

但是用書法來表現《圣教序》的工作并沒有停止。懷仁和尚就是弘福寺中和玄奘一起在做翻譯工作的僧徒之一。想必唐太宗給玄奘和尚寫的《大唐三藏圣教序》這件事一定震撼了懷仁和尚，于是，非常熱愛書法的懷仁他可能有一個奇妙而大膽的想法：就是怎樣用王羲之的書法把這個《大唐三藏圣教序》刻成一個碑，以弘揚佛教也弘揚王羲之的書法，這不是兩全其美的大好事嗎？
可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懷仁和尚雖然有這樣一個美好的愿望，但是他要真正實現這個夢想，困難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因為在唐代，王羲之的書法已經不多見了，怎樣才能找到王羲之的書法，也是非常困難的。于是他經歷了20多年的苦熬，最終才成功將集王羲之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刻成了這個行書的《圣教序》碑刻，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立于弘福寺中。
我認為用王羲之的行書集字而成的《圣教序》，應該說是意義更多一些，他一個方面是紀念了唐太宗唐高宗，對佛教事業的重視，同時也紀念了玄奘對佛教事業的發展和貢獻，而且又追逐了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欣賞，所以這個書法作品是在褚遂良之后，又一次對王羲之書法更重要的文化傳播事件。因此，這個集字《圣教序》碑刻，其實佛教的色彩已經在逐漸的減少，而書法文化的成份越來越突出，特別是書法上的成績非常突出，所以懷仁和尚集字《圣教序》是在中國書法史上影響最大的一個碑帖。它可以說堪稱“帖學”的鼻祖。

趙孟頫臨摹的《蘭亭序》

關于《圣教序》的文化我們從一個佛教的世界又歸到了書法。這是跟原來的意愿完全不同的一個結果。
事實上，后來我們來看《圣教序》的最大的影響，其實還是在書法方面，一個方面最早的《圣教序》是褚遂良的寫的，這個書法作品是對唐代的書法影響巨大，而懷仁和尚集字的《圣教序》對書法的影響更是不可估量的。
這個集字的《圣教序》與王羲之的《蘭亭序》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在懷仁集字《圣教序》中，有很多字就直接來自于《蘭亭序》，這又不能不說《圣教序》和《蘭亭序》真的是一對親姐妹了。
如集字《圣教序》中的“知”字、“趣”字、“或”字、“群”字、“然”字、“林”字、“懷”字、“將”字、“風”字、“朗”字、“是”字、“崇”字、“幽”字、“托”字、“為”字、“攬”字、“時”字、“集”字等字都出自《蘭亭序》之中，這說明在唐太宗到唐高宗之期間《蘭亭序》的真跡還存在于世上。這也是從另一個側面對歷史的見證，對文化的見證。
所以我覺得《圣教序》和《蘭亭序》雖然我們從現實上來看，兩個的重要意義還不太一樣，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蘭亭序》是個人私人臣民的聚會，而《圣教序》是有國家權威的一次國家工程，所以在現實上來說，《圣教序》的意義比《蘭亭序》的意義要隆重得多，盛大得多，重要得多影響深遠的多。

趙孟頫臨摹的《圣教序》

但是從書法的意義上來說，它們又合二為一，它們同樣有唐太宗推同樣有唐太宗推籃主播的功績，它們的影響是同樣深遠和重要的。
我們經常講，現代書法就是在唐代形成的，而唐代形成的現代書法體系，主要就是楷書、行書和草書三位一體的書法體系，這個體系里邊，《蘭亭序》也好《圣教序》也好，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書法藝術主導地位的角色。
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蘭亭序》的文化影響要更大一些，因為《蘭亭序》是選入了《古文觀止》一篇著名散文，同時，又是唐太宗推崇備至的一個書法作品，在書法史上是“天下第一行書”。
《蘭亭序》本身還有文字發展史意義，考古學意義，書法史意義，文學意義等多重價值和意義并重。它穿越了現實和歷史，以書法和文學的雙峰成就，在中國書法史和文學史上影響深遠，這是《圣教序》根本沒有辦法來比的。
而且集字《圣教序》從書法的意義上來講，畢竟它不是一個真跡，有很多字還是從《蘭亭序》里復制而來的，這是巧妙的假借了王羲之之手，給唐代抄寫了兩篇歷史文章。（384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