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越軍狙擊手，將副師長一槍打死，我軍找不出人，立馬撤離

1979年2月，越北前線。

一聲槍響，副師長當場倒地。

42軍通信班長鄭裕昌就在旁邊。

他看見副師長手里的地圖掉下來，人歪向一邊，血濺到警衛員衣領上，很快洇開一片。

鄭裕昌打過仗，見過坦克被炸、戰友犧牲，但沒見過這么快的死法———沒喊、沒掙扎，一槍斃命。

誰能想到，這個目睹慘劇的通信兵，幾個月前還在為“坐冷板凳”憋著一肚子火？

戰前，他是步兵尖子，射擊全連第一，四零火箭筒打得又準又穩。他以為肯定上前線沖鋒，結果命令下來：調坦克部隊，干通信。

他當著科長面直接抱怨：“讓我整天擰電臺旋鈕、背密碼本？這不是埋沒人嗎！”

科長黑臉回他：“跟著老子你很冤是吧？”

他立馬閉嘴——命令就是命令。

經過兩個月突擊訓練，他背著25W電臺上了前線。

營長檢查裝備時，拍了拍腰間五四手槍：“緊急時，別忘了這個。”

他懂：通信兵不能被俘。電臺、密碼、人，三樣絕不能落敵手。那把手槍，是留給自己最后用的。

進了越南，裝備差距讓他心里發沉。

繳獲的越軍五六式步槍，同樣是國產，卻比自家的新得多，鋼材也更好。

他們的火箭筒帶光學瞄準鏡，夜戰打得準；電臺也比我軍先進。

更扎心的是，在一個小鎮，他看到幾十臺中國造拖拉機，嶄新锃亮。試駕后發現，性能竟比國內同款還強。

“我們援助的東西，全拿來打我們了。”他拳頭攥得發緊。

當時，我軍沒有專職狙擊手，也沒有專用狙擊槍。

越軍卻已裝備蘇制SVD狙擊步槍，配4倍瞄準鏡，600米內能精準狙殺，400米打斷甘蔗都不難。

副師長遇襲那天，幾個團營干部圍著他看地圖。

扇形站位，誰是指揮員一目了然。

越軍狙擊手抓住機會，一槍打中脖頸。

現場亂了。有人朝樹林開槍，立刻被喝住：“進掩體！別打槍！”

鄭裕昌知道，沒找到狙擊手就亂射，只會暴露自己，變成下一個目標。

警衛員撲過去喂水。水剛咽下，就混著血從傷口涌出。

沒撐多久，人就沒了。警衛員抱著尸體哭，最后用白布裹好，民兵抬走。

部隊馬上搜山，把周邊翻了個遍，沒找到人。

指揮員不敢再留——誰也不知道下一槍打誰。

全隊緊急撤離。

這一幕，讓鄭裕昌想起路上看到的慘狀。

在東溪、七溪一帶，他們保障的五輛坦克，三輛被毀。有的踩中地雷，剛停下就被越軍火炮定點轟；有的開錯路，一頭栽下山崖，乘員生死不明。

最慘的是路邊一輛燒焦的坦克，犧牲的坦克兵只剩腹部勉強完整，其他部位已經辨不出人形。那畫面，他做了好幾年噩夢。

他曾是步兵里的神槍手，百米胸環靶十發九十八環。

可他從沒想過，自己人會變成敵人瞄準鏡里的十字線。

他后來才明白，越軍的冷槍不是偶然。從開戰到撤軍，狙擊手一直是我軍的噩夢。

我們不缺好槍手，但沒專業訓練，沒專用裝備，再準的槍也發揮不出來。

而越軍靠著蘇聯支援的武器，加上熟悉地形，專挑軍官、通信兵、機槍手下手，打得又狠又準。

幾年后，我軍列裝79式狙擊步槍，總算有了自己的狙擊體系。

可副師長倒下的那一幕，鄭裕昌一輩子忘不掉。

這個代價，太重了。

但正因為有人付出了，后來的人才能少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