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肝癌，介入手術6次人財兩空！我悔恨把他推上手術臺。

講述：鄒天 文：風中賞葉

2021年11月 確診

父親右肋下隱痛了兩個月，B超和增強CT的結果，把所有僥幸擊得粉碎：原發性肝細胞癌，腫瘤不小，且緊貼重要血管。外科醫生搖著頭：“位置不好，切不干凈，手術風險太大。”

另一種方案被擺到面前：肝動脈化療栓塞術，也就是介入治療。“通過大腿根部的血管，把藥和栓塞劑直接打到腫瘤的老巢，餓死它、毒死它。創傷小，很多患者能帶瘤生存不少時間。”

父親沉默著，他這輩子沒做過主刀的大決定。最后看向我：“兒子，你懂，你定。” 我說：“做。有辦法就得試試。”

第一次介入：2022年1月

手術本身很快，兩小時。術后反應卻像一場風暴。高燒、劇痛、嘔吐，父親在病床上蜷縮成一團，黃疸讓他的眼白都泛著黃。醫生說這是“栓塞后綜合征”，說明藥物在起作用。

一周后，他虛弱地走出醫院，復查CT顯示腫瘤供血被切斷了大半。我們像打贏了第一仗，覺得這罪受得值。

第二、三次介入：2022年4月、7月

治療進入每三月一次的循環。每次去住院，都像赴一場已知的刑期。發燒、疼痛、乏力的流程越來越熟，父親的耐受力也越來越差。他的頭發掉了大半，食欲銳減，人迅速消瘦下去。

但復查時，醫生指著CT上那片壞死的腫瘤區域說：“控制得不錯，活性減弱了。” 這句話像強心針，支撐著我們走向下一次。父親總說：“有用就行，我能忍。”

第四次介入后：2022年10月 轉折

這次出院后，父親沒像之前那樣慢慢恢復。腹脹開始糾纏他，起初以為是消化不良，喝了粥也脹。肚子漸漸鼓起來，像扣了一口鍋，皮膚繃得發亮。醫生說，是腹水。肝臟功能受損，門靜脈壓力高了。

我們開始和腹水作戰。利尿劑讓他一趟趟跑廁所，腿軟得走不動，肚子卻不見小。第一次抽腹水，抽出了3000毫升淡黃色液體，他暫時松了口氣，可不到兩周，腹脹卷土重來。

腫瘤似乎被控制著，但他的身體，正被另一種痛苦緩慢吞噬。

第五次介入：2023年1月 煎熬

這次治療，更像一場賭博。醫生談話時提到，反復介入可能加重肝功能損傷。但我們也怕，一旦停下，腫瘤反撲怎么辦？

父親是咬著牙走進手術室的。術后反應前所未有的重。腹水猛增，即使頻繁抽取，他也無法平躺，整夜半坐著喘氣。黃疸加深，皮膚瘙癢讓他抓出一道道血痕。他開始沉默，眼里沒了光，只有深不見底的疲憊。

第六次介入前：2023年4月 我的堅持與他的順從

主治醫生私下找我談話：“肝功能已經很差，Child-Pugh評分到了B級。再做介入，風險很高，可能加速肝衰竭。從生活質量角度看，或許該考慮支持治療了。”

我慌了。停了介入，不就等于放棄？我無法想象自己簽下“停止治療”的字。我哀求醫生：“再做一次，最后一次，試試看能不能把腫瘤壓下去，肝功能我們慢慢調養。”

我轉身對父親說：“爸，咱們再做一次，最后一次，拼一把。” 他看著我，眼神渾濁，良久，極其緩慢地點了點頭。那不是同意，是 精疲力竭后的順從。是我，用兒子身份和所謂的“希望”，把他最后一次推上了那條路。

第六次介入后：崩潰

他沒有挺過來。

或者說，他的肝臟沒有挺過來。術后肝功能急劇惡化，黃疸指數飆升，出現了肝性腦病的早期跡象：反應遲鈍，手開始不自覺顫抖。腹水成了頑固的惡魔，抽不盡，補上蛋白也沒用。

最讓我心碎的一幕，發生在他還清醒的時候。那天，他掙扎著要去廁所，我扶他站在洗手池前。他抬頭，看見鏡子里的人：眼球渾濁蠟黃，肚子高高隆起，雙腿浮腫如水桶，曾經強壯的身體枯瘦如柴，布滿針眼和瘀斑。

他就那么定定地看著，看了也許有一分鐘。然后，喉嚨里發出一聲類似嗚咽的、被堵住的聲音，大顆大顆混濁的眼淚，毫無征兆地滾落下來。他沒有哭出聲，只是渾身劇烈地顫抖，眼淚洶涌不止。那是一個男人對自己身體最后尊嚴徹底崩毀時，無聲的、徹底的崩潰。

我站在他身后，扶著他，像是扶著一座正在我眼前轟然倒塌、我卻無力阻止的山。那一刻，我推他上手術臺的所有理由——“延長生命”、“控制腫瘤”——都顯得那么虛偽和蒼白。我給他爭取的，究竟是什么？

人財兩空

他的生命在隨后幾周里迅速凋零。肝衰竭，腎衰竭，昏迷。我們花光了父母一輩子的積蓄，用盡了我的存款，還欠了債。最終，在ICU里，靠著冰冷的機器維持了最后幾天體征后，他走了。

整理遺物時，我翻出了厚厚一沓繳費單、借款憑據，和六張介入手術的記錄單。總花費，六十余萬。換來的，是他從確診到離世的不到兩年時間里，至少一半時間在承受治療帶來的痛苦，而最后幾個月，完全活在沒有質量、沒有尊嚴的煎熬中。

悔恨

我悔恨。

我悔恨自己當初那句輕率的“你定”。我悔恨自己把“積極治療”等同于“孝順”，把醫學上的“可行”當成了必然的“應為”。我悔恨在醫生已經提示風險時，依然被恐懼驅使，用“最后一次”的幻想，綁架了他最后的體力。

我更悔恨，是我親手，一次一次，把他推上手術臺。我原以為推他上去是對抗死亡的戰場，后來才明白，那或許只是一條提前消耗他所有生命尊嚴與家庭元氣的、另一形式的荊棘路。

腫瘤或許被部分“控制”了，但“人”被治垮了，“家”也被治空了。介入手術沒有錯，它是很多人的希望。錯的是我，在復雜的醫療決策中，只聽得見“可能有效”的召喚，卻忽略了父親身體發出的、越來越清晰的痛苦哀鳴，也低估了那每一次“有效”背后，家庭需要付出的慘重代價。

這張手術臺，成了我對他最后的、也是最痛的辜負。這份人財兩空的悔恨，比肝癌本身，更長久地噬咬著我的心。它告訴我，有些決定，看似在救人，實則可能是在以愛的名義，完成一場緩慢的告別，而代價是所愛之人最后的安寧，和一個家庭未來的喘息之機。這教訓，太貴了，也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