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當中，為什么宋史的篇幅最長？字數最多？

公元一三四五年，當那一摞名為《宋史》的巨型卷宗擺上元順帝的案頭時，場面著實有些嚇人。

這一套書的體量實在太夸張了。

全書足足四百九十六卷，字數沖破了五百萬大關。

五百萬字是個什么概念？

咱拿大家熟悉的做個對比。

司馬遷寫《史記》，那是貫穿幾千年的通史，也不過五十多萬字。

班固的《漢書》，被公認為斷代史的標桿，撐死也就八十萬字。

你要是想湊夠一部《宋史》的篇幅，得拿十部《史記》或者十三部《三國志》摞在一起才夠分量。

照常理推斷，這么大排場的著作，怎么著也得是個震古爍今的傳世經典吧？

可偏偏事與愿違。

在二十四史的大家族里，這套書的口碑簡直跌到了地板上。

后來的學者提起它，嘴里蹦出的評價就一個字：爛。

糙得沒法看。

毛病多得讓人頭皮發麻：內容雜亂無章，前后邏輯打架，甚至出現過同一個人在這一卷有個傳記，翻幾頁在另一卷里又冒出一個傳記的笑話。

這就好比你去查人事檔案，發現同一個同事有兩份完全不一樣的履歷表，連名字寫法都沒對上。

怎么會搞成這副德行？

其實，這都是借口。

這場慘劇的根源，卡在了三個要命的岔路口上。

這事兒，還得從那場足足吵了六十年的架開始嘮。

把時鐘撥回到南宋剛倒臺的那會兒。

按老祖宗留下的規矩，新朝坐了天下，頭等大事就是給前朝修史。

這不光是為了總結前人的得失，更是為了給自己正名——我給你寫傳，說明我是接你班的，這皇位坐得名正言順。

忽必烈自然明白這個理兒。

南宋那邊剛咽氣，他這邊就拍板要修《宋史》。

要是換做普通的改朝換代，這活兒輕松得很。

找幾個老學究，翻翻舊檔案，兩三年也就完事了。

可元朝碰上的這盤棋，是個死局。

項目剛一啟動，立馬就在第一個岔路口撞了墻：到底誰才是“正統”？

這在當時可是個碰不得的政治高壓線。

因為在宋朝存在的那三百年里，這片土地上熱鬧得很。

遼國、金國、宋朝，這三家可是長期并存，誰也不服誰。

修史官要想動筆，先得把兩個問題捋清楚：

頭一個，遼、金、宋這三家，誰是爹，誰是兒？

換句話說，誰才是真正代表“中國”的老大？

再一個，北宋和南宋，算不算一家子？

要是算一家，那南宋是不是就成了躲在角落里的割據小政權？

這兩個問題，根本沒法答。

為啥？

因為背后的利益糾葛太深了，動誰都要炸。

當時元朝的朝堂上，那是大雜燴，既有漢人當官，也有大把的契丹、女真貴族。

要是在這個問題上拍了板，定宋朝為正統，把遼金打成“偽政權”（也就是在書里把遼金當成番邦來寫），那遼金出身的官員當場就得炸毛。

憑什么我祖宗成“偽”的了？

這就等于承認他們在政治上低人一等。

反過來說，要是學當年南北朝修史的路子，搞個《南史》《北史》，尊遼金為北朝正統，把宋朝當南朝看。

那漢地的讀書人更不干了——大宋三百年的輝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這兩撥人，誰也別想說服誰。

這一僵持，就僵持出了一個漫長的“垃圾時間”。

忽必烈活著的時候沒定下來。

既然定調子的人不說話，那底下的活兒自然沒法干。

大伙兒只能磨洋工，搜集點舊紙堆，整理點名人八卦。

忽必烈一走，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輪流坐莊。

這三位爺加在一塊兒，統共才干了二十多年。

龍椅還沒捂熱乎就換人了，誰有那個閑工夫去管修前朝史書這種費力不討好的破事？

更要命的是，等元仁宗一死，元朝高層徹底亂了套。

短短十二年，跟走馬燈似的換了七個當家人！

在這種高層動蕩、人頭落地的局勢下，修史這種燒錢又不產糧食的項目，自然就被扔到角落里吃灰去了。

一直熬到公元1333年，元順帝登基。

這會兒，距離南宋滅亡已經過去了快六十年。

六十年意味著什么？

那是整整兩代人的光陰。

當年那些在遼、金、宋生活過的老一輩，絕大多數都已經進了棺材。

這倒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當事人都死絕了，情緒也就沒那么沖了。

當年那種非要爭個你死我活的“正統之爭”，火藥味淡了不少。

元順帝覺著火候到了，于是把丞相脫脫叫來，讓他重啟這個爛尾工程。

就在這會兒，歷史走到了第二個關鍵岔路口。

脫脫接手這個燙手山芋時，發現雖然吵架的聲音小了，但那個理論死結還是解不開。

只要你想把這三個朝代塞進同一本書里，你就必須得排個座次。

這時候，脫脫拿出了一個極具“蒙古風格”的解決方案。

既然大伙兒爭的是“誰是正統”，那我不討論這個問題不就結了？

脫脫的路子野得很：不做單選題，我全都要。

宋、遼、金，三家全是正統。

我不搞什么《三朝合史》，我就整三本獨立的書——《宋史》《遼史》《金史》。

大家都單獨立戶，都有自己的皇帝本紀、大臣列傳。

誰也別想壓誰一頭。

這個拍板，直接把吵了六十年的架給終結了。

從辦事效率來看，脫脫簡直是個天才。

他繞開了最難啃的骨頭，讓項目瞬間提速。

公元1343年，也就是元順帝至正三年，修史大業正式開工。

可要是從史學質量上看，這招埋下了一個巨大的雷。

因為不再需要從宏觀上去搭建一個統一的歷史框架，也不用費勁去考證誰真誰假，編修官們的心態徹底崩了。

既然領導要的是“快”，是“別吵吵”，那咱們還費那個勁去考證干啥？

于是，整個修史班子琢磨出了一套最省力氣的干法：剪刀加漿糊。

但這會兒，脫脫定的調子是“各回各家”，大家不用打架了。

既然不用打架，那也就不用統一口徑了。

史官們干脆把能找到的宋朝國史、實錄、日歷，成段成段地往里搬。

這也就是為什么《宋史》能膨脹到五百萬字。

因為它幾乎就是把宋朝的原始檔案館給搬了一次家。

要是給他們足夠的時間，或許還能在搬運之后做個精裝修。

可惜，老天爺沒給元朝這個機會。

這就撞上了第三個要命的關口：天災人禍。

就在公元1344年，也就是修史剛開張一年，出大事了。

黃河決了口。

那一年的黃河大泛濫，成了元朝崩盤的導火索。

為了堵口子，朝廷強行征發了幾十萬民工。

這幾十萬人湊一塊兒，再加上天災，直接把那場著名的紅巾軍起義給點著了。

整個大元帝國瞬間風雨飄搖。

更倒霉的是，作為項目總指揮的脫脫，因為朝廷里的政治傾軋和治河不利，在這個節骨眼上被逼辭職回了老家。

主心骨一走，原來的精英班子也散了大半。

朝廷臨時抓壯丁，換上來個新負責人，叫阿爾拉·阿魯圖。

這位老兄接手的時候，心里估計有一萬頭羊駝在奔騰。

外面是紅巾軍造反，家里是朝政亂成一鍋粥，沒錢沒人。

這會兒他的決策邏輯簡單粗暴：趕緊結項，越快越好。

如果說脫脫是為了平衡搞妥協，那阿魯圖純粹就是為了交差搞糊弄。

剩下的活兒，基本就是在一種“蘿卜快了不洗泥”的狀態下趕出來的。

史官們連最起碼的校對都省了。

他們把手頭現有的材料，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腦全塞進書里。

宋朝雖然沒了，但留下的檔案那是浩如煙海。

北宋各朝都有《實錄》，南宋雖然丟了一些，但也有大把的《日歷》和《中興四朝國史》。

元朝的史官們，面對這些堆積如山的材料，采取了“全盤照收”的態度。

這就導致《宋史》里全是讓人哭笑不得的低級失誤。

舉個例子，因為抄的是不同來源的原始檔案，一個人在《哲宗實錄》里有一段記載，在《徽宗實錄》里又有一段。

修史的人懶得核對，直接把兩段都抄進去，結果就是一個大活人在《宋史》里占了兩個傳記坑位，甚至連生卒年都對不上號。

再比如，很多打仗的過程，直接照抄宋軍前線將領的戰報。

大伙都懂，將軍為了邀功，戰報那都是注了水的。

元朝史官也不去查證，閉著眼抄。

結果讀者一看，宋軍每場仗都打得威風八面，殺敵無數，最后莫名其妙就把國家給打亡了。

這種邏輯上的硬傷，在《宋史》里隨處可見。

只用了兩年半。

一部五百萬字的巨無霸，就在這種內憂外患、敷衍了事的狀態下，匆匆忙忙殺青了。

那會兒，朱元璋甚至都已經跑到皇覺寺去當和尚敲木魚了。

元朝的氣數，也就剩下最后那二十多年。

可是，歷史這玩意兒充滿了諷刺。

恰恰是因為元朝史官的“懶”，恰恰是因為他們的“不考證”和“全盤照抄”，反倒成就了《宋史》獨一份的價值。

而《宋史》不一樣。

它太糙了，糙到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宋朝原始檔案的模樣。

它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沒經過整理的數據庫。

很多在其他朝代會被史官大筆一揮刪掉的繁瑣細節，在《宋史》里都僥幸活了下來。

對于后來的研究者來說，這反倒成了撿漏。

咱們今天能知道宋朝那么多的細節，能還原那個時代的方方面面，很大程度上得歸功于當年元朝史官的“不負責任”。

他們本想偷個懶，卻無意中給后人留下了一座沒經過雕琢的史料富礦。

這筆賬算到最后，居然是后人賺翻了。

信息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