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溫的故事

傍晚六點的廠區大門，裹挾著煤煙味的冷風卷著枯葉撲過來。建國把藏在工作服里的舊毛衣往下扯了扯，遮住凍得發紅的脖頸，快步走向停在路邊的二手自行車。車把上掛著兩個塑料袋，一個裝著給孩子買的打折作業本，另一個是菜市場撿的爛菜葉，今晚就著僅剩的半袋米煮個菜粥。

蹬車的力氣比昨天又弱了些，建國咬著牙，胸口隱隱發悶。口袋里的手機震了震，是妻子發來的微信：“媽今天疼得厲害，止痛藥快沒了，小女兒的奶粉也見底了。”他放慢車速，指尖在屏幕上懸了半天，只回了兩個字：“知道了。”

三千二百塊的月薪，是這個四口之家加一位癌癥病人的全部依靠。母親的化療費像座大山，兩個孩子一個上小學一個剛斷奶，妻子沒法上班，全家的擔子都壓在他肩上。上個月開始，建國就盤算著找份兼職，每天下班后的三四個小時，周末的全天，只要能掙錢，再累他都愿意。

回到狹窄的出租屋，防盜門“吱呀”一聲推開，昏暗的客廳里，妻子正抱著小女兒哄睡，大女兒趴在矮桌上寫作業，臺燈的光線昏黃得像快要熄滅。里屋傳來母親壓抑的咳嗽聲，建國把菜粥倒進鍋里，輕手輕腳地走進里屋。

母親蜷縮在硬板床上，臉色蠟黃，看見他進來，勉強扯了扯嘴角：“建國，別太累了，媽這病……”“媽，您別瞎想，藥我明天就去買。”建國打斷母親的話，幫她掖了掖被角，指尖觸到母親枯瘦的胳膊，骨頭硌得人生疼。

夜里八點，等兩個孩子睡熟，母親的疼痛也緩和了些，建國揣著從工友那打聽來的兼職信息，悄悄出了門。第一個目的地是附近的工地，聽說晚上要夜班卸貨，工錢日結。守門的老頭瞥了他一眼，擺擺手：“要年輕力壯的，你這身子骨，扛不動鋼筋，別耽誤事。”

建國不死心，又往夜市方向走。之前聽說夜市需要臨時工幫忙看攤位，管吃管住還能拿提成。找到相熟的攤主，對方卻面露難色：“建國啊，不是我不幫你，最近查得嚴，攤位都要精簡人手，我自己都快撐不下去了。”他遞過來一瓶礦泉水，“你這情況我知道，難，但我這兒真沒辦法。”

寒風越來越烈，建國沿著路燈往前走，影子被拉得忽長忽短。他又想起白天在手機上刷到的外賣騎手招聘，打電話過去咨詢，對方說要健康證，還要交五百塊押金租車，他摸了摸口袋里僅有的幾十塊零錢，默默掛了電話。

路過一家便利店，他停下來，透過玻璃門看著里面暖黃的燈光。貨架上的止痛藥標價八十塊一盒，奶粉要一百多，他數了數口袋里的錢，指尖微微發顫。便利店的店員探出頭問：“先生，要點什么？”他搖搖頭，轉身走進了黑暗里。

往回走的路上，自行車蹬得越來越費力。建國想起大女兒早上說想要個新書包，舊書包的帶子已經磨斷了；想起小女兒喝著廉價奶粉時哭鬧的樣子；想起母親疼得滿頭大汗卻硬說沒事的模樣，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

回到出租屋，妻子還沒睡，正坐在客廳等他。“怎么樣？”她的聲音帶著期待。建國把自行車靠在墻角，低下頭：“沒找到，工地不要，夜市也不需要人。”客廳里的空氣瞬間沉了下來，只有窗外的風聲嗚嗚地響。

妻子沉默了半天，起身給他倒了杯熱水：“沒事，慢慢來，實在不行，我明天也出去找找零活。”“不行！”李建國猛地抬頭，“孩子和媽都需要你照顧，你出去了，家里怎么辦？”他的聲音帶著疲憊，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崩潰。

他走到桌邊，從口袋里掏出那張皺巴巴的兼職信息單，上面的字跡已經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建國把信息單揉成一團，又慢慢展開，撫平褶皺。月光透過窗戶照進來，照亮了他布滿血絲的眼睛。

里屋傳來母親輕微的呻吟聲，建國立刻站起身，快步走了進去。他坐在床邊，輕輕拍著母親的背，像哄孩子一樣低聲安撫。母親在睡夢中蹙著眉，嘴里喃喃地念著他的名字。

夜深了，建國躺在客廳的折疊床上，輾轉難眠。他摸了摸放在枕邊的工資卡，里面的余額少得可憐。明天還要早起上班，晚上還要繼續找兼職，建國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要熬多久，也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

窗外的風還在刮，把窗戶吹得“哐當”作響。建國緊緊攥著拳頭，指節泛白。他不能倒下，母親要治病，孩子要養活，這個家還需要他撐著。哪怕前路再難，建國也得咬著牙走下去，就像抓住最后一點余溫，不肯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