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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六點的廠區大門,裹挾著煤煙味的冷風卷著枯葉撲過來。建國把藏在工作服里的舊毛衣往下扯了扯,遮住凍得發紅的脖頸,快步走向停在路邊的二手自行車。車把上掛著兩個塑料袋,一個裝著給孩子買的打折作業本,另一個是菜市場撿的爛菜葉,今晚就著僅剩的半袋米煮個菜粥。
蹬車的力氣比昨天又弱了些,建國咬著牙,胸口隱隱發悶。口袋里的手機震了震,是妻子發來的微信:“媽今天疼得厲害,止痛藥快沒了,小女兒的奶粉也見底了。”他放慢車速,指尖在屏幕上懸了半天,只回了兩個字:“知道了。”
三千二百塊的月薪,是這個四口之家加一位癌癥病人的全部依靠。母親的化療費像座大山,兩個孩子一個上小學一個剛斷奶,妻子沒法上班,全家的擔子都壓在他肩上。上個月開始,建國就盤算著找份兼職,每天下班后的三四個小時,周末的全天,只要能掙錢,再累他都愿意。
回到狹窄的出租屋,防盜門“吱呀”一聲推開,昏暗的客廳里,妻子正抱著小女兒哄睡,大女兒趴在矮桌上寫作業,臺燈的光線昏黃得像快要熄滅。里屋傳來母親壓抑的咳嗽聲,建國把菜粥倒進鍋里,輕手輕腳地走進里屋。
母親蜷縮在硬板床上,臉色蠟黃,看見他進來,勉強扯了扯嘴角:“建國,別太累了,媽這病……”“媽,您別瞎想,藥我明天就去買。”建國打斷母親的話,幫她掖了掖被角,指尖觸到母親枯瘦的胳膊,骨頭硌得人生疼。
夜里八點,等兩個孩子睡熟,母親的疼痛也緩和了些,建國揣著從工友那打聽來的兼職信息,悄悄出了門。第一個目的地是附近的工地,聽說晚上要夜班卸貨,工錢日結。守門的老頭瞥了他一眼,擺擺手:“要年輕力壯的,你這身子骨,扛不動鋼筋,別耽誤事。”
建國不死心,又往夜市方向走。之前聽說夜市需要臨時工幫忙看攤位,管吃管住還能拿提成。找到相熟的攤主,對方卻面露難色:“建國啊,不是我不幫你,最近查得嚴,攤位都要精簡人手,我自己都快撐不下去了。”他遞過來一瓶礦泉水,“你這情況我知道,難,但我這兒真沒辦法。”
寒風越來越烈,建國沿著路燈往前走,影子被拉得忽長忽短。他又想起白天在手機上刷到的外賣騎手招聘,打電話過去咨詢,對方說要健康證,還要交五百塊押金租車,他摸了摸口袋里僅有的幾十塊零錢,默默掛了電話。
路過一家便利店,他停下來,透過玻璃門看著里面暖黃的燈光。貨架上的止痛藥標價八十塊一盒,奶粉要一百多,他數了數口袋里的錢,指尖微微發顫。便利店的店員探出頭問:“先生,要點什么?”他搖搖頭,轉身走進了黑暗里。
往回走的路上,自行車蹬得越來越費力。建國想起大女兒早上說想要個新書包,舊書包的帶子已經磨斷了;想起小女兒喝著廉價奶粉時哭鬧的樣子;想起母親疼得滿頭大汗卻硬說沒事的模樣,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
回到出租屋,妻子還沒睡,正坐在客廳等他。“怎么樣?”她的聲音帶著期待。建國把自行車靠在墻角,低下頭:“沒找到,工地不要,夜市也不需要人。”客廳里的空氣瞬間沉了下來,只有窗外的風聲嗚嗚地響。
妻子沉默了半天,起身給他倒了杯熱水:“沒事,慢慢來,實在不行,我明天也出去找找零活。”“不行!”李建國猛地抬頭,“孩子和媽都需要你照顧,你出去了,家里怎么辦?”他的聲音帶著疲憊,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崩潰。
他走到桌邊,從口袋里掏出那張皺巴巴的兼職信息單,上面的字跡已經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建國把信息單揉成一團,又慢慢展開,撫平褶皺。月光透過窗戶照進來,照亮了他布滿血絲的眼睛。
里屋傳來母親輕微的呻吟聲,建國立刻站起身,快步走了進去。他坐在床邊,輕輕拍著母親的背,像哄孩子一樣低聲安撫。母親在睡夢中蹙著眉,嘴里喃喃地念著他的名字。
夜深了,建國躺在客廳的折疊床上,輾轉難眠。他摸了摸放在枕邊的工資卡,里面的余額少得可憐。明天還要早起上班,晚上還要繼續找兼職,建國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要熬多久,也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
窗外的風還在刮,把窗戶吹得“哐當”作響。建國緊緊攥著拳頭,指節泛白。他不能倒下,母親要治病,孩子要養活,這個家還需要他撐著。哪怕前路再難,建國也得咬著牙走下去,就像抓住最后一點余溫,不肯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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