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銀行巨頭摩根大通的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說什么也沒想到,剛在達沃斯論壇上繪聲繪色地描述特朗普的移民執法行動中“五個成年男子毆打一位老太太”,并提出批評之后,轉頭就被特朗普告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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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特朗普向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戴德縣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摩根大通賠償50億美元,理由是摩根大通在在特朗普于2021年曾經因為“政治原因”停掉了他的賬戶。
事情要追溯到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遭襲后,當時,特朗普陷入人生低谷,不僅卸任總統,連社交賬號也被悉數關閉。隨后的2月19日,曾與特朗普合作數十年的摩根大通銀行以“聲譽風險”這一籠統的名義切斷了特朗普的賬戶,僅提前60天通知,導致特朗普和企業不得不緊急在其它地方開設銀行賬戶。這些賬戶中存有他和他的關聯實體的數億美元資金。
更惡劣的是,摩根大通還將特朗普和他的公司列入了一個聲譽“黑名單”,該名單包括有“惡劣行為歷史或不符合適用銀行規則和法規”的個人和企業。這造成了其它銀行不再與特朗普和他的公司進行業務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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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訴狀中,特朗普指控摩根大通和戴蒙犯有商業誹謗罪,違反佛羅里達州的不公平和欺騙性貿易行為法,違反默示誠信和公平交易的契約,因而要求賠償50億美元。
摩根大通是美國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成立于1799年,總部位于美國紐約。公司業務涵蓋零售銀行、投資銀行、資產管理、私人銀行及商業銀行等多個領域,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支機構。
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摩根大通對政治風向的轉變也相當敏感。在2021年國會山事件之后,美國普遍認為特朗普已經大勢已去,不可能再回歸。為避免不必要的政治風險,摩根大通也隨大流,在特朗普正式卸任總統之后關停了特朗普的多個銀行賬戶。
不僅如此,摩根大通還關閉了其它一些保守派實體的賬戶,例如在2022年關閉了“宗教自由全國委員會”的賬戶,理由是未披露捐贈人信息。
作為一家大型金融機構,摩根大通在運營中考慮政治、法律和市場風險,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就在于摩根大通預判錯了方向,押錯了寶,誰也沒有想到,四年之后,特朗普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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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重新上任以來,特朗普對他認為的政治敵人展開了報復行動。
2025年,他先后起訴了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紐約州總檢察長利蒂希婭?詹姆斯、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亞當?希夫,原因都是他們曾經“迫害”過自己。
特朗普還先后提起訴訟,指控《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英國廣播公司誹謗,要求賠償總計350億美元。之前與ABC新聞和派拉蒙公司的訴訟已經達成了和解協議。
對于銀行的起訴也不是第一次。2025年3月,特朗普集團起訴信用卡巨頭資本一(Capital One),指控在2021年夏天該銀行關閉了特朗普集團的數百個賬戶,理由是“政治歧視”,該訴訟仍在審理中。
但是,摩根大通似乎沒有意識到特朗普歸來的危險,杰米·戴蒙更是一直嘴炮不斷,和特朗普對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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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7日,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提出不到一周,戴蒙就在其年度致股東信中表示,關稅會造成通貨膨脹,不僅是進口商品,還有國內價格,從而拖累已經放緩的美國經濟。他因此成為第一位公開評論特朗普關稅政策的華爾街大型銀行總裁。
在特朗普增強針對非法移民的執法行動之后,戴蒙多次對此提出批評。他在接受采訪時公開反問“他們是罪犯嗎?他們違反了美國的法律嗎?”戴蒙認為美國需要移民,他說“他們在我們的醫院、酒店、餐廳和農業中工作,他們是好人。”
今年1月9日,特朗普提出將信用卡利率上限設定為10%,并表示該利率上限計劃從2026年1月20日開始生效,為期一年,目的是試圖降低消費者的借貸成本。
作為美國最大的信用卡發行商之一,摩根大通對此政策表示了極力反對。戴蒙表示,這項措施將使80%的美國人無法獲得信用,警告稱這將帶來“經濟災難”。
在1月中旬的財報電話會議中,戴蒙又批評了特朗普政府對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的調查,稱削弱美聯儲的獨立性可能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這一表態在華爾街和全球金融界引起了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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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杰米·戴蒙最令特朗普不滿的可能是另一件無法擺上臺面的事:他拒絕了為特朗普耗資4億美元的白宮宴會廳捐款。
在白宮宴會廳長長的捐贈者名單上,亞馬遜、蘋果、谷歌、惠普、微軟、T-Mobile等大公司赫然在目,卻找不到摩根大通的名字。而戴蒙對此的解釋居然是“我們非常關注我們所承擔的風險,如果做出任何看起來像是在買通官員的事情”,因為“要考慮下一個司法部將如何處理這件事”。
這位華爾街大佬顯然是考慮得太遠了。結果就是,下一個司法部還沒上任,特朗普就已經先出手了。
于是,摩根大通只能極力辯解:“摩根大通不會因政治或宗教原因關閉賬戶,我們關閉賬戶是因為它們給公司帶來了法律或監管風險。”
從更深一層看,特朗普起訴摩根大通,并不只是一次個人恩怨或商業糾紛,而是美國政商關系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的一個縮影。
長期以來,美國大型金融機構習慣于以“合規”“風險控制”的名義,在政治風向發生變化時迅速調整立場,與失勢政治人物保持距離,以此規避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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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朗普的回歸打破了這種默認邏輯,也暴露出金融資本在政治判斷上的脆弱性。當銀行開始將政治預判包裝為制度中立時,實際上已經深度介入權力博弈之中。
如今特朗普選擇以司法手段反擊,既是在清算個人舊賬,也是在向華爾街釋放一個明確信號:在高度極化的政治環境下,資本不再擁有“永遠安全的中立區”。摩根大通的遭遇,只是這一輪政商重新博弈的開始。
50億美元賠償,徹底揭開了美國制度的遮羞布:華爾街可以在政治人物失勢時迅速切割,以合規之名行站隊之實;而當權力重新洗牌,政治人物又可以借助司法機器,對資本發起清算。這場“狗咬狗”的鬧劇,本身就是美國衰敗最直觀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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