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他有點不舒服,要去客廳坐一會兒,順便處理一下工作。”
這是2025年11月29日清晨,32歲的程序員高廣輝猝死前對妻子說的最后幾句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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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周六,本該是休息的時間。
誰也沒有想到,幾個小時之后,這個年輕人就永遠地離開了。
他曾經是視源股份的部門經理,入職七年,從月薪兩千塊的新人一路打拼到稅后近兩萬的中層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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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個深愛的妻子,兩人正在備孕,憧憬著即將到來的小生命。
他在廣州買了房,背著貸款,卻滿懷希望地規劃著未來。
然而命運就是這樣殘酷,一個看似普通的周六早晨,卻成了他人生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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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9日早上七八點鐘,高廣輝起床后感覺身體有些不對勁。
他跟妻子說了一聲,就走到客廳去處理工作上的事情。
妻子繼續睡了過去,迷迷糊糊間又聽到他在喊她。
等她跑到客廳的時候,發現丈夫已經癱坐在地上,說自己好像暈倒了,從椅子上摔了下來,現在站不起來。
更讓人擔心的是,他出現了尿失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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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這種狀態下,高廣輝依然惦記著工作。
他對妻子說:“我感覺這次不對勁,可能要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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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叮囑她把電腦帶上,打算住院期間繼續處理手頭的任務。
夫妻倆決定先去負一樓取車。
可電梯門剛打開,高廣輝整個人就倒在了妻子身上。
一米九的個子,一百七十多斤的體重,直接把她壓倒在地。
鄰居幫忙撥打了120,妻子和鄰居輪流給他做心肺復蘇,一直堅持到救護車到來。
急救記錄顯示,8點58分接到報警電話,9點14分左右急救人員抵達現場。
經過檢查,高廣輝已經處于無意識、無呼吸的狀態,脈搏也測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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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點20分被送入ICU進行搶救,到了下午1點,醫生宣告臨床死亡。
死亡原因是呼吸心跳驟停,疑似阿斯綜合征,也就是心源性腦缺血綜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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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一個讓人感到心寒的細節。
在高廣輝躺在ICU里接受搶救的時候,也就是當天上午10點48分,他的微信被拉進了一個新的技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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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點15分,群里有同事發消息說:“高工幫忙處理一下這個訂單。”
而在他被宣告死亡八個小時之后,當天晚上9點09分,還有不知情的同事給他發來私聊消息:“周一一早有急任務,今天驗貨不過,要把這個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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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消息的發送者或許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但這恰恰折射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某些職場環境里,工作對人的侵占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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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后來翻看丈夫的手機記錄,發現出事當天他曾五次登錄公司的OA系統。
雖然無法確定具體時間,但項目排期顯示,那個周六有四項工作任務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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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周末都不能好好休息的人,究竟是什么在驅使他如此拼命?
要回答這個問題,要從他的家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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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廣輝是河南人,1993年出生。
十歲那年就跟著父母來到了廣東,從小家境并不寬裕。
2015年大學畢業的時候,他的第一份工作月薪只有2000塊錢。
為了省錢,他和師兄合租在殯儀館附近的一間地下室里,每個月租金700塊。
那段日子陰暗潮濕,他吃了不少苦,有時候連一罐可樂都舍不得買。
后來他一步步往上走,2018年入職視源股份的時候,到手月薪是1.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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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8歲的他被晉升為部門經理。
七年時間里,他的薪資漲到了稅后1.9萬元,在廣州也買了房子,和心愛的人組建了家庭。
在同事眼中,他是那種“事事有回應,件件有著落”的人,工作認真負責,技術能力也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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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領導曾經對他說:“你就是下一個總監,壓力總要扛一點的。”
他信了,也一直在扛。但扛的代價是什么呢?
妻子回憶說,這幾年兩人的微信聊天記錄里,出現最多的就是“回家”和“加班”這兩個詞。
事發前的那段時間,她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在微信里喊“還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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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住宅樓電梯的監控記錄,出事前十天里,高廣輝回家走入電梯的時間通常都在晚上9點之后,有六個晚上是在9點30分之后,其中有兩天分別是23點58分和23點24分。
除了在公司加班,回到家里遇到情況還要隨時拿起電腦和手機處理工作。
妻子形容說,工作占了丈夫“清醒時間的近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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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之后,他的工作量進一步加劇。
一名負責售后的下屬調崗后,工作由他接手;后來又兼管測試部,還要陪著銷售外出拉業務。
他曾經對妻子苦笑著說,工作量起碼翻了三倍。
他拒絕過,但責任心又推著他接下。
“我不一定能扛得住,但我會盡力。”
這是妻子聽到他跟領導說的話。
一個人愿意扛下這么多,除了責任心,背后往往還有更深層的牽掛。
對高廣輝來說,這份牽掛就是他的妻子,以及兩個人共同規劃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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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廣輝和妻子的感情非常好。
兩人是大學同學,妻子原本學的是物流專業,后來在他的影響下學習編程,也成了一名程序員。
她曾經因為從小對自己的牙齒自卑,拍照從來不露牙齒。
高廣輝知道后,悄悄打聽了好幾家醫院,比較價格,最后帶她去珠海做了牙齒矯正。
那時候兩人剛在一起一年,他并沒有多少存款,但還是堅持出了這筆錢。
他說,希望即便有一天自己不在她身邊,她也能靠本事過得很好。
兩人結婚后,在廣州買了房子,雖然背著貸款,但日子一天比一天有盼頭。
出事之前,他們正在備孕,憧憬著新生命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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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備孕期,他卻走了。”
妻子至今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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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廣輝的遭遇被報道之后,引發了廣泛關注。
而隨著事件持續發酵,一些前員工也站了出來,透露了更多不為人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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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該公司工作過的前員工劉赫對媒體表示,加班在公司內部是普遍現象,早上九點上班,雖然不用打卡,但每天都要按時參加早會,相當于變相打卡;而晚上下班時間不固定,一般是九點、十點,“特別是測試崗位,十一、十二點下班是常態”。
更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劉赫透露:“聽說以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但是被壓下來了,這次會比較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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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于2024年7月離職的前員工李維也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她說在職五年期間從來沒有休過年假,“干到后來偏頭痛,總是吃止疼藥就辭職了”。
她還提到,有同事因為長期高強度工作,最后在公司面對電腦就想吐,“都有軀體化癥狀了,還是保命要緊”。
李維還透露,公司內部存在末位淘汰制度,每季度進行一次考核。
如果不同意加班,績效就會被打低分,開會的時候會被說效率不高、沒有緊迫感。
她曾經向上級反饋工作量太大做不完,得到的回答是:“那你中午不要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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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來自前員工的講述,讓人不禁要問:高廣輝的悲劇,究竟只是個案,還是某種系統性問題的冰山一角?
目前,高廣輝的工傷認定申請仍在廣州市黃埔區人社局的調查階段。
按照規定,將在受理之日起60天內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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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于那些仍在職場中拼搏的人來說,或許最該記住的是高廣輝妻子在悼念視頻結尾說的那句話:“今天沒做完的工作,明天可以繼續,但透支的生命無法重啟,請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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