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據我所知，新中國成立之后，大多數開國元勛們都愿意回到自己的家鄉，當然不是說從此解甲歸田（當然也有，比如我們江西的甘祖昌將軍，他的情況比較特殊），也不是單純的衣錦還鄉，更多的是回來看看自己的家鄉父老，尤其是自己的親人，當然也可以順便體察一下民情（比如劉少奇和彭德懷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回老家，均屬這種情況）。

正好最近集中看了不少開國元勛的回憶錄，其中不少人都寫到他們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盡管公務繁忙，但是如果有條件，他們都愿意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回到自己的家鄉，去走一走，看一看。

以下我就以開國少將羅通和曾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陳丕顯為例。

開國少將羅通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五十一軍副政治委員，部隊駐防在湖北大冶。

羅通自從參加革命之后，已經離開家鄉20多年了。這時他給家里寫了一封信，哥哥很快給他回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回家看看。

但是惦念老父，惦念家鄉，惦念哥嫂之情的羅通，被忙碌的工作壓住了，一時抽不開身。等到五十一軍整編改造工作完成后，羅通到了武漢，很想念自己年事已高的父親。

四野的首長譚政、陶鑄等領導人很關心，負責干部工作的梁必業，按優待紅軍家屬的原則，給了羅通300斤糧票(這種糧票當時是等值的實物券)、200塊銀元，給他作為路費和優撫費。

羅通拿了錢，就給父親買了一件皮襖，還捎上一件他自己穿過的一件皮夾克，作為回鄉的禮物。很快羅通便帶著妻子徐賢華和他們已經半歲的大孩子漢明，乘一輛四野安排的吉普車，由鄂贛公路到南昌轉赴吉安。

當時從吉安到羅通老家云樓鄉（今吉安市青原區富田鎮）羅家村還沒有通汽車，羅通的哥哥專門來縣里接弟弟弟媳一家。

快要到家了，羅通哥哥這個非常忠厚誠實的人，才告訴弟弟羅通，說他們的父親已去世5年了。羅通的心頓時涼了半截。問哥哥為什么在信里不告訴我呢?

哥哥很傷心地說：父親臨死的時候，特別想你，口里芬興，芬興，文貴，文貴，不停地長吁。他叮囑，要我哥哥不要告訴我說他死了，他怕我聽說他已死就不想回家了。他希望我能活著回家，能到他墳上去燒炷香，磕個頭。

曾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陳丕顯與胡耀邦一樣，都是是黨內著名的“紅小鬼”，陳丕顯是福建上杭人，中央紅軍長征之后，他留下來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南方游擊戰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丕顯歷任中共蘇南區委書記、蘇南軍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等職。

1959年春，當時的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到華東局開會時，考慮到時任華東局領導的柯慶施還從未去過福建，便邀請柯慶施到福建去視察。

柯慶施雖然滿口答應，卻遲遲不肯動身。葉飛催了幾次都未能成行。1960年春，葉飛又電請柯慶施南行。柯慶施看難以推卻，就找到陳丕顯商量，想請陳丕顯代表他去福建看看。

柯慶施對陳丕顯說：“葉飛同志請我去福建看看，我拖了將近一年未能去成，最近他又來電話請我，我實在脫不開身。你是華東局書記，又是福建人，我想請你去福建看看，一來可以為我代勞，二來你也可以回家看看。你看如何?”

未等陳丕顯回話，柯慶施又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說：“我看就這樣吧。我給葉飛去個電話，就說你是代表我去的，代表華東局的。然后你再和葉飛商量具體時間。”

說完柯慶施又半開玩笑地說：“你多年未回老家了，這次回去可以‘衣錦還鄉，榮歸故里’了。”

自1937年堅持在南方的游擊隊組建新四軍北上抗日之后，陳丕顯已20多年未去福建了。說實在的，陳丕顯還真想回去看看魂牽夢繞的家鄉哩。特別是最近老家上杭縣南陽公社副書記劉在春上次路經上海時，向他介紹了家鄉的巨大變化。

就這樣，在1960年4月下旬，陳丕顯和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約好，在福建邵武縣會面。在邵武會面之后，葉飛因公務先回福州去了。

陳丕顯則從邵武經三明、永安、連城去龍巖。回到闊別已久的福建家鄉，一種親切感便油然而生。過去戰爭歲月，戎馬倥傯，無心欣賞什么湖光山色；不識它的真面目。

此番一看，才發覺“閩山蒼蒼、閩水泱泱”，家鄉是這樣的美！可是當陳丕顯看到沿途群眾的生活之后，這種喜悅感便悄然消失了。一路上，陳丕顯每到一地除了聽匯報外都要去參觀農民的食堂，到農民家里揭開鍋蓋看看，看他們吃的是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況還好，盡管三餐的稀飯稀得可以當鏡子，稀得“浪打浪”，但畢竟還有飯吃。

可是一進人閩西境內，情況就十分不妙。許多人家家無隔夜糧，靠野菜充饑，群眾叫苦連天。陳丕顯的心情很是沉重。當時真有一種“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