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真相大揭秘：1644年史觀背后的“四塞”與“四戰”爭斗！

2025年底，那場關于“1644年史觀”的大論戰，在很多人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反方認為：那一年明朝覆滅、清軍入關，是華夏文明的“斷裂點”，甚至給清朝貼上“外來殖民政權”的標簽，把近代中國的落后全算在它頭上。

正方怒斥：這就是徹頭徹尾的歷史虛無主義，明朝早因內憂外患搖搖欲墜，拿現代民族概念套古代歷史，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直到一些對中國歷史研究頗深的專業人士接連發聲駁斥謬誤，這場吵翻全網的爭論才漸漸平息。

但這場爭論背后藏著的核心命題，其實至今沒有標準答案：華夏文明的連續性，到底該如何定義？古代的民族融合，又該用怎樣的視角去解讀？

想要跳出非黑即白的情緒論戰，找到最扎實的答案，就不能只盯著1644這一個年份。我們得把目光拉回華夏文明的源頭，我們可以從一座貫穿千年的古都里找線索。

這座古城，就是洛陽。

中國四大古都北京、西安、洛陽、南京位置圖（底圖來源@Google maps）▼

洛陽山河形勝，地理位置極其優越，在古代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更是如此。

但洛陽的區位優勢在中國古代也是分裂的，這就是：一座明明被贊 “河山拱戴，形勢甲于天下” 的四塞天險，為何偏偏成了 “四方受敵，戰火不休” 的四戰之地？

我們該如何來解讀這座城市在中國歷史上的悖論？

解讀這座城市，也有著更為深刻的意義。

因為十三朝古都的榮與辱，藏著的不僅是一座城的命運密碼，更是讀懂古代中國民族融合與國家凝成的關鍵鑰匙。

河南政區圖（圖源@網絡）▼

按照錢穆先生的說法，“古代中國民族融合與國家凝成是兩大事業”，在國家體制逐步完成的過程中，“民族界線亦逐步消失”。

錢穆先生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他看來，民族的劃分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這所謂的文化“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由此可見，單純地以所謂血統去撕裂中華民族是一種極為愚蠢的方式。

其實，想要真正理解“中國”和“中華民族”不僅要去學習和理解諸多理論性知識，更要去探尋那些華夏文明的發祥地。其中，最為典型的或許就是洛陽。畢竟，無論“華山夏水”的位置如何改變，洛陽都處于華夏族主要活動的區域，當然也是孕育華夏文明的區域。

洛陽有發達的陸路交通網絡（圖源@網絡）▼

洛陽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真正讓歷史記住它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建都時間最長，建都朝代最多。

按明朝人陳建在《建都論》中的論述，“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后可以言建都”。洛陽似乎符合這個標準。但洛陽的短板是，其險不足以立國，加上洛陽盆地地域狹小，更為廣闊的河南區域則是一馬平川、完全無險可守的狀態，這會導致洛陽獨立難支，并且還容易處于四面受敵的狀態，也就是說洛陽不太適合建立都城。

當年漢高帝劉邦在與群臣選定都城時，就因為謀臣劉敬一句“形勢弱也”，放棄了定都于洛陽的想法。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讓如此眾多的朝代在洛陽建立都城呢？按照一些古人的說法，洛陽位于“九州腹地”，到哪里都比較方便。

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其直接關系到國家對周邊區域的控制。

中國歷代都為洛陽修建了發達的陸路網絡，秦代的馳道不僅鏈接著咸陽，更上分成兩支，一支沿當時的黃河向東北發展，通向河北等地；一支沿濟水，由大梁折向東南行，將山東和東南地區進行連接。

即便馳道逐漸廢棄之后，沿洛河河谷和馬蓮河河谷的通道，繼續承擔著鏈接南北的任務，洛陽依然是南北要沖之地。

洛陽及其周邊的地形圖（圖源@網絡）▼

到了隋唐時代，官方還重新修繕了長安至洛陽道、洛陽至太原道、洛陽至汴州道路和洛陽至荊襄的道路。

可以說，歷代不斷修繕的道路，讓洛陽成為了真正的交通樞紐。

而除了陸路交通便利之外，洛陽還利用周邊發達的水系，建立了便利的水上交通。在隋開皇四年（公元584年，南朝陳至德二年），隋文帝為了加強長安與洛陽之間的水上聯系，開鑿了300余里的廣濟渠，打通了洛陽至長安的水運通道。

到了大業元年（公元605年），營建東都洛陽的隋煬帝，為了便于材料的運輸，利用天然河流和已經被淤堵的渠道，先后開鑿了通濟渠、永濟渠、邗溝和江南河，巧妙地連接了衛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于是，以洛陽為中心的，長達上千公里的大運河，在此后的千年歲月中成為連接中國南北的重要渠道。

利用大運河，洛陽成為南北的交通樞紐（圖源@網絡）▼

便利的交通，讓洛陽一躍成為古代中國規模最龐大、經濟最發達的、文化最繁榮的城市之一。但便利的交通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同時也給洛陽帶來了巨大的危機，因為洛陽的四通八達，也意味著它必須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威脅。

洛陽的確是一個形勝之地。坐落于洛陽所在的伊洛盆地呈西高東低的態勢，東西長約一百五十公里，南北寬約四十公里，周邊群山環繞，有郁山、邙山、青要山、荊紫山、周山、櫻山、龍門山、香山、萬安山、首陽山、嵩山等多座山脈。

同時，洛陽周邊洛水、伊水和黃河交匯，形成了“三川之險”，此外還有清河、磁河、鐵灤河、澗河、瀍河等10余條河流蜿蜒其間。

洛陽市地形示意圖（制圖@探客紀/李北平）▼

了加強對外通道的防御，從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在洛陽周邊設置了八關：函谷關、伊闕關、大谷關、廣成關、轘轅關、旋門關、孟津關、小平津關，并任命八關都尉來管理這些關隘的軍政事務。

擁有四通八達的交通，能為洛陽補充戰爭所需的物資；而山川環繞以及諸多關隘的建設，更使其成為易守難攻的“四塞之地”。

也正因為有了如此易守難攻的地理優勢，所以在隋末唐初時，李世民能才能憑借3500玄甲軍，在在虎牢關一舉擊潰竇建德的10萬大軍，創造了“一戰擒雙王”的戰爭奇跡。

當然，想要成為真正完善的城市防御體系，除了這些天然屏障和關隘之外，還需要堅固的城防工事。

根據考古發現，早在夏商時期洛陽就已經有了筑城的歷史，到了周代被設為陪都的洛邑，在周公旦的主持下開始了大規模城市營建。根據《周書·作雒》的成周洛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外城郭）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郟山（北邙山）”，可見其規模之龐大。同時，為了加強洛邑的軍事防御能力，以及對東方的控制能力，西周政權還在此地派駐了成周八師。

到了東漢時期，洛陽城的規模進一步擴張，整個城池看上去像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其“東城垣殘長3895米，西城垣殘長4290米，北城垣殘長3700米”，周長達到了13000米，總面積約9.5平方公里，這還是殘破的東漢洛陽。

漢魏洛陽城實測圖（圖源：閻文儒洛陽漢魏隋唐城址勘查記）▼

而據《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晉《元康地道記》：“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因此東漢洛陽又被稱作“九六城”。

東漢洛陽城的城墻使用夯土修筑，其高度遠超其他城池，目前的殘垣都高達5-7米；城外更是有寬18米-40米、深3米-4米的護城壕環繞。

此外，洛陽周邊還駐扎有“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再加上八關都尉防御的隘口，形成了洛陽城完整的防御體系。

隋唐洛陽城，請橫屏觀看（圖源@攝圖網）▼

東漢洛陽已貴為都城，但是隋唐時期的洛陽規模則更為龐大，由考古勘測可知，“洛陽城北窄南寬，接近方形”，城墻外城的東墻長7312米，西城墻長6776米，南城墻長7290米，北城墻長6138米，周長27500米，面積約47平方公里。筑城方式很可能是夯土建造，內外墻很可能都由磚包裹。在構筑洛陽城選址時，該城“前直伊闕（又稱龍門），后倚邙山，東出瀍水之東，西出澗水之西”。

而且為了能在洛陽進行長期戰爭，隋唐時代還修建了“含嘉倉城”，共有大小糧窖200余個，大窖能夠儲糧1萬石，小窖也能儲糧數千石。為了加強洛陽的防御，隋唐時期還在洛陽周邊修筑了大量小型城堡，并派兵駐守。這些城堡不僅能拱衛洛陽城，還能與洛陽形成掎角之勢，形成完整的城市防御體系。

但也正是這樣，洛陽真正成為了“據敖庚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的四戰之地。

在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時間里，洛陽的優勢是：如果身逢亂世，只想偏安一隅，占據洛陽就有機會“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而有心想要逐鹿中原，擁有洛陽則“天下知所歸矣”。

唐代洛陽城（圖源@網絡）▼

洛陽同時也有著極為致命且明顯的劣勢。

首先，洛陽雖然四周群山環顧，看似擁有太多天然屏障，但是這些山脈和丘陵海拔并不高。以北邙山為例，它橫亙在洛陽北部，東西綿延100多公里，但海拔僅有300米左右，很難真正有效地阻擊敵方的鐵騎。

而且，周邊群山有很多的進出的孔道卻很多，例如，洛陽的東南方向，群山之間的地勢相對平坦，存在著多條可供軍隊通行的通道。可以說只要突破一點，洛陽就將陷入無險可守的境地，洛陽外圍的防御體系也將隨之崩潰。

洛陽山水環繞，但周邊山勢高度相對較低且通道較多不利于防御（圖源@網絡）▼

洛陽雖然處于伊洛盆地，但是平原區域面積狹隘，無法大規模展開農業生產。這導致洛陽難以供養規模龐大的軍隊，其戰略縱亦深受到限制，無力軍隊的部署和展開。所以洛陽周邊的駐軍較少，東漢拱衛首都的軍隊不過萬人；到了隋唐之時，同樣留守洛陽的部隊也在萬人左右。

天下太平之時，可以依靠運河將大量物資和糧草源源不斷地輸入洛陽，一旦出現戰亂，本地的農業產出微薄，外面的補給通道又容易被斷絕，洛陽區域不足以支撐大規模軍隊進行防御作戰。

所以，圍繞洛陽的防御作戰，經常會出現突破一點或一線全線崩潰的局面。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洛陽就出現了數易其主的現象：羯族的后趙政權瓦解后，洛陽先是被周成所據；356年洛陽被東晉桓溫攻占，同年又被鮮卑前燕的慕容恪所奪??；370年，洛陽被氐族政權前秦的王猛攻占；384年，東晉揮師北上再奪洛陽；399年，羌族后秦政權姚興又占洛陽；416年劉裕北伐收復洛陽；423年，鮮卑北魏政權又奪占洛陽和河南之地；430年，劉宋元嘉七年北伐，又攻占洛陽及河南之地，不久又被北魏奪回……

2002年，"天子駕六"車馬坑的發現，震驚世界。此次考古，共發現車馬坑18座，墓葬397座，兩者的數量超過洛陽50年來所發現的總和。在規模最大的車馬坑內其中一輛馬車前，對稱擺放著6匹馬的骨骸，向世人印證了古文獻中"天子駕六"的記述。雖然過了近3000年，車轅、車身的構件及馬的骨骼仍清晰可見。"天子駕六"保存之完好、規模之宏大，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圖源@攝圖網）▼

由此可見，洛陽不僅是“四塞之地”，也是一個“四戰之地”。這種特質，也讓洛陽成了中華民族兼容并蓄的一個大熔爐，這里是眾多民族角逐的舞臺，但最后大都匯入了華夏的滾滾洪流之中。

洛陽在輝煌了千年之后，就快速轉入了衰落期。尤其是中國的經濟重心和經濟中心逐漸南移之后，中國的政治中心也開始逐漸向東轉移。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運河的興起。

根據《宋史》的記載，當時“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而為了加強對南方經濟重心和中心的控制，同時為了應對來自東北方向上的少數民族的威脅，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也開始不斷向東轉移。

隋唐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應天門”遺址公園（圖源@攝圖網）▼

到了宋代洛陽雖然貴為“西京”，但已經淪落為官僚士大夫的建造宅院的場所，范仲淹就曾說過“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

到了明清時代，洛陽雖然還是河南省最大的兩座城市之一，但是其政治地位和在全國的影響力都在急速下降，已經淪為河南府的治所。不過，洛陽還繼續保留著原有的商業重鎮的地位。

清末民初之時，由于汴洛鐵路（隴海鐵路的一段）的修建，洛陽逐漸成為陜甘地區、中原及南方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成長為重要的商業集散地。

隨著經濟地位的上升，洛陽的政治地位也一度有了提高，甚至一度成為軍閥吳佩孚的直魯豫巡閱使的駐地，并在抗戰期間一度有成為陪都的可能。

1943年的洛陽火車站，鐵路的修建讓洛陽成為中原地區的主要的商業集散地（資料圖片）▼

然而這些地位的提升，都是曇花一現。

無論如何，洛陽的軍事政治地位已經難以恢復。

然而，榮光雖褪，洛陽從未沉寂。近代它告別帝都身份，憑畸形模式艱難求生，卻在新中國迎來轉機——156個蘇聯引進項目中，7個落地于此，成為它的“硬核跳板”。

借著這波紅利，洛陽快速搭建起軍工重工業體系，拖拉機、軸承等領域穩居全國頂尖，坐穩工業強市地位。

回望洛陽數千年興衰，它早已超越單純的地理坐標。從四塞天險到四戰之地，從帝都巔峰到工業重鎮，它是華夏文明延續、民族融合的活見證。

這正是對“1644年史觀”的有力駁斥——“華夏文明中斷”本就是割裂歷史的妄言！歷史從非非黑即白，正如洛陽，既守得住根基，也容得下融合。

華夏文明能綿延千年，靠的從不是單一族群獨行，而是各民族在碰撞中相融、在傳承中革新。

一座洛陽城，半部華夏史。答案早已寫就：無永恒天險，唯有生生不息的傳承與融合。

出品| 探客紀

本文創作團隊|千城記

撰文|蘇鵬宇 編輯|聞 靜

封面及首圖設計|賈恩艷地圖|李北平

審校|小 弘

封面及首圖來源@攝圖網

參考資料：

1.《讀史方輿紀要》，(清)顧祖禹，鳳凰出版社

2.《河洛地區歷史軍事地理研究》，作者：費靖博，河南大學碩士論文

3.《營都六百載 恢弘洛陽城》，記者：張文豪，人民日報海外版

4.《隋唐城池軍事防御體系探析》，作者：張清華，四川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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