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101 ，是一種全新的電影

樹寶

亞歷克斯·霍諾德無保護徒手攀登臺北 101 大樓的直播，大家都看了么？

這當然是一件極限運動的壯舉，不過，它同時也是影像媒體傳播的一個盛事，如果把網飛的直播視為七年前那部獲得奧斯卡的紀錄片《徒手攀巖》的精神續篇，其中包含的視聽媒介演化的含義，就更耐人尋味了。

先說說這次挑戰發生的物理空間，臺北101 大樓。作為曾經的世界第一高樓的臺北 101，它的建筑語言本身構成了本次挑戰的核心敘事障礙。

與自然巖壁不同，李祖原設計的臺北101充滿了工業化的重復和幾何秩序。大樓外立面最具標志性的特征是模仿竹節生長的分段結構，被稱為「竹節箱」。大樓主體共有八個巨大的倒梯形斗狀結構，每個結構包含八層樓。這種設計意味著攀登者必須反復面對極具挑戰性的仰角，迫使攀登者依靠極強的手指力量和核心張力來對抗地心引力，隨后翻越到每一個斗狀結構頂部的露臺上進行短暫休整。

此外，霍諾德還需要應對都市環境中特有的微氣候挑戰，尤其是高空風切變和光滑的玻璃、鋼材與鋁合金表面帶來的摩擦力缺失。

所以這一次亞歷克斯挑戰的不是解決自然環境構造的難題，而是對抗一種工業的精密設計。這種清晰的層級結構，在轉播中也可以說是降低了觀眾的認知門檻，讓攀登過程具有了電子游戲般的通關節奏感。

網飛推出這樣一次攀登摩天大樓直播，是符合它的戰略邏輯的。長期以來，網飛的內容庫以靜態的點播資源為主。然而，隨著體育直播權成為競爭對手爭奪用戶注意力的護城河，網飛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同步觀看生態。

通過直播這樣一場高風險極限運動，網飛成功制造了一個全球性的圍觀時刻。這次直播利用了觀眾對不可預測性的某種原始渴望，與普通體育比賽的成王敗寇邏輯不同，這場直播的結局只有兩種：登頂，或死亡。

即使不是攀巖運動的核心受眾群體，也難以抵御這種見證死亡風險的本能誘惑。

在傳播技術層面，網飛引入了10秒延時機制，以平衡和規避倫理風險。為了防止在全球數百萬家庭的屏幕上實時播放一名運動員墜亡的慘烈畫面，網飛設置了這一機制。一旦發生意外，導播有10秒鐘的時間切斷信號。

很多觀眾看過當年那部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徒手攀巖》。這部電影不僅是霍諾德的成名作，更是重新定義了極限運動影像美學的里程碑。

《徒手攀巖》

影片記錄的是霍諾德攀登優勝美地國家公園3000英尺高的酋長巖的過程。在電影層面，酋長巖不僅是攀登的對象，更是自然崇高的化身。

導演金國威和伊麗莎白·柴·瓦沙瑞莉運用廣角鏡頭和無人機航拍，極力渲染巖壁的垂直與巨大，將霍諾德渺小的身軀置于花崗巖的宏大紋理之中。

這種視覺反差在電影院的IMAX巨幕上被無限放大，觀眾被迫直視地質時間的永恒與人類生命的脆弱。

《徒手攀巖》

電影通過影像語言建立了一種宗教般的儀式感，將這種自然奇觀的呈現超越了體育競技的范疇，進入了關于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的微不足道，以及試圖通過意志力超越這種微不足道的哲學審視領域。

如果說自然是背景，那么霍諾德的身體就是電影的前景奇觀。

影片通過大量特寫鏡頭，聚焦于霍諾德的手指與巖點的接觸，有時僅有幾毫米的接觸面，卻要承擔整個身體的重量。這種對肢體細節的微觀展示，讓觀眾見證了人體機能的極限。

《徒手攀巖》

更深層次的人體奇觀在于大腦，影片中穿插了對霍諾德大腦杏仁核的核磁共振檢查，結果顯示他對恐懼的反應閾值遠高于常人，換言之，他比絕大多數人更不恐懼死亡。

這種生理層面的異常，解釋了他為何能在常人早已崩潰的情境下保持冷靜。電影將這種神經科學的發現與攀巖動作相結合，塑造了一個超級人類的形象。

《徒手攀巖》在紀錄片美學上的另一大貢獻是對觀察者效應的自我反思。影片花費大量篇幅記錄了攝制組的心理掙扎：攝影機的存在是否會干擾霍諾德？如果他墜落，攝像師不僅是目擊者，甚至可能成為間接的「兇手」。

《徒手攀巖》

這打破了紀錄片客觀中立的幻覺，將拍攝過程本身的倫理困境納入了敘事框架。

相比之下，《摩天大樓直播》則完全拋棄了這種含蓄。在直播中，霍諾德佩戴麥克風，與主持人互動，甚至對著窗內的觀眾揮手。

攝影機不再是需要隱藏的觀察者，而是表演的共同參與者。

這種從隱形觀察到高調在場的轉變，折射出從紀錄片到直播秀的媒介邏輯變遷。

在鏡頭語言上，《徒手攀巖》是內省的、甚至壓抑的，大量使用長焦鏡頭壓縮空間，營造出一種與世隔絕的孤獨感。

聲音設計上，強調風聲、鳥鳴和霍諾德的呼吸聲，制造沉浸式的靜謐體驗。

而《摩天大樓直播》的鏡頭則是外向的、景觀化的，使用了大量的無人機環繞和航拍，旨在展示臺北的城市全貌和熱烈的圍觀人群。這是一種全景敞視的視角，霍諾德被置于城市舞臺的中央。

聲音上，充滿了城市的喧囂、解說員的喋喋不休和現場觀眾的歡呼聲。這種喧鬧消解了攀巖的神圣感，將其轉化為一場鬧市嘉年華。

在節奏上，《徒手攀巖》通過非線性剪輯，在攀登過程中穿插了霍諾德的童年、情感生活和訓練細節，構建了一個完整的人物曲線。觀眾在觀看攀登時，已經對人物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連接。

而《摩天大樓直播》遵循線性時間，強調物理時間的流逝。為了填補攀登過程中的空白，網飛引入了類似體育賽事的解說團隊，包括ESPN主播和WWE明星。

解說員不斷拋出數據、心率圖表和技術分析，試圖用數據化的手段來維持觀眾的注意力。這種體育化的處理方式，將一場充滿哲學意味的探險變成了一場單純的通關游戲。

我們再看「敘事懸念」的層面。在本次直播中，天氣不僅僅是物理變量，更成為了敘事上的一個鉤子。原定于周六的攀登因雨推遲24小時，這一插曲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巨大的討論，實際上起到了饑餓營銷的效果。

在紀錄片《徒手攀巖》中，霍諾德曾因感覺不對而放棄過一次嘗試，這種「放棄」是理性的體現。

而在直播語境下，推遲則被戲劇化為人與天的博弈。這種不確定性正是直播魅力的核心——劇本無法預寫。

霍諾德本人，從《徒手攀巖》中那個住在房車里、吃素食、甚至有些社交障礙的攀巖流浪者，轉變為在網飛直播中談笑風生、甚至在攀登途中自拍的超級明星，這一過程象征著攀巖文化的主流化與商業化。

早期的徒手攀巖是一種反叛主流價值觀的亞文化，強調避世與純粹。而《摩天大樓直播》則是一場高度商業化的運作，霍諾德不僅是運動員，更是內容的聯合制作人。

雖然他聲稱這次攀登的報酬少得尷尬，但這依然標志著極限運動已完全被納入全球娛樂工業的生產鏈條中。

回顧《徒手攀巖》，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苦行僧式的英雄在自然荒野中尋找存在的意義，而在《摩天大樓直播》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現代角斗士在數字斗獸場中表演生存的藝術。

兩者雖然形式迥異，但核心卻是一致的：在這個日益被算法、保險和安全協議包裹的過度保護社會中，赤手空拳面對死亡風險的行為，依然擁有擊穿屏幕、直抵人心的原始力量。

對于觀眾而言，無論是通過電影銀幕還是手機屏幕，我們所見證的不僅是霍諾德的奇跡，更是我們自身對自由、風險與超越平庸生活的深層渴望的投射。

在這個意義上，那根不存在的繩索，維系著我們與真實世界之間最后一點驚心動魄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