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特務鈕益惠，15歲被捕關押33年，晚年到臺灣討要生活補助被拒

1950年4月初的一天，家住河北通縣（今北京通州區）張家灣垛子村的15歲少年鈕益惠，突然接到了哥哥鈕益培的來信。

哥哥鈕益培在來信中說，自己已經從臺灣回來了，讓鈕益惠按照信中說的時間，到雙橋火車站（雙橋火車站建于1901年，位于今京通快速路與雙橋路交會處）去接一下自己的行李。

在張家灣垛子村，鈕姓是大戶。鈕益惠是家中的小兒子，不過按照鈕家的同輩中，他排行第九，因此他從小就被叫作“小九”。鈕益惠的父親平日里話不多，但卻掌控著家里的大小事務。鈕益惠的哥哥鈕益培，在同輩中排行第三，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曾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

過了幾天，15歲的鈕益惠趕著一輛驢車來到了雙橋火車站。然而，當鈕益惠接到哥哥的行李之時，他才知道和行李一塊來的，還有一個名叫孫毓清的人。

沒過多久，鈕益惠的家里越來越“熱鬧”了，他的哥哥鈕益培、大姐夫梁錫增、三姐夫劉景惠，以及那位和行李一塊來的孫毓清，時常聚集在一起，偷偷摸摸地研究商議著什么事情。

此時，鈕益惠也已經知道，他趕著驢車拉回家的行李，其實是一部電臺。每當哥哥鈕益培開始“工作”的時候，鈕益惠就負責在門外站崗放哨，偶爾也會坐在哥哥的旁邊，拿著筆幫忙記錄一串串數字。鈕益惠后來回憶，當時他并不明白那一串串數字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知道哥哥鈕益培這伙人是為國民黨做事的。

此時的鈕益惠懵懂無知，他在哥哥的言傳身教之下，始終認為自己正在干大事，并為此感到驕傲和自豪。鈕益惠為了自認為的“大事”，整天忙前忙后，由于他年紀比較小，所以并沒有引起同村人的注意。

鈕益惠曾多次聽父親和哥哥說：“咱們家的電臺一旦被人發現，那么誰也別指望活……一定要保護好孫先生（鈕益惠趕著驢車從火車站接回來的孫毓清），只要有他在，我們肯定就能夠成功。”

然而，此時的鈕益惠和家人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從家中發出來的電報，早已經被公安部門截獲了。只不過由于技術有限，公安部門一時間還無法確定電臺的具體位置。

1950年10月的一天，鈕益惠像往常一樣，在家門口“站崗放哨”。此時，有四個干部模樣的人來到了鈕益惠家門口，他們一邊朝院子里看，一邊笑著問鈕益惠：“小孩，請問一下村公所在哪里？”

鈕益惠有些納悶：“村公所就在村子口，而且還掛著牌子，這幾個人剛從那邊走過來，難道沒有看見？”鈕益惠朝村子口指了指，這四個干部模樣的人便走開了。

幾個月來的“站崗放哨”，讓鈕益惠有了點反偵察意識，他立即跑回家中，告訴正在屋子里發電報的孫毓清：“孫先生，剛才外面來了幾個人，一直朝院子里看。你去村子外面的玉米地躲一躲，我不去叫你，你千萬別出來。”

孫毓清聽了之后，摸了摸鈕益惠的頭，說道：“小九，你干得很好，將來一定有出息。”說罷，孫毓清在鈕益惠父親的幫助下，藏匿了電臺，然后鬼鬼祟祟地從后門溜了出去，轉眼間就消失在了一片玉米地里。

年僅15歲的鈕益惠為何如此警覺？因為前不久，孫毓清就接到了“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組長秦應麟（毛人鳳派來的特務），從天津發來的一封信。信上僅有十幾個字：“生意沒法做了，趕緊收攤吧！”這幾天，孫毓清和鈕家人已經焚燒了不少“材料”。

孫毓清逃走之后，鈕益惠一家人非常緊張。不一會兒，鈕益惠家門口又來了一些人。鈕益惠假裝好奇地問道：“你們是干什么的？”那些人回答說：“我們是來調查村子里受災情況的。”那些人在外面轉了一圈就走了。

天黑之后，那些白天在鈕益惠家門口轉悠的人，突然全副武裝沖了進來。鈕益惠的父親由于負隅頑抗而被就地正法，哥哥鈕益培、三姐夫劉景惠等人被逮捕，而鈕益惠則跳窗翻墻逃走了。15歲的鈕益惠或許不會想到，他這么一逃走，再回來已經是整整三十三年之后。屆時，他已經48歲了。

根據鈕益惠回憶，他逃走之后，在村子外面的玉米地與孫毓清會合。孫毓清對已經嚇傻了的鈕益惠說：“小九，咱們一定會成功脫險的，到時候我帶你去臺灣。”鈕益惠哭著說：“怎么能到臺灣呢？”孫毓清回答說：“到山東坐船去臺灣，那里有我們的人。”

就這樣，鈕益惠在孫毓清的帶領下，一路跑到了北京朝陽門附近，這里有開往濟南的長途班車。到了這個時候，年幼的鈕益惠仍然覺得自己在干一件大事，他夢想著成為一個英雄人物，就像電影里演的那樣，即使自己“犧牲”了，那也能使人們永遠記住他。

在北京朝陽門長途汽車站，鈕益惠給孫毓清出起了主意，他自己走在前面，讓孫毓清跟在后面不遠的地方。而且，鈕益惠還跟孫毓清說：“咱們兩個不能搭乘同一輛班車，萬一有公安人員跟蹤上來，那么我們都完蛋了。”鈕益惠的這些“鬼點子”，都是他從電影中學到的。

經過商量，鈕益惠坐長途客車先走，孫毓清第二天坐長途客車到濟南與他會合。然而，鈕益惠根本不知道，抓捕他們的便衣警察早已經跟上了。鈕益惠坐上長途客車之后，一位便衣警察就坐在他旁邊。當長途客車要發動的時候，便衣警察對著鈕益惠說道：“你是垛子村的鈕小九吧！”

鈕益惠大吃一驚，不過很快又鎮定了下來。他翻著白眼說道：“是又怎么樣？”

便衣警察拍了拍鈕益惠的肩膀，問道：“孫毓清跑到哪里去了？”

鈕益惠梗著脖子地反問道：“孫毓清是誰？我不知道。”

這時候，又有幾個便衣警察上了長途客車。不一會兒，長途客車發動了，不過目的地不是濟南，而是公安局。

在審訊室內，公安人員對鈕益惠進行了審訊：“鈕小九，你年紀還小，不懂事。現在做了錯事，你要主動坦白，爭取寬大處理。你明白嗎？”

鈕益惠仍舊翻著白眼，說道：“你們讓我出賣孫先生（孫毓清），你們太小看了。自從開始干這件事，我就時刻做好了犧牲的準備。你們叫我出賣孫先生，門都沒有！”

審訊結束之后，鈕益惠什么都沒坦白。參加審訊的公安人員說道：“這小家伙，反動得很！”

鈕益惠雖然沒有坦白，但是朝陽門外的長途汽車站，每天只有一趟車去濟南。到了第二天，孫毓清便在長途汽車上被逮捕了。

不久之后，隨著行動組組長秦應麟等人在天津落網，這個被稱為新中國反間諜第二案的“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案”宣告偵破。

后來，鈕益惠才知道，是一個名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暴露了他們一伙人。而王永祥則是毛人鳳派來給他們送經費的，王永祥拿著銀行匯款到天津交接，然后組長秦應麟派人去銀行取錢。結果，他們所謂的“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就被一網打盡了，鈕益惠短短幾個月的特務生涯，也就宣告結束了。

“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案”全部審訊完畢之后，鈕益惠和哥哥鈕益培、三姐夫劉景惠，以及組長秦應麟被臨時關在了一個屋子，等待他們的是法律的審判。為什么要將他們臨時關在一個屋子呢？不言而喻！

晚上，鈕益惠等人都沒睡，他們一整夜說了很多事情。組長秦應麟眼睛紅紅的，他走到鈕益惠的面前，蹲下來緊緊抓住鈕益惠的手，說道：“小九，你年紀最小，才15歲，可能被關幾年就出去了。如果你將來有機會去臺灣，你一定要替我們問一問，到底是誰派那個王永祥來給咱們送經費的，這不是要咱們的命嘛！”

說完這句話，組長秦應麟不斷哀嚎，淚流滿面。

哥哥鈕益培知道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哭著對鈕益惠說道：“小九啊，哥哥要走了，家里的一切事情就托付給你了。”

1951年1月27日，《天津日報》刊登了一篇新聞報道：“天津軍管會軍法處判決反革命案二十余起，首要匪犯三十八名判處死刑，已于26日上午執行槍決。刑場周圍有群眾萬余人，用復仇心理看特務們的最后下場。”

這篇新聞報道中所說的被執行槍決的人當中，就有鈕益惠的哥哥鈕益培、三姐夫劉景惠，以及組長秦應麟。

此時，對于年幼的鈕益惠，法院本著寬大處理的原則，判處其十年有期徒刑。鈕益惠后來回憶，他所做的事，完全是罪大惡極，給黨和政府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失。他之所以能活下來，完全是黨和政府的寬容大量。

時間到了1959年，24歲的鈕益惠即將刑滿釋放。這時候，鈕益惠仍本性不改，他知道外面正是困難時期，出去了肯定活不了。所以，鈕益惠在監獄內組織了一個“暴動集團”，要替他的父親和哥哥報仇。

幸好，監獄管理人員及時發現并阻止鈕益惠的錯誤行為。不久之后，鈕益惠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兩年之后又被改為無期徒刑，也是保住了一條命。

從這個時候開始，鈕益惠麻木了，按照他的說法：“反正怎么高興就怎么活。”不過，鈕益惠在監獄之中也有傷心的時候，那就是母親來探望他的時候。

有一次，母親來監獄探望鈕益惠，鈕益惠哭了。因為他母親一個人背著一大包干糧食品，其中好多都發了霉。鈕益惠一問才知道，這是他母親舍不得吃，專門為鈕益惠攢下來的“好東西”，母親害怕鈕益惠在監獄中受了“委屈”。

鈕益惠的母親是一位典型的農村婦女，她不明白“無期徒刑”是什么意思。鈕益惠寬慰母親說：“無期徒刑的意思就是我什么時候改造好了，什么時候就可以回家了。”

母親聽了之后，渾濁的目光中泛起了希望，她立即對鈕益惠說：“那你快點改造好吧，我在家里等著你。”說到這里，剛才還是一副玩世不恭樣子的鈕益惠，眼睛里頓時泛起了淚花。鈕益惠趕緊把身子往后靠，仰起了臉，努力不讓眼淚流下來。

回到監房之后，鈕益惠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趴在床鋪之上，身體抽搐著，眼淚很快浸濕了枕巾。從此之后，鈕益惠就像變了一個人，他在監獄之中認真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并對以前犯下的罪行深深懺悔。

1983年春節剛過，鈕益惠的生活與平常沒有什么不同。然而就在一次大會上，鈕益惠突然被宣布提前釋放，重獲新生。鈕益惠后來回憶說：“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宣布被提前釋放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從1950年被逮捕關押到1983年提前釋放，三十三年的時間，就這么過去了。”

48歲的鈕益惠踏上了歸程，他先是來到了北京大興縣（今大興區）亦莊鎮羊北村，找到了他的四哥（堂哥）鈕益海。第二天，堂哥鈕益海就帶著鈕益惠回到了老家通縣張家灣垛子村。此時，這里已經隸屬于北京了。

鈕益惠感覺變化太大了，他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他家的房子還在，但是里面住的人已經不是他的家人了。鈕益惠的母親已經在期盼兒子回家的煎熬中早早病死了。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或許就是“子欲養而親不待”。而造成這種悲劇局面的，正是鈕益惠自己。

后來，鈕益惠當過裝卸工、做過家具生意，他運氣還算不錯，很快就攢了一些錢。1987年，52歲的鈕益惠經人介紹，與帶著兩個孩子的寡婦結為了夫妻。兩個孩子雖然不是自己親生的，但是鈕益惠待他們猶如親生的一般。

或許，在很多人看來，鈕益惠的一生也就這么過去了。然而，隨著鈕益惠越來越老，他的脾氣也越來越執拗。正如鈕益惠自己所言：“我老了，活不了多長時間了，但是我開始細想了，想起了我的父親、我的哥哥，以及組長秦應麟。特別是組長秦應麟被執行槍決之前對我說的話——小九，如果你將來有機會到臺灣，一定要替我們問一問，到底是誰派那個王永祥來給咱們送經費的，這不是要咱們的命嘛！”

1999年，64歲的鈕益惠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去臺灣，為自己、為父親、為哥哥、為組長秦應麟討個說法。鈕益惠始終覺得，國民黨欠他一筆債，他們家為了國民黨，真可謂家破人亡，這筆債不能就這么稀里糊涂地算了。

鈕益惠找親戚朋友借了幾萬塊錢，他從北京一路南下到了福建，然后坐上了一艘漁船。在海上漂了十多個小時之后，鈕益惠于1999年12月28日登上了臺灣島。

根據鈕益惠回憶，他輾轉找到了已更名為“軍情局”的保密局。在那里，有一個名叫胥繼僥的人接待了他。鈕益惠在陳述了自己的往事之后，提出了討要生活補助的要求。不過，胥繼僥卻對他說：“你來也是白來，一分錢也拿不著，你還是快點回去吧。”后來，在鈕益惠的軟磨硬泡之下，胥繼僥同意讓他領取一點撫恤金，不過必須找一個有臺灣身份證的人代領。

鈕益惠認為，既然同意讓自己領取撫恤金，那就說明他的“特務身份”被認可了。由于在臺灣沒有地方住，“單純”的鈕益惠就主動找警察幫助。結果，鈕益惠被關進了監獄，他在監獄之中始終想不通：“我是軍統特務的家屬，我到臺灣，應該是功臣，你們不僅不給生活補助，為什么還把我關起來。”

鈕益惠在監獄足足待了十個月，然后于2000年9月28日被送回了大陸。在離開臺灣之時，倔強的鈕益惠已經盤算起了下一次行動，因為他要拿回承諾給他的撫恤金。

2001年2月24日，有了前一次的經驗，鈕益惠再次到達了臺灣，繼續討要生活補助。這一次，鈕益惠學聰明了，他先去找了當地的報社。一位記者熱情地招待了鈕益惠，對于這位記者來說，鈕益惠無疑就是一個新聞爆點。

后來，經過報紙的宣傳，鈕益惠的“名氣”越來越大了。兩三個月之后，整日流落街頭的鈕益惠得到了答復——發給他一次性救濟金3000美元。然而，鈕益惠對此并不滿意，他覺得這點錢太少了。后來，隨著新聞熱度的降低，身在臺灣的鈕益惠也就無人關注了。不久之后，鈕益惠再次被送回到了大陸。

回到大陸之后，鈕益惠不停地給“軍情局”、“檢察院”打電話，繼續討要生活補助，結果往往是被拒絕。慢慢地，鈕益惠成了同村人眼里的“笑話”——不好好過日子的另類。有村民曾經當著鈕益惠的面，還不客氣地說：“你這是癡人說夢！”

有記者曾經采訪鈕益惠，問道：“你這一生過得坎坎坷坷，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怎么看待你以前做的那些事，以及現在做的這些事？”鈕益惠目光變得呆滯，然后長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小丑！”

1950年4月，年僅15歲的鈕益惠夢想著當英雄，他在父親和哥哥的帶領下，成為了“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的一員。此時，鈕益惠雖然年紀小，但是他已經認為自己是軍統特務了。六個月之后，“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被一網打擊，鈕益惠短暫的“軍統特務”生涯宣告結束。

從此之后，鈕益惠在監獄之中度過了三十三個春秋。48歲的時候，鈕益惠獲得了提前釋放。是不甘心也罷，是嘩眾取寵也好，鈕益惠始終夢想著去臺灣討要生活補助，但是屢遭拒絕。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就像是一個小丑一樣。

如今，鈕益惠依然健在，當地政府每月發放給他一千多元的生活費，以便他安度晚年。每當提起這些事，鈕益惠都無不感慨地說道：“感謝黨和政府，他們當年挽救了一個無知的我，現在又在照顧和幫助一個快要入土的我。沒有黨和政府的寬宏大量，我早就死了，我對當年犯下的間諜罪行深表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