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為政委不被信任？司令員出事后，副司令主持工作，后被換下來

一九七二年初，北京凌晨的寒風裹著雪粒鉆進西郊某座院落，警衛戰士腳步匆匆。大禮堂燈火通明，十幾名穿著舊式呢大衣的將軍圍坐取暖，桌上白瓷茶缸冒著熱氣。眾人都在等一個決定——誰來暫管失去主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

會場并非首次出現這種局面。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被隔離審查，最高層臨時指定李德生坐鎮。李德生帶來一紙命令，宣布成立五人領導小組：曹里懷、王輝球、鄺任農、薛少卿、梁璞。出人意料的是，牽頭人不是空軍政委王輝球，而是唯一定級較高仍在崗的副司令員曹里懷。

很多軍內同志當時納悶：按慣例，空軍的“政”線應由政委挑大梁。王輝球自一九五三年調任空軍政治部主任起，就在司令部磨煉七年，后來當了副政委再升政委，資歷不算淺。為何輪到真正執掌時，卻被放在副手位置？

要讀懂這樁人事安排，得把記憶拉回二十年前。一九五二年春，年僅四十二歲的曹里懷從陸軍轉隸，赴中南，出任中南軍區空軍司令員。一九五五年授銜后，他又南下廣州，指揮南疆空防，次年回京任空軍副司令兼軍訓部長。論飛行員出身、論空防實戰經驗，曹里懷都在空軍高層中數得上號。

而王輝球則是“政工老兵”。一九四九年隨四野南下，轉戰閩粵；一九五三年進入空軍司令部主抓政治工作。此后七年，他的身影幾乎與空軍的每次整編、軍政訓練同步出現。在干部口碑里，這人穩重、嚴謹，凡事按程序來。也正因如此，在風高浪急的六十年代，他的謹慎既是保護傘，也成為“態度曖昧”的注腳。

一九六五年，吳法憲從二十四軍空降北京，接掌空軍帥印。他原本想把老部下余立金帶上位，擔任政委。余立金于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打成“楊、余、傅”事件要人后，吳法憲臨時扶正王輝球。很多人因此把兩人看成“政治共同體”，這對王輝球后來被冷置埋下伏筆。

九一三事件爆發，形勢丕變。吳法憲失勢，所有曾與他搭班子的干部都蒙上一層灰。彼時空軍副司令員這一職級，經歷“文革”早已七零八落：劉震、成鈞、譚家述先后被“靠邊”，能迅速頂上來的，只剩下資歷最老、尚在一線的曹里懷。

決定誰主持空軍日常時，領導機關審視名單——曹里懷、王輝球都在，可兩人標簽截然不同。前者以戰功和專業著稱，且與吳法憲私交平平；后者雖無重大瑕疵，卻是吳法憲當初親自點將的“政委”。在那段對派系高度敏感的日子里，保持距離往往比能力更重要。

一位親歷會議的干部后來回憶，當李德生當眾宣讀任命時，會議室短暫靜默。“還是老曹合適，空軍不能再亂。”有人低聲嘀咕。這一句輕飄飄的評語，道盡了“維穩優先”的考量。于是，曹里懷挑起重擔，王輝球協助處理政治工作，其余三人分管后勤、工程、院校等口線。

這一安排旋即對外公布，空軍內部的日常運轉保持了基本節奏。不可否認，曹里懷的資深飛行員出身，讓廣大空軍基層官兵心里踏實許多；另一方面，王輝球繼續在政治條線上維持穩定，卻不再是“前臺指揮”。

有意思的是，曹里懷并非全身而退的人。他在五十年代末與吳法憲也曾因訓練體制摩擦過，只是當時無傷大雅。如今臨危受命，他謹慎行事。每逢向軍委報告，只字不提前任，所有做法都貼合“恢復常規、整頓作風”八個字。

時間來到一九七三年春，中央決定給空軍“換班子”，直接從大軍區抽調干部。東北的一把手馬寧被點名為新司令，西北的政委傅傳作亦奉調北上。這一布局不同尋常——新班底與原有的空軍系統幾無交集，徹底切斷舊日牽連。王輝球就此離開縈繞二十載的航帽藍，隨即“外放學習”一年多，行蹤低調。

一九七四年夏，他回京述職，據說只在家里逗留了兩個晚上就又北上沈陽，同年秋正式出任沈陽軍區政委。對于那一年的“離線”，家人提及，王輝球只是輕描淡寫地說：“組織有安排，別問。”短短一年后，他轉任軍區顧問，低調謝幕。

細想這段波折，能看到“政委為何不被信任”的多重原因：一是派系聯想，難逃牽連；二是關鍵時刻需要“飛行員司令”穩舵；三是當時的高層人事布局著眼更遠，寧可引入外部將領，也不愿讓任何舊人繼續坐鎮。遺憾的是，王輝球的謹慎、資歷，并未換來兵家所說的“用人不疑”。

軍隊歷史中，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職務序列里，政工與指揮相輔相成，卻并非永遠平權；當政治風向陡變，指揮員往往因作戰履歷被視作“剛性資源”，而政委則需在政治信譽上經得起最嚴格的檢驗。王輝球的挫折，就是這種結構性格局的注腳。

曹里懷主持空軍的那十四個月里，部隊完成了兩次大規模轉場、一次防空演習，未出紕漏。待新班子就位，他默默交班，仍擔副司令之職，直至一九八二年離休。有人評價：“老曹這一年沒搶功，也沒躲事。”言外之意，是在風雨飄搖中守住了空軍的底線。

歲月流逝，昔日同僚先后離世，檔案塵封。今天翻檢史料，方知那場“政委與副司令”之爭，更像一枚當時大環境催生的剪影，而非個人榮辱的簡單升降。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留下的，是對制度、對人的復雜考量，以及在特殊年代里，那些身不由己的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