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剿紅軍最狠角色致兩將領犧牲，20年后升司令被擊斃

1955年1月中旬，海風刺骨。

在一江山島那塊不足兩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上，尤其是203高地，空氣里全是硝煙味。

也就是在這兒，掛著國民黨少將軍銜的王生明，要給自己這輩子畫個句號了。

這會兒，解放軍那邊的攻勢已經持續了整整二十四個鐘頭。

放眼望去，本來修得鐵桶似的一百多個水泥碉堡，大半都被轟成了碎渣。

用來聯絡的無線電天線，早在頭一輪炮火覆蓋的時候就被炸成了廢鐵。

外面的援兵指望不上，手里的子彈也打得精光。

照理說，仗打到這個份上，作為守備司令，擺在他面前的路無非兩條：要么舉手投降保條命，要么集結殘部硬闖突圍。

可偏偏，王生明選了一條絕路。

他伸手一把扯掉軍帽上的帽徽，胡亂塞進衣服里，轉過頭，沒頭沒腦地沖著身邊的副官丟下一句：“欠賀、李兩位的命，今兒個得結賬了。”

話音剛落，他提著沖鋒槍就沖出了掩體。

外面的子彈像潑水一樣，他胸口瞬間被打成了篩子，人當場就沒了。

那一年，他剛滿44歲。

好多人翻看這段往事，總覺得這是國民黨將領那種死腦筋的“愚忠”。

其實不然。

要是把日歷往前翻二十年，把目光挪回1935年的江西天門嶂，你就會明白，王生明在一江山島送死，壓根不是為了給“黨國”盡忠，而是在償還一筆拖了二十年的血債。

這筆賬，在他心里頭，一直明鏡似的。

咱們把指針撥回到1935年春天。

那陣子，王生明還不是將軍，只是國民黨軍的一個團長。

這人履歷那是相當“硬核”：14歲就吃糧當兵，15歲能活捉白俄雇傭兵，20歲就混到了連長，簡直就是個天生打仗的料。

當時的形勢是這么個情況：紅軍主力已經開始長征走了，留在瑞金、會昌這一帶的，是一萬六千多人的留守隊伍。

這幫人日子過得那是真苦，沒糧、沒彈藥，甚至連鹽都吃不上，整天靠野菜填肚子。

帶著這支隊伍的高級指揮員是賀昌和李翔梧，他們打算帶著大伙兒穿過天門嶂，往閩粵邊境那邊突圍，好歹求條活路。

這可是生死攸關的節骨眼。

對于負責“圍剿”的國民黨軍官來說，這也是個怎么選的問題。

絕大多數國民黨軍官碰到這事兒會咋辦？

紅軍主力都撤了，剩下的這些殘部，把他們轟出自己的地盤也就算完事了。

畢竟古話都說“窮寇莫追”，跑到深山老林里跟人拼命，萬一陰溝里翻船多劃不來？

可王生明這人腦回路不一樣。

他想的不是把人“趕跑”，而是要“斬草除根”。

他眼饞紅軍將領的人頭，想拿它換自己肩膀上多加一顆星。

于是，這人使出了一招極損的陰招。

聽說紅軍要走天門嶂，王生明沒大張旗鼓地追，而是帶著一個加強連，提前三天就摸進了大山深處。

這招太毒辣了。

他讓人把漫山的松樹砍倒，把本來就不好走的山路堵得嚴嚴實實，接著在每一道必經的山梁上架起機槍，布下了交叉火力網。

他就把自己變成了一張張開的大網，靜靜地等著魚兒自己撞上來。

3月9日天剛蒙蒙亮，李翔梧的隊伍一腳踏進隘口，機槍就吼了起來。

這哪里是打仗，分明就是單方面的屠殺。

被堵在隘口里的紅軍戰士，往上爬沒路，往地鉆沒門。

從天亮一直殺到天黑，幾百號人的隊伍，最后活下來的就七個。

李翔梧，那是紅軍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肚皮上挨了三槍。

眼瞅著身邊的戰友一個個倒下，這位才27歲的年輕將領，咬著牙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這還不算完。

第二天，賀昌帶著四百多人趕來接應，結果又一頭撞進了王生明的口袋陣。

雙方死磕到下午，賀昌的一條胳膊都被打斷了，退到歸莊。

眼看突圍是沒戲了，這位29歲的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也舉起槍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短短兩天，中央蘇區留守部隊級別最高的兩位首長，全都折在這兒了。

這對留守紅軍來說，簡直是滅頂之災，革命的“火種”差點就這么滅了。

可在王生明那兒，這成了他最得意的“杰作”。

他在戰報里興高采烈地寫道：“匪首賀、李已被擊斃”。

靠著這筆沾滿鮮血的軍功，他如愿升了官，還領到了一把蔣介石親自頒發的“中正劍”。

在王生明的算盤里，這買賣做得太值了：踩著同胞的尸骨，染紅了自己的官帽子。

但他恐怕做夢也沒想到，這筆賬，老天爺和歷史都給他記著呢。

說來也怪，后來的王生明好像一直想“洗白”自己。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開打。

在淞滬會戰的蘊藻浜戰場上，王生明倒真像個爺們兒似的硬剛了一回。

面對日軍兩個聯隊的瘋狗式沖鋒，已經升任295團團長的王生明，發了一道狠令：死守，一步不退。

怎么個守法？

他讓人用鐵絲把重機槍死死綁在水泥樁子上——這就意味著機槍手壓根沒想過撤退，甚至沒想過活著下戰場。

他自己也抱著機槍，一口氣突突了三箱子彈。

整整十六個晝夜，全團六百多號弟兄，最后拼得只剩下九個人，還個個掛彩。

王生明自己的左肩膀也被削掉了一大塊肉。

這場仗打得確實漂亮，他也因為這事兒上了《中央日報》的頭條，成了人人夸贊的“抗日英雄”。

后來在中條山、朱仙鎮、常德，凡是硬仗他都沖在最前頭。

等到抗戰勝利的時候，他已經是第99師的副師長了，胸前掛著金燦燦的“抗戰英雄”勛章。

按說，將功補過，他心里該踏實了吧？

可在一個慶功酒局上，王生明突然冷不丁冒出一句讓全場人都傻眼的話：“我這輩子殺人最多的地方是在天門嶂，不是打鬼子。”

這話一出口，原本熱鬧的場子瞬間鴉雀無聲。

干嘛非說這話？

是酒喝高了？

還是想顯擺？

恐怕都不是。

這更像是一種骨子里的害怕。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打鬼子那是為了國家大義，可天門嶂殺的那一千多紅軍，純粹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

那把“中正劍”上的血腥味，哪怕用日本人的血去沖，也沖不干凈。

第三筆賬：最后一次的“連本帶利”

轉眼到了1949年。

內戰打到這份上，勝負已定。

王生明跟著胡宗南一路潰逃。

最后，他被扔到了一江山島，當了個所謂的“防衛司令”。

這個安排，說起來挺有意思。

一江山島其實特小，還沒兩個足球場大，但它卻是臺灣防御體系的大門牙。

蔣介石對這地方看重得很，甚至親自跑上島去視察。

王生明當時把胸脯拍得震天響：“我跟島子共存亡。”

他把這輩子學的那點本事全使出來了：修了一百多座暗堡，挖了四通八達的交通溝，海灘上埋了七千多顆地雷，連礁石上都纏滿了鐵絲網。

西方記者跑來一看，吹牛說這是“海上的凡爾登”。

但王生明心里，估計比誰都發虛。

因為這回指揮攻打一江山島的解放軍指揮官之一，就是當年的紅軍——華東軍區參謀長張愛萍。

這就叫冤家路窄。

1955年1月18日一大早，華東軍區陸、海、空三軍頭一回搞聯合登陸作戰。

這一仗，解放軍壓根沒給王生明留活路。

幾百門榴彈炮一起開火，一江山島瞬間就變成了一片火海。

王生明急了，讓通信兵趕緊求救。

結果電報剛發出去，天線就被炸飛了。

這其實就是個信號：沒人會來救你了，等死吧。

過了晌午，解放軍突擊隊開始搶灘登陸。

第一波人，被地雷陣擋了一下。

第二波人，踩著戰友的血跡接著往上沖。

第三波人，火焰噴射器上來了，對著碉堡一個接一個地“點名”。

打到傍晚時分，大局已定。

王生明帶著最后那點殘兵敗將退到了203高地。

這時候，他面臨著最后的生死抉擇。

要是投降，憑他抗戰時候打鬼子的那點功勞，沒準還能保住一條命。

但他沒這么干。

他腦子里突然蹦出了二十年前的天門嶂。

那年頭，賀昌29歲，李翔梧27歲。

兩個年輕人在絕境里頭，都選擇了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

現如今，風水輪流轉，該輪到他了。

“欠賀、李兩位的命，今兒個得結賬了。”

這句話，算是他對自己這輩子的一個交代。

他扯掉帽徽，沖出戰壕，迎著解放軍的槍口扣動了扳機。

根據解放軍戰后的記錄，王生明身中數彈，當場斃命。

后來，王生明的尸體被運回臺灣下葬。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他的墓碑正好朝向江西，正對著當年的天門嶂。

而在海峽那邊的慶功大會上，曾經的留守紅軍老戰士、指揮這場戰役的張愛萍將軍，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天門嶂的那筆血債，今天算是清了。”

二十年，整整一個輪回。

如今，每到陽春三月，天門嶂上的杜鵑花還是開得那么紅，像血染的一樣；而一江山島那些殘破的碉堡壁上，密密麻麻的彈孔就像無數只眼睛，死死盯著大海。

王生明這輩子，其實就是一個關于“選擇”的殘酷教訓。

為了往上爬，他在天門嶂把事做絕了；為了贖罪，他在一江山島把命搭上了。

有人說他是“反共急先鋒”，有人說他是“抗日猛將”。

但說到底，他不過是一個被歷史大潮裹挾著、又總想在歷史里算計得失的可憐人。

只可惜啊，歷史這本大賬，從來都不是靠算計能抹平的。

違背良心做下的選擇，哪怕能風光一時，最后也得連本帶利地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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