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率偵察排奔赴唐山地震災區參加救援，全是用手刨

1986年的一個午后，北京西山的干枯松針在腳下吱呀作響，一位退伍老兵輕撫指尖的淺淺疤痕，突然對身旁的年輕人說：“這些口子，是十年前在唐山刨廢墟留下的。”對方愕然，他便慢慢道起那場刻骨銘心的救援。時間的指針瞬間撥回1976年7月28日，一場9級強震攪動河北大地，也讓24軍炮團152加榴炮營指揮連的偵察排進入了生死賽跑。

凌晨3點42分，承德雙峰寺營區還沉浸在夜色里。厚重的營門在地動山搖中發出刺耳的碰撞，哨兵扶著墻，以為坦克開進來了。震感結束不到十分鐘，營區電話驟響。軍里下達命令：各部馳援唐山。參謀長簡單一句：“不許耽擱。”電話掛斷。營區跑動聲、馬達聲、槍栓聲連成一片，如同在宣告另一場戰斗的開始。

偵察排的排長姓張，那年28歲。凌晨點名時，他穿著單衣沖出帳篷，肩頭落著半片瓦礫，眉心掛著汗珠。三十多人齊刷刷立正，他只說一句：“時間就是命。”沒人多話。20分鐘后，載滿裝備的解放牌卡車列隊出發，目標直指150公里外的唐山。突如其來的暴雨把山路沖出褶皺，車燈打在泥水上晃成碎金，司機加大油門，機器嘶吼，對講機里連隊長粗啞的嗓音不斷提醒：“保持間距，別減速。”

凌晨到達玉田時，第一束晨曦照在公路邊塌陷的民房上，幾位幸存村民拉著戰士高喊求援。縱然心焦，也只能匆匆留下消毒片與干糧。偵察排得繼續向前，他們奉命集結到唐山市區西南角的救災第一線。車隊闖進城區，景象讓許多戰士愣神——整個城市像被巨掌搗碎，工廠煙囪歪倒，機車車廂堆成廢鐵。空氣里滿是石灰粉塵與煤灰味，夾著隱約的血腥。

負責分區的臨時前指設在一塊空曠操場。作戰地圖被替換成城市示意圖，每條街巷被劃上紅藍色標識。偵察排接到的區域是新華道東段，昔日唐山工人文化宮所在地。拖不下去，他們甩掉背囊，腰扎麻繩，戴上手套沖進瓦礫堆。可剛扒拉兩下手套便被鐵皮割破，只得赤手上陣。磚塊刮破指尖，鮮血混著塵土，頃刻成硬痂。

日頭升起。爆裂聲不時響起——那是殘墻在余震中再次崩塌。午時，一位白發老人指著一棟倒塌的二層小樓哭喊：“里面還有倆孫子！”五個戰士撬掉樓板，爬進狹窄縫隙。前進三米，洞頂吱呀作響。走在最前頭的小許回頭喊：“排長，再慢就沒機會了。”張排長咬牙點頭，親自鉆進去。二十分鐘后，兩個孩子被抱出來，臉色慘白卻有微弱呼吸。周圍響起掌聲，又立刻被呼救聲淹沒。

第一天無眠。第二天亦然。第三天，一名戰士在瓦礫旁趴著昏睡，呼喚不醒，同伴才發現他高燒四十度。軍醫搖頭，說是感染兼中暑。張排長命人抬走救治，自己卻繼續指揮。他心里明白：黃金72小時，一過，活著的希望就要按分秒遞減。于是，所有人咬著牙，靠咸菜和硬饅頭硬撐。口渴到極點，大家沖到鳳凰山公園，撥開綠苔灌一水壺。有人喝完就腹瀉，照樣折返工地。“干完活兒再去衛生隊。”這是大多數人的選擇。

搜救進入第五日，尚存呼吸者已寥寥。唐山夏季高溫，尸體腐敗迅速。軍區臨時決定，轉入清理遺體、防疫、搭建臨時住房的階段。偵察排調整任務——改作運尸隊。張排長領了輛卡車，每天在城市與郊外之間折返，裝滿百余具遺體，再開往南湖曠野處深坑會合掩埋。車斗里升騰的惡臭有時逼得人眼淚橫流，仍舊沒有人戴口罩；那年月，醫用防護用品緊缺，多一只口罩就能救下一條重傷員的命。

盛夏八月尤悶。午后最高溫度直逼四十度，每次裝車，戰士們腳底踩著腐敗的污泥，背上止不住汗水。但動作越發熟練，一繩套住踝關節，一人抬肩，一人推腰，齊聲“起！”尸體被放進篷布包裹，再層層疊放。有人提議唱歌壓驚，卻發現嗓子沙啞發不出聲。偶有地方干群送來一桶稀粥，幾人分一口，都不肯多喝，留給還在廢墟深處的兄弟。

唐山抗震救災不僅是搶人，還要重建。9月初秋，前指開始分工搭建安置點。14名偵察兵成了土木工。沒有水泥，就地撿石塊壘墻；缺木料，拆舊屋的屋脊梁。孩子們的學校最先開工。墻體只有一米來高，頂上架木，罩油氈，里外糊草簾，擋風就行。那天似乎跟命運開玩笑，天突然劈下一場驟雨。水從屋脊嘩啦直瀉，戰士們站在泥水里往屋頂遞木板。張排長嘴里喊著：“雨停——工完！”腳下泥漿濺得滿身，卻沒人退縮。

救災期間，有個細節讓人動容。20歲戰士李云波在廢墟中摸到半截發蔫的黃瓜，他的臉和嘴唇干到起皮，卻悄悄藏進衣兜。不久發現一名被壓少女神志昏沉，他把黃瓜掰開，塞進女孩手里，只說了句：“吃吧，能撐住。”那一刻，后世無數史料難以記錄的，是少年的眼淚和那聲輕嘆：“要能多找點水就好了。”

災后第十天，一車醫藥物資總算趕到，板藍根、碘酒、紗布，讓正在與霍亂、破傷風死磕的救護組興奮得整夜不眠。醫療隊剛搭起簡易診室，就迎來大批腹瀉、外傷、骨折的災民和戰士。白大褂混著迷彩服，紗布底下是尚未痊愈的血痕。可大家咬牙站在工作臺前，連砸石頭磨出的灰塵都顧不上拍落。

9月中旬，郝建國的身影又一次出現在廢墟旁。兩周前，他所在的二連救援車沖出彎道翻下山溝，他折了兩根肋骨，卻瞞著軍醫提前回到唐山。更折磨他的，是胰腺癌早期癥狀帶來的鈍痛。余震再次來臨，塵土騰空。有人拉他避險，他推開弟兄，沖進半塌的青磚瓦房，用肩扛起橫梁。事后他躺在門板上，豆大的汗珠滴滿胸膛，卻只說一句：“趁還有勁，再刨一會兒。”

進入10月，部隊與地方施工隊銜接，救援重心變為清障、打井、修路、恢復電網。偵察排獲得簡易鉆機，在飛機場旁硬是打成兩眼深井，日夜抽水，解決了數萬災民和官兵飲用難題。工程隊離不開他們。夜里巡棚、白天掛鉆，一天睡不上三小時是常態。有人問：“咋撐得住？”戰士笑答：“嗑幾口咸蘿卜干，就精神。”

天氣轉涼。前指下達撤離令已是11月上旬。卡車鳴笛準備開拔時，街巷涌來黑壓壓的人群，他們扒開雨衣，往車上塞熱玉米、鞋墊、毛巾。更有老人撲在保險杠上嚎啕：“孩子們，別走啊！”戰士們紅著眼，一路揮手。張排長站在最后一輛車踏板上，遠遠看見初夏結識的那位白發老人，拄拐杖，手舉木牌，上書“親人一路平安”。汽笛拖長，淚水模糊了每個人的視線。

救援結束后統計：偵察排在正面區域共救出生還者一百三十五人，轉運遺體近千具。憑此戰績，他們榮立集體一等功，連隊被北京軍區命名為“抗震救災愛民模范連”。然而，對張排長而言，獎狀不及那座城市夜空里燃著的無數火點，那里寫滿了生者的堅持與亡者的悲鳴。

1977年春，張排長回到承德，傷口已經結痂的雙手再難完全握拳。醫務所醫生調侃：“這輩子怕是跟刺繡練習說再見了。”他聽后只是笑。十二年后，他脫下戎裝，轉業到地方銀行。站在柜臺后，他仍戴那只薄薄的棉手套，同事嘲笑，他也笑：“手指頭硬得太，按鍵有聲音，怕嚇著儲戶。”沒人知道，那只手套里是被瓦片刮得不再復原的指節。

1991年盛夏，他受邀回唐山參加抗震十五周年紀念。昔日廢墟已是林立廠房、整潔街巷。晚會上，數百名市民找到他，指著手心口哽咽：“當年要不是你們，我父母沒了。”掌聲熱烈，照相機閃光燈像禮花。一旁的老戰友李云波捏著半截老黃瓜的黑白照片，紅了眼眶。那是他年輕時遞給受困少年的一刻，被攝影記者偶然記錄，如今已是官方展板上最受關注的一幀。

有人問張排長，當年最大的遺憾是什么？他想起郝建國。車禍、病痛、堅守、倒下，幾個片段像電影鏡頭閃回。他沉默片刻，說：“有些戰友沒能看到今天的唐山。”短短一句，所有人心頭沉甸甸。那年年底，郝建國病逝，在承德軍醫院僅留下一本寫著“災區還需要水泵”字條的筆記本。

救援故事在軍中流傳多年，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們全程幾乎沒有像樣的器械。彼時國內專用破拆裝備尚未成套，沖進廢墟的唯一工具，是雙手。指甲被水泥石灰磨得平平，碎石嵌進指縫，血漬在黢黑皮膚上像深色老繭，幾乎成了這支小分隊的“軍功章”。戰后，陜西某醫學院的學生為此做過統計：隊員平均指端傷口二十余處，感染率接近四成，卻無人退縮。

四十多年過去，唐山已今非昔比，高樓遍地，車水馬龍。當年戰士大多鬢染白霜，各自漂泊。可每到7月28日午夜時分，總有人會驚醒，夢里仍是斷壁殘垣與呼救聲。他們說，那場地動山搖，震痛一次，銘刻一生；那七十二小時，決定了數萬條生命的走向，也成了自己此生最無悔的戰斗。

談到那雙被磨破的手，張排長一句輕描淡寫：“舊殼褪了，新繭又長出來，算不上事。”可老戰友都明白，疼痛不在皮肉，而在眼底。難以平復的，是人命如草芥的脆弱，是同袍離散的空缺，也是戰火之外依舊牽動士兵生死的另一種災難。

歷史資料顯示，唐山大地震共造成24萬余人罹難，受傷者超過16萬。24軍、38軍、67軍等部共計20多萬官兵先后投入救援，完成搜救、醫療、防疫、清障、重建任務。偵察排只是其中極小的一個坐標，卻折射出那代軍人面對人民生死的選擇——挺身而上，不計得失。

倘若把這段記憶單列出來，它像是一部血色膠片，閃著粗糲的顆粒感。它提醒后人：和平年代里，突發災害同樣考驗軍人，也檢驗國家動員能力。唐山地震后，中央很快組建國家抗震指揮部，臨時調度的鐵路、公路、空運網絡在短時間內承接了巨量物資。此后，中國的應急救援體系在一次次天災中快速完善，地震局、武警水電、工兵團體制相繼改革，其催化劑正是那一年唐山的慘烈教訓。

有意思的是，偵察排里不少年輕兵后來走上科研或民政崗位，參與編寫防震教材。有位姓顧的副排長回憶：“教科書里寫的震后72小時黃金期，就是那段實踐里摳出來的。”再看今天，城市地下管廊、樓體減震技術、應急破拆裝備，已與當年“徒手刨磚”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凡是參與過那場救援的人，仍篤信兩個字——速度。

張排長在2008年正式退休，轉而迷上攝影。鏡頭里，世界平靜而明亮。可他總在夏季拍手，定格天安門廣場起旗那一刻。朋友揶揄：“拍過一次就夠了吧？”他只是合上取景器，輕聲道：“得時刻記著，那面旗幟下，救人的手從來沒停過。”

至此，唐山救援的故事并未結束，只是安靜地躺在老兵們的記憶深處。提到那年，他們會抬手碰一碰掌心硬結，好像再次確認——那片裂開的土地，終被人心縫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