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革命后代和干休所老人聊天，意外得知對方竟是“軍火大盜”

1991年3月的一天清晨，沈陽的春寒尚未退盡。遼寧省委干休所的石子路上，一位三十出頭的小伙子推著輪椅，陪父親曬太陽。父親年輕時當過炮兵，退役后愛在院里和老戰友拉家常。就在那天，他們偶遇了8號樓里一位拄拐的老太太。老人沒說話，只是用略顯渾濁的眼睛掃了兩人一眼，便緩緩移到了角落的長凳上。小伙子好奇，順手遞過去一只熱水瓶，道了聲：“大娘，喝點熱水暖暖身子？”老太太點點頭，輕聲答了句：“謝謝。”聲音沙啞，卻帶著軍人特有的干脆。

老人平日極少開口，那一聲謝謝反倒成了破冰。幾分鐘后，小伙子父親認出了她：“高崇德？真是您？”老太太眉頭一挑，似笑非笑，低聲反問：“你還記得那年南撤時缺糧的窘迫？”一句話讓老人家們的回憶閘門瞬間開啟，旁人這才意識到，這個素來低調的老太太，曾與呂正操并肩，而她的另一重身份，更讓人瞠目——八路軍口中的“軍火大盜”。

時間撥回1935年秋。21歲的高崇德已在東北軍后勤站摸爬滾打數年，槍支、彈藥、后勤賬冊對她來說都像家里灶臺那么熟。那一年，一位自稱“王先生”的地下交通員遞給她一本《陶羅斯上前線》。書不厚，卻足夠點燃她心里的火苗。王先生的一句“蘇聯姑娘都能扛槍，中國娘們怎么就不行？”聽來半帶玩笑，卻讓她徹夜無眠。自此，她暗暗記下：倉庫里那一垛垛彈藥，也能成為驅趕侵略者的利器。

1937年7月，盧溝橋的槍聲把所有猶豫撕個粉碎。呂正操奉命南下時，部下家屬無人照料，高崇德挺身而出。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收拾行李，而是悄悄統計庫房庫存。十幾箱步槍、數百支手槍、上萬發子彈，被她貼上“發往訓練營”或“補充新兵”標簽，隨后混入正常運輸。倉庫衛兵熟識她這個團長夫人，簽字、放行，一氣呵成。那天夜里，十幾輛騾車在月光中出發，目的地卻不是國民黨指定的河北后方，而是石家莊附近的八路軍聯絡站。

有意思的是，她第一次送到前線的槍支，被劉伯承稱作“及時雨”。指揮所里彈藥見底，正琢磨要不要組織敢死隊拼刺刀時，一車馬匹踏著塵土而來。士兵拆開木箱，嶄新的德國造毛瑟步槍整整齊齊碼放，旁邊還有十余發小山炮炮彈。劉伯承抬頭望向來人，只見一個剪短發的女兵笑道：“劉師長，四五發炮彈夠不夠？”多年后，他還打趣：“那一仗，是她幫咱們轟開突破口。”

為了給偷運增添“合法外衣”，1938年她爭取到“第一戰區獨立游擊支隊”留守處長的名義。表面看是管理家屬，實則為彈藥、傷員、通信提供庇護。一次，國民黨三處特務忽然到訪，聲稱查看地形。高崇德心中一緊，卻鎮定自若：“這里是留守處，你們要調防，也得明文電令。”話說得硬氣，對方只得悻悻離開。當天夜里，她立刻分散物資，三條小路，各推一車。不到拂曉，駐地就被一個團包圍。她左臂中彈，靠著熟悉地形突圍成功。從那刻起，“軍火大盜”的代號在敵人文件里正式出現。

1940年春，傷未痊愈的她被秘密送往延安。朱德去醫院看望，只留下短短一句：“人一定要保住。”醫生們這才知道，這個貌不驚人的女人，已為八路軍輸送彈藥超過七十噸，動員兵員近三千人。手術成功后，她留在總部整理后勤檔案。毛澤東批準給她單獨一孔窯洞，理由簡短：“方便養傷，也方便保密。”

抗戰勝利后，她隨東北局工作團返回沈陽。遼沈戰役爆發，子彈依舊緊缺。沈陽南郊一個廢棄糧倉被她改成臨時軍械所，四臺落后的車床晝夜旋轉，能修復的槍支全部翻新，連日本遺棄的迫擊炮都拆了又裝。戰役結束，她的名字再次歸于沉寂。

1953年，她因舊傷住院兩個月，被批準在省委干休所靜養。那年她49歲，先后收到三十多封采訪邀請，全部婉拒。干休所里，老人們只知道8號樓住著個脾氣犟、不肯照相的團長夫人。直到1991年的那場閑聊，謎底才被意外揭開。小伙子聽得目瞪口呆，忍不住問：“您當年到底搬走了多少彈藥？”高崇德愣了幾秒，搖搖頭：“數不過來啦，要不總司令咋說我是‘大盜’呢？”

她去世前幾個月，曾對侄女輕描淡寫地說過一句：“槍響時，心得穩。”沒人再追問細節，院里的老兵卻常感嘆：有些功勞寫進史書，有些只能埋進老人的沉默。歲月走遠，當年那條石子路依舊清冷，只有偶爾飄來的硝煙味似的記憶，讓人想起那位拄拐而立的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