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明，別美化魔王！

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這幾年，在某種躁動情緒的推動下，張獻忠成為網紅。

在百度張獻忠吧，喜歡他的人將他尊稱為張圣人；在四川梓潼，當地還修建了張獻忠家廟祭祀香火不斷。

幾百年來，四川盛傳，張獻忠屠蜀，殺人如麻。張獻忠立了一個七殺碑，將百姓拉至碑前殺戮，兩側碑文分別為：“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中間有七字“殺殺殺殺殺殺殺”。

這個說法流行數百年之久，近年來逐漸被推翻。

清朝翰林、歷史學家彭遵泗所著《蜀碧》記載張獻忠的“圣諭碑”碑文是：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明朝遺民吳偉業的《綏寇紀略》中也提到張獻忠“諭曰：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蜀碧》和《綏寇紀略》這兩個明朝遺民的著作，都一致認定張獻忠是屠蜀的罪魁禍首。

如今，這位大魔王成為新生代的偶像，堪稱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經典案例。

最近流行的1644史觀，鼓吹的是滿清不入關，大明前途無量。

這種視角的愚昧之處在于，即使滿清不入關，大明帝都也已經被流寇占領，那位嗜殺成性的皇帝把自己掛在了歪脖子樹上。

到底是流寇滅明還是滿清滅明？

按照正統史觀的記述方式，南明長達二十年年的抗清史已經不能看作是大明續命了。

圍繞滿清的歷史爭議不絕于耳，這些年很多人也在不斷翻清軍入關的罪惡屠殺史。為此產生了一個焦點話題：屠川首惡到底是大魔王張獻忠還是清軍？

2017年3月20日，彭山江口沉銀考古取得重大進展，出水文物超過一萬件，實證確認了民間流傳的張獻忠江口沉銀傳說。

這場考古發現被包裝成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沉船、寶藏、金銀、秘史，似乎每一個元素都足以刺激想象。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沉銀本身，而是圍繞沉銀被有意無意淡化、甚至歪曲的歷史背景。

從江口水下打撈出來成堆的銀簪、銀耳環、兒童銀鎖，并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文物，更不是無主之物。它們本來屬于大明百姓。婦女的發簪、孩子的鎖片是婚嫁、祈福、護佑的象征，就在亂世之中被魔王軍團成批剝離、集中、稱重，最終沉入江底。

這些畫面會讓人本能地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集中營的歷史影像。人類歷史跨越了300年，從亞洲到歐洲，上演的是一樣的殘暴屠殺一樣的慘無人性。

納粹集中營收集遇難者成箱的金牙、戒指與首飾，統一收繳、分類、熔煉。與魔王軍團曾經的暴行幾乎沒有任何差別。

江口沉銀的考古成果提供了極為直觀的證據。出水文物顯示，金銀器物不是混雜無序的堆放，而是分門別類。

檔次較高的金器與珠寶大多來自明朝宗室與達官顯貴；庫銀與金錠，來自官府與州縣；數量龐大的民間金銀首飾，尤其是婦女飾物與碎銀，直接來自普通百姓；還有張獻忠自行鑄造的金銀幣與大量兵器。

這種分類說明掠奪是有計劃、有目標、有執行力的制度性行為。面對暴力團伙，人的價值直接歸零。

在這里，任何試圖為張獻忠洗白的說法，都顯得格外蒼白。

張獻忠不是被迫卷入暴力的失控者，而是主動選擇以極端方式統治和清洗社會的屠戮者。他不是心懷天下的理想主義者，而是因過失被軍中除名的底層惡棍，隨后在明末大亂中與李自成一同起事，又迅速反目，自立山頭，沿長江流域一路劫掠屠殺安徽、湖北，最終在1644年攻入成都，建立了所謂的“大西政權”，自稱皇帝。

占領四川之后，張獻忠沒能建立起有效的統治，在軍事受挫、統治不穩局面下，將怒火傾瀉在普通百姓身上。

在江口沉銀之前，他“怒川人之不服己”，對成都居民展開大規模屠殺，召集各營軍官，下令徹底清洗城市人口，目標是不留一人。20萬手無寸鐵的百姓被屠戮殆盡，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在準備撤離四川之前，張獻忠下令所部官兵自行殺死新擄來的婦女，尤其是四川籍者，一個不許留下；所有金銀財物必須上繳，凡私藏者，不僅本人處死，左右亦要連坐。這種命令是典型的恐怖統治。

江口沉銀中大量尚未來得及熔煉的婦女首飾，正是最直接、也最無法辯駁的物證。

在完成屠城與掠奪之后，張獻忠一把火焚毀成都，親手斷絕后路，隨后率軍順江而下，迎戰明將楊展。江口之戰的經過，在地方志、明清史料與考古發現中已形成相互印證的完整鏈條。岷江江口地勢險要，是川西南通往成都的咽喉要道，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順治三年，楊展利用火器與風勢，在狹窄水道中焚毀張獻忠船隊，數千艘戰船相繼沉沒，隨船裝載的大量金銀財寶盡數沉入江底，張獻忠率殘部北逃，最終在鳳凰山被清軍亂箭射死。

從歷史結局看，張獻忠既未能建立穩定政權，也未能留下任何正向遺產，留給四川的只有人口銳減、社會崩潰與創傷記憶。

正因如此，明末四川士人對他的痛恨遠超過對清軍的仇恨，這一點在大量明遺民著作中反復出現。《蜀難述略》《蜀碧》《蜀亂》等史料，無一不將其描繪為近乎魔王般的存在。尤其是以特科之名誘騙7000讀書人集中屠殺的大慈寺慘案，更是對社會根基的毀滅性打擊。

與張獻忠有直接接觸的兩名西方傳教士，被他奉為圣明國師，也記錄了他的極端暴虐。傳教士目睹百姓集中跪伏、哀求，仍被縱馬踐踏、屠戮殆盡，張獻忠還要求西方傳教士將這些情形記錄下來，傳播到西方世界，仿佛是一種功績展示。這是同時代、多來源記錄共同指向的事實。

當然，指出張獻忠屠殺的罪行，并不是否認清軍入關制造的大屠殺。此處強調的是，兩個暴力犯罪團伙沒有一個應該被美化甚至稱頌。

今天有人試圖以“抗清民族英雄”的名義，為張獻忠翻案，邏輯本身就站不住腳。將歷史人物簡單地納入“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敘事框架，本身就是對歷史復雜性的粗暴踐踏。

江口沉銀重新出水，使得長期存在于傳說中的屠戮與掠奪，第一次以如此直觀的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那些尚未被熔煉的婦女金銀首飾，比任何文字都更有力量，因為它們直接來自被剝奪、被殺戮的普通人。它們不是寶藏而是證詞；不是傳奇而是血債。

悼念明朝的覆亡，本無不可，但在悼明之余，刻意美化在四川制造人間地獄的屠夫，這種記憶本身，已經偏離了歷史的底線。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后人對暴力罪行的選擇性失憶。

文明的警鐘，往往敲得太晚。

江口沉銀浮出水面，不是為了制造新的神話，而是為了提醒后人：

悼明可以，別忘了那位大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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