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再審的勝負手：穿透公司面紗，找到真正的責任主體

文/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 俞強律師

一、揭示常見誤區與痛點：執著于“空殼”，忽視“實體”

在商事再審案件中，尤其是涉及公司債務追索時，一個普遍存在且致命的誤區是：債權人（或其代理人）的訴訟策略，仍機械地、執著地鎖定在工商登記冊上那個早已名存實亡的“債務人公司”本身。他們投入大量精力去論證原審判決對“A公司”的認定錯誤，卻對A公司背后真實的利益流向和控制主體視而不見。

這種“告錯對象”或“打空靶子”的誤區，危害是多維度的：

1. 效率原則的徹底背離：這導致寶貴的司法資源和當事人有限的訴訟成本被嚴重浪費。當目標公司早已成為沒有資產的“空殼”，甚至已經注銷，針對其進行的再審攻防，無論勝負，最終都可能面臨“執行不能”的尷尬局面，淪為一場“程序性勝利”。

2. 策略層面的嚴重短視：它反映了訴訟準備中對“公司法人獨立人格”原則的僵化理解，以及對“刺破公司面紗”制度功能的忽視或畏懼。這種思維局限，使得訴訟策略停留在法律關系的形式層面，無法觸及經濟活動的實質。

3. 規則與理念的錯位適用：公司法人獨立和股東有限責任，是現代公司法的基石，被譽為“現代社會最偉大的獨一無二的發現”。然而，這一制度設計的初衷是鼓勵投資與分散風險，而非為欺詐和逃債提供“法律面具”。當股東濫用這一形式，導致公司喪失獨立性時，法律賦予了“穿透”的權利。固守形式而放棄“穿透”，是對法律精神的背離。

二、闡釋核心觀點：商事再審的“新證據”與“新視角”

那么，在商事再審中，正確的破局之道是什么？我們應當關注的，是以下兩個核心“新東西”。

核心一：能夠“定乾坤”的“新證據”——人格混同的實質證據鏈

這里的“新證據”，并非指原審結束后新產生的書證，而是指一套能夠系統性、立體化證明目標公司與其股東或關聯公司之間“人格混同”的證據鏈。其“新”在于視角的轉換：從證明“A公司欠錢”，轉向證明“A公司只是B股東或C公司操控的工具”。

• 其威力何在？ 它能直接動搖原審判決的責任主體基礎，將再審的審理范圍從“A公司是否該還錢”，引向“誰該為A公司的債務負責”這一更根本的問題。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15號中，法院正是基于關聯公司之間人員、業務、財務的高度混同，判令它們相互承擔連帶責任。

• 具體形式與表現：這套證據鏈通常包括：

• • 人員混同證據：如法定代表人、財務負責人、高管交叉任職的工商檔案、社保記錄、任命文件。

  • 業務混同證據：如共用合同模板、宣傳資料、統一對外聯系方式、業務由同一團隊實際執行的記錄。

  • 財務混同證據：這是最核心的一環。包括共用銀行賬戶的流水、資金在關聯方之間無合理對價地隨意劃轉、成本與收益歸屬錯配（如“A公司接業務，B公司收利潤”）的財務憑證。

  • 過度控制證據：證明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將公司作為其個人工具，決策不獨立，如公司重大決策僅憑控制人個人簽字。

核心二：能夠“破僵局”的“新視角——穿透式審判思維

在事實材料已定的情況下，能否實現逆轉，往往依賴于一種抽象的“新視角”——穿透式審判思維。它要求律師和法官超越表面的、登記的法律關系，探查交易背后的實質利益歸屬和控制關系。

• 這依賴何種專業能力？ 它依賴的是深厚的公司法理功底、對商業運作模式的深刻理解，以及將復雜事實抽象為法律模型的邏輯能力。它不再是簡單的請求權基礎檢索，而是對公司法第20條、第21條（原公司法第20條第3款）所蘊含的衡平精神的主動運用。

• 如何運用此視角扭轉局面？ 以一個虛構案例說明：債權人起訴D公司還款，一審二審均敗訴，因D公司賬面已無資產。再審中，律師引入穿透視角，不再糾纏于D公司的合同細節，而是通過調查發現：D公司的唯一業務是為其控股股東E公司提供采購服務，所有采購資金均由E公司直接支付給供應商，D公司僅走賬并收取微薄“管理費”，其高管全是E公司員工兼任。此時，論證焦點就從“D公司是否履約”轉變為“E公司是否濫用D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將其作為交易通道而逃避自身債務”。視角一轉，海闊天空。

三、構建系統方法論：從“材料堆砌”到“精準狙擊”

基于上述核心觀點，商事再審的準備必須實現從“針對空殼公司的材料堆砌”這一初級階段，向“瞄準真實責任主體的精準狙擊”高級階段轉變。為此，需要遵循以下四條 actionable 的策略原則：

策略原則一：樹立“以資金流向為核心，以人格混同為靶心”的調查原則
啟動再審前，首要任務不是重讀卷宗，而是啟動對債務人公司及其疑似關聯方的背景調查。調查核心應緊緊圍繞“錢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利用公開及合法的私人調查渠道，摸清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兄弟公司、母子公司網絡，以及它們之間的資金往來通道。這將為構建“人格混同”證據鏈打下堅實基礎。

策略原則二：強化“縱向否認”與“橫向否認”的協同作戰意識
《公司法》修訂草案第二十一條已明確，人格否認包括“縱向”（追究股東責任）和“橫向”（追究關聯公司責任）兩種情形。在策略上，應并行不悖地準備兩套論證方案。例如，既論證控股股東濫用控制權掏空公司（縱向），也論證其利用控制的另一家關聯公司接收資產、逃避債務（橫向），要求它們承擔連帶責任。這大大增加了命中真實責任主體的概率。

策略原則三：注重“再審請求”與“原審訴訟請求”的精準銜接與突破
再審審理范圍原則上圍繞再審請求，且不能超出原審訴訟請求。但這不意味策略僵化。關鍵在于，當我們的“新視角”將責任主體從A公司擴展到B股東或C公司時，需要在法律技術上妥善處理。一種方式是，將要求B或C承擔連帶責任的請求，闡釋為對“原審關于A公司責任認定”這一基礎事實的延伸與糾偏，而非全新的訴請。這需要對《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關于審理范圍的規定有精深把握。

策略原則四：充分利用再審審查階段，主動管理訴訟節奏與預期
再審程序分為審查（決定是否啟動）和審理兩個階段。在審查階段，提交的申請材料就應提綱挈領地展示“人格混同”的核心證據和“穿透”觀點，而非泛泛而談“事實不清”。這能讓審查法官第一時間意識到案件存在“刺破公司面紗”的重大可能，從而提高啟動再審的幾率。同時，與當事人充分溝通，管理其對于“告公司”可能執行不能的預期，將策略重心引導至“找對人”上來。

四、總結升華

開篇所指出的“告錯對象”誤區，其根源在于對商事糾紛復雜性，特別是對公司法律形式被濫用的可能性，缺乏深刻洞察。在司法資源日益珍貴、商業活動日趨復雜的今天，勝訴判決的價值必須通過有效執行來實現。

因此，從執著于“空殼”的形式主義，轉向狙擊“實體”的實質主義，是從業者必須完成的進化。這要求我們像偵探一樣追蹤資金，像經濟學家一樣分析交易結構，最終像戰略家一樣規劃訴訟路徑。讓每一次法律行動，都成為維護交易安全、制裁權利濫用的有力砝碼。

致勝的關鍵，從來不是訴狀的厚度，而是靶心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