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周恩來父親臨終前，反復詢問鄧穎超：我兒子怎么不來看我

1942年夏天，重慶紅巖。山城悶熱，嘉陵江水一陣陣翻涌，院子里卻格外安靜。屋內老父親高燒不退，反復拉著鄧穎超的手，沙啞著問：“小超，恩來呢？我兒子呢？他怎么不來看看我？”這一幕，成了那一年紅巖最讓人難以啟齒的記憶。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人印象中，周恩來總是與“總理”“外交家”“大忙人”這些詞連在一起，很少有人去追問：這個終日奔走的革命領袖，在做兒子這一件事情上，經歷過怎樣的難處和遺憾？要理解1942年那位病榻上的老人為何一遍遍呼喚兒子，就得把時間往前撥幾十年，從一個江南家族、幾位長輩的身影說起。

周恩來出生在1908年的江蘇淮安，而他的根，卻深埋在浙江紹興周氏家族的宗族傳統里。紹興周家講究“族里抱團”，講究長幼有序，講究“出門有人照應”。這種濃得化不開的宗族紐帶，在那個年代既是束縛，也是保護，對周恩來童年的成長影響極大。

一、從紹興到東北：父子關系的最初底色

周恩來的父親周劭綱生于清末，那是個讀書做官仍是主流出路的時代。17歲那年，他和族中兄弟一起參加縣試，希望能撈個秀才功名，給自己和家族爭口氣。結果不中，家中長輩只好改變路線，把他從淮安送回紹興，學做幕僚，走“進衙門”這條路。

不久，他的父親周起魁又給他捐了個從六品主事銜，讓他進衙門幫辦事務。這樣半官半幕的身份，在舊社會不算顯赫，卻也算有“體面工作”。這層身份，也讓他后來接觸社會、讀報識事有了更多機會。

1887年前后，周劭綱在父母安排下迎娶淮安清江浦萬家女兒——排行十二，人稱“萬家十二姑”。岳父為官多年，家境殷實，這門親事對于當時的周家，算一樁不錯的聯姻。萬氏聰慧爽朗，又頗有主見，待人處事干練大方。不得不說，她那種豁達、開朗，又不失分寸的性格，對后來的周恩來影響頗深。

然而，這個家庭的結構很快又發生變動。按照紹興當地宗族習慣，周恩來的叔父周貽淦早逝后，為了“有后”，需要族中子侄過繼。周恩來被過繼給這位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陳氏撫養。萬氏雖然舍不得，但仍舊遵從公婆之命，把兒子送去紹興宗支。

陳氏是當時少見的“讀書女子”，識字、懂詩文。周恩來到她身邊后，整日在耳邊聽的，都是岳飛、文天祥之類的故事，也會聽到秦檜、和珅這樣的人物作為反面教材。她一邊講英雄，一邊說奸臣，對比鮮明，用最樸素的方式在孩童心里種下“愛憎分明”的標準。

更有意思的是，在陳氏的言傳身教里，不只是忠奸善惡，還有對普通百姓苦難的同情。周恩來很早便從這些故事、詩文中，對“勞動人民”有了感性的理解。這種早期情感基礎，日后演變成他對“國家”“民族”這些更大概念的關切，算是有跡可循。

命運卻并不寬厚。周恩來的生母萬氏、嗣母陳氏在1907年、1908年先后去世，那時他不過十歲上下。兩位母親接連離世，家中支柱坍塌了一半。父親周劭綱為謀生，只能輾轉外地做幕僚，常年不在身邊，孩子在大家族里長大，名義上不算孤兒，實際已很接近“無父無母”狀態。

多年以后，周恩來回憶起這兩位母親時說，嗣母終日靜坐房中，少言好靜，他身上的沉穩、內斂有不少來自她；而生母為人爽朗，愛笑、愛說話，他那一面豁達、樂觀，多半受其影響。可以看出，這個孩子對家庭并不冷淡，只是世事太早逼著他學會把情感壓在心里。

12歲時，在兩位伯父的安排下，周恩來隨父親離開南方，前往東北謀生。周劭綱被安插到奉天省鐵嶺縣衙門當師爺，繼續以文墨吃飯。周恩來則先在鐵嶺、后在奉天求學。對于一個出身江南、根在紹興的少年而言，這一趟北上，其實也是和父親關系的一次重新靠近。

在東北的幾年里，父子相處時間比以往多了不少，但周劭綱性格沉默，不善表達。倒是讀書環境的變化，讓這位少年迅速成長。13歲那年，在課堂上，他說出了那句廣為流傳的話——“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句旗幟鮮明的話，聽上去像是突然的覺醒，實際上，背后是多年家庭教育、親戚引導的積累。

在外祖父家，周恩來早早接觸大量藏書，讀歷史、讀小說，也讀時事。表哥陳氏周引他看新式報刊，關注國內外大事。在表舅龔蔭蓀家，他又聽到不少關于孫中山、關于改造中國的議論。這位追隨孫中山的長輩，常常同他談國家前途，把“改造中國”當成嚴肅課題。周恩來后來回憶，表舅算是自己“政治上的啟蒙老師”。

這樣一層一層的影響疊加起來，就不難解釋，為何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會主動把“中華崛起”掛在嘴邊。

1913年前后，周恩來隨四伯父轉到天津，在南開學校讀書，后來進入南開大學。族中長輩在經濟上給予支持，讓他得以完成新式教育?？此破胀ǖ囊粯稑都彝グ才?，其實把他一步步推向了大時代的風口，也代表著父輩那一代“讀書人”對新世界的一點期待。

二、革命洪流中的父親：陪著冒險，也悄悄守護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天津風起云涌。周恩來在天津成為學生運動骨干，組織、宣傳、演講，參與了一系列抗議活動。到1920年11月，他又赴法國勤工儉學，開始在海外接觸馬克思主義，為后來走上職業革命道路打下思想基礎。

對于許多舊時父親來說，兒子這樣走得太遠，往往會引來責罵，甚至斷絕關系。周劭綱卻沒那么做。資料中提到，他對兒子走上革命道路，表面不多言，內心并不反對，甚至“內心是支持的”。這位沉默寡言的老幕僚，一生漂泊、生活清苦，想法卻不算迂腐。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劭綱關注時局并不是嘴上說說。他常?；ㄥX買各種報紙，留意新聞中的共產黨活動，從字里行間尋找兒子的一點蹤跡。那畢竟是個電報不暢、通信不穩的年代，對一個老父親來說，通過報紙尋找兒子，是他能做到的最現代、也最無奈的方式。

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在即，上海局勢緊張。是年春天，周恩來在上海領導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風聲鶴唳。蔣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迅速籠罩上海，中共黨員被通緝、被捕殺，成為家常便飯。周恩來被懸賞緝拿，懸賞金額之高，足以讓很多心思復雜的人動心。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周劭綱從東北趕到上海。這個選擇，不難理解，卻極難做到。到這時，他已清楚地知道：上海很危險，兒子在刀尖上行走。他本可以遠遠躲開，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凈凈，跟兒子的事業劃清界限。但他沒有。周劭綱選擇留在上海，陪在兒子身邊，甚至參與一些秘密聯絡工作。

試想一下，一個傳統幕僚出身的老人，深知“株連”意味著什么，卻仍愿意冒同樣的風險。不能說他完全理解共產主義理論，但站在父親位置，護住兒子的決心卻十分明確。

后來局勢進一步惡化，周恩來離開上海轉戰他地，周劭綱才稍稍放下心，返回吉林。然而，這位父親的擔憂并沒有因此消失。1931年前后，他又一次來到上海，繼續幫助兒子聯系、掩護。這次他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多半是傳話、打掩護之類，卻讓他覺得“心里踏實了些”。

即便在最危險的都市地下斗爭時期，父子之間并沒有公開的情感表白。沒有“我為你驕傲”這種話，有的是悄悄留在敵人眼皮子底下做聯絡員，是在暗處盯著形勢變化，是在別人不方便出面的時候，出來充當一個遮風擋雨的“舊式父親”。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來到武漢，公開掛出“八路軍辦事處”的牌子，身份由“隱身”轉為“半公開”。在這種相對寬松的環境下，他終于有機會把父親接到自己身邊。

周恩來給在天津的父親寫信，邀請他來武漢同住。周劭綱沒有猶豫，立即動身南下。他到達武漢那天，周恩來正在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第二次理事會。席間，他專門向與會者致歉，說要失陪去漢口碼頭迎接多年未見的老父親。

這一細節，多少說明兩人之間并非外界想象的“冷淡父子”。只不過，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兒子永遠在忙，父親永遠在旁邊靜靜站著，親近往往只體現在一些匆忙的安排和不經意的細節中。

從此以后，兩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生活在一起。1940年，隨著抗戰形勢變化，八路軍辦事處及家屬從武漢轉移到重慶紅巖。周劭綱隨之遷往重慶。年事已高，加上舊疾纏身，本可安靜養老，但他堅持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小活：幫忙看門、打掃院子、照看環境。這種“不給集體添麻煩”的樸素姿態，在紅巖的人緣極好。

三、紅巖病榻：一邊是父親，一邊是病床上的兒子

到了重慶紅巖，周恩來和父親名義上是同住一城，但工作的繁忙程度，卻讓父子相見的時間并不多。長時間的日夜操勞，早年的幾次負傷，加之環境艱苦，使他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為了不讓父親覺得過分冷清，周恩來專門拜托正在病休的工作人員多陪陪老人，聊聊天、照看一下起居。

事實上，就算他不這樣安排，紅巖的同志們也會自覺照應這位老人。周劭綱性情溫和，待人有禮，與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相處得就像親人，大家見到他都會主動打招呼，幫忙做點事。對很多年輕同志來說，這位老人既是“周主任的父親”，也是紅巖生活里一位慈祥的長輩。

1942年夏天，意外卻突然降臨。周劭綱先是輕微發燒，眾人還沒太往心里去，覺得老人偶感風寒并不稀奇。誰知病情很快轉重，燒退不下，體力急速下降。周圍人隱約感覺到，老人恐怕撐不了多久。

就在這段時間里，他多次拉住鄧穎超的手，反復問起：“小超，恩來呢？我兒子呢？他怎么不來看我？”語氣里既有疑惑，也有隱隱的不安。這些簡單的問話，既像父親在臨終前的本能呼喚，也像是在確認：兒子是不是還好好的。

鄧穎超俯下身，在老人耳邊溫聲安慰：“恩來出差了，他很快就回來了，一回來就來看您?！彼荒苓@么說，只能編出這個善意的“白謊”。因為事實上，那時的周恩來并不在外地，而是自己躺在醫院病床上。

那一年，周恩來的小腸疝氣嚴重復發。舊疾本就頑固，再加上長期勞累，最終不得不住院治療。干部們考慮到他的病情，決定對他隱瞞父親的重病，同時也瞞著老人，不讓他知道兒子正在挨刀受苦。鄧穎超和身邊工作人員反復商量，最后達成一致：兩頭都不說，免得父子雙方都被另一端的病情拖垮。

住院期間，周恩來仍惦記著父親。他在寫給鄧穎超的信里專門提到老人的生日，叮囑要照料周全。7月9日，鄧穎超寫信向他報告父親病情的惡化，并描述了一些癥狀和照護情況。信中雖用詞謹慎，卻已經難以掩蓋危險的信號。

周恩來收到信后，當即回信，說“很不放心”。在信中，他細致地寫下自己對父親病情變化的擔憂，逐條叮囑吃食、睡眠、用藥等細節。信里的字句沉穩，卻透出難以掩飾的焦急。這些文字，清楚記錄了一個革命者作為兒子的那點掛念。

遺憾的是，天不假年。他寫下那封信的當天夜里，周劭綱病情急轉直下，不幸去世。紅巖的同志們沉浸在悲痛和忙亂中，卻又不得不壓住情緒，因為一個更棘手的問題擺在面前——要不要、以及什么時候，把這個噩耗告訴正在住院的周恩來？

出于對他身體的考慮，鄧穎超和組織上決定暫時隱瞞。三天之后，消息還是傳到了周恩來耳中。得知父親已經離世，他再也控制不住，痛哭失聲。當晚，他便堅持回到父親靈前守靈。

在靈前，他一向極少流露的兒子情感盡數爆發。他甚至罕見地對鄧穎超發了脾氣，質問：“這么大的事怎么能瞞著我？別人不了解我，你還不了解嗎？”這話不重，卻帶著深深的悲傷和自責。

鄧穎超紅著眼睛向他道歉，解釋說是考慮他的身體，才作此決定。董必武在旁勸道，這也是組織上的集體決定，是為了他這個“核心干部”的健康著想。周恩來聽罷不再多言，可心里的那道坎，大概很難輕易越過去。

這件事情，一頭連著臨終前反復呼喚兒子的老父親，一頭連著躺在病床上仍想著父親生日的兒子，中間隔著的，是戰爭年代嚴酷的現實安排。沒有人有惡意，結果卻留下一層無可彌補的遺憾。

四、訃告、悼念與“爹爹遺像”：深藏不露的父子情

周劭綱去世之后，重慶各界紛紛前來吊唁。蔣介石等國民黨軍政要員、社會名流也通過不同方式表示哀悼，有的親自來，有的送花圈，有的致悼函。這一場葬禮，多少帶著一點當時政治格局的特殊意味：在戰時大后方，一位共產黨重要領導人的父親去世，引來各方悼念，本身就是局勢微妙的一種折射。

7月15日，周恩來和鄧穎超聯名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刊登訃告，簡要介紹了周劭綱的一生，告知社會各界他已經辭世的消息。訃告文字樸素，并沒有過多渲染，卻足以說明，對這個家庭而言，這是一道很難跨過去的關口。

有意思的是，在后來的日子里，周恩來極少主動向晚輩談起父親的往事。侄子侄女們多年回憶，能記住的與祖父有關的評價并不多。其中一段發生在1964年，他曾簡短地說：“我對父親是同情的。”短短幾個字，既有對父親一生顛沛、身不由己的理解，也帶著那么一點未曾說出口的愧疚——一生都在革命路上的兒子，很難給父親一個安穩團聚的晚年。

1974年，與侄子周秉均談話時，他又說起父親：“他是個老實人，一輩子沒有做過壞事，還掩護過我?！边@句話，把父親的一生高度概括。沒有功成名就，也沒有顯赫聲名，卻在關鍵時刻做了自己認為對的事：用一個普通人的方式，掩護自己的兒子走上一條危險又漫長的道路。

對侄輩們來說，這樣寥寥數語很難勾勒出周劭綱的完整形象，更難看出周恩來內心深處的情感起伏。他們只看到平日里嚴謹克制的伯父，很少流露私人悲喜。于是，許多人以為他對父親的懷念，并不那么強烈。

直到周恩來逝世之后，鄧穎超把他長期隨身攜帶的小皮夾交給侄女周秉德，情況才出現微妙變化。鄧穎超解釋，當年做地下工作，帶大公文包目標太明顯，只能用這樣不顯眼的小皮夾。這個皮夾里，一直夾著一張老人的照片，那是周劭綱的遺像。

周秉德接過皮夾，把照片取出，看到的是一張慈眉善目的老者面孔，神情溫和，眼神寧靜，既陌生，又讓人覺得親切。她下意識地把照片翻過來，只見背面端端正正寫著四個字——“爹爹遺像”。

這四個字，并不華麗，卻很重。平日里寡言少語的周恩來，很少在紙面上流露情緒，卻偏偏在這張小照片背后，認真寫下這樣一個稱呼。“爹爹”這兩個字，帶著明顯的兒女語氣，不是寫給別人看的，更像是寫給自己看的一個記號。

對周秉德而言，這才真正意識到：伯父對父親的思念，從來不是沒有，只是一直壓在心底，藏在皮夾、照片、幾個字里，藏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

站在時間軸上回望，從紹興的宗族家風，到東北的苦讀求學；從上海白色恐怖下的冒險相伴，到武漢、重慶的短暫團聚；從1942年病榻前一遍遍的呼喚，到那張背面寫著“爹爹遺像”的老照片，這段父子關系看上去并不熱烈，卻極其堅韌。

在時代洪流中，一個人要扮演太多角色：學生、革命者、談判代表、組織者，最終是共和國的總理。可在這些身份之外，他也只是一個兒子。對于年邁父親，他能給的陪伴，本就有限；而戰爭、疾病、秘密工作的種種安排，進一步擠壓了這點本就不多的空間。周劭綱臨終前那句“我兒子怎么不來看我”，既是老人心底最后的牽掛，也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家庭共同的一種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