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臨死前這老特務留下一本回憶錄，里頭絮絮叨叨還在琢磨四十多年前的一樁公案。
給大伙兒翻譯一下：這人雖然開口了，但說得太大概齊，關鍵細節全藏著掖著。
這老小子搞了一輩子特務行當，什么樣的軟骨頭沒見過？
在他看來，只要把人拖進保密局的刑訊室，把那些嚇人的玩意兒往桌上一擺，就沒有不開口的啞巴。
犯人之所以招供，要么是疼得受不了，要么是怕死想求饒，再不然就是心理陰暗想拉幾個墊背的。
可偏偏他這次看走了眼。
吳石那壓根不是什么“招供”，那是一次算計到骨子里的“止損”。
他這是拿自己的腦袋當磚頭，給整張情報網砌了一道防火墻。
咱們把日歷翻回1950年的那個春天，去看看這位國防部參謀次長，在人生的最后關頭，到底布了一個什么樣的迷魂陣。
先得盤盤這局棋上的子兒。
1950年初的臺灣，空氣里都透著血腥味。
在這個節骨眼上，吳石和陳寶倉這兩位的身價，哪怕拿兩個整編師來換都嫌虧。
憑啥這么說？
吳石是國防部參謀次長，肩膀上扛著中將軍銜。
他腦子里裝的，是全軍的“神經中樞”。
國防部的作戰圖紙、防御工事表、兵力怎么擺，哪片海灘適合搶灘，哪座山頭藏著大炮，他閉著眼都能畫出來。
陳寶倉是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也是中將。
他管的是全軍的“肚子”。
軍火庫藏在哪、運糧船走哪條道、哪個師缺棉衣、哪個據點的米只夠吃三天，全在他心里有本賬。
這倆人要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搭檔起來，那場面簡直沒法想：吳石把絕密情報拍成微縮膠卷，陳寶倉在后勤報表上做手腳暗示虛實。
比方說陳寶倉遞上來一句“某陣地余糧三日”，外行看是催著發大米，吳石看就是戰機——意思是“那地方守軍沒人管了，三天就能拿下”。
從1948年起，這老哥倆就守著一條鐵律：各干各的，萬一出事，誰也別連累誰。
這本來是個沒縫的鐵桶，外人根本插不進手。
壞就壞在，出了個變數。
1950年1月，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抓了。
這就是典型的“軟柿子”。
蔡孝乾沒挨幾頓打，心理防線就稀碎。
他想活命，手里唯一的籌碼就是賣隊友。
于是他寫了一長串名單，頭一個就把吳石給賣了。
沒過五天，陳寶倉也進了局子。
這會兒，形勢那是相當嚇人。
他想的是順藤摸瓜，把這一串螞蚱全拴在一根繩上。
在吳石看來，這是絕地求生。
人已經折了，網也破了，現在唯一的指望，就是趕緊把火掐滅，別讓更多的人遭殃。
擺在他面前的有三條路。
第一條路：死鴨子嘴硬，打死不認。
這是人的本能，但沒用。
蔡孝乾已經指認了，家里也被抄了個底朝天，硬扛只會招來沒完沒了的折磨，還會給保密局騰出時間去外圍搜捕。
第二條路：像蔡孝乾那個軟蛋一樣，徹底趴下，把陳寶倉、朱楓、聶曦這些人全吐出來，求個寬大處理。
這對吳石來說，那是萬萬不能的。
于是他選了第三條路：認，而且認得比兔子還快，但只認“結果”，不認“過程”。
誰知道他剛隨口問了句：“你跟大陸聯絡，陳寶倉知道吧？
還有誰跟你一伙？”
吳石眼皮都沒眨一下，抬頭看了他一眼，直接把話堵死了：“跟那邊聯系的是我，情報是我送的，陳寶倉啥都不知道，別人也沒摻和，這事跟他們沒關系。”
這話聽著輕巧，可要是細琢磨，你會發現這不光是膽量，更是高智商的較量。
頭一個，他承認“是我送的情報”，這就把自己送上了斷頭臺。
既然主犯已經低頭了，審訊的那股子急勁兒就松下來了。
再一個，他咬死“陳寶倉不知情”，這是在給老戰友解套。
雖說陳寶倉已經被抓，但只要吳石一口咬定是自己單干，陳寶倉就有可能被定性為“蒙在鼓里”或者“被人利用”，罪名能輕不少。
最后，他說“別人沒摻和”，這是在給整條線上的聯絡員和下線打掩護。
他審了一輩子犯人，見慣了哭爹喊娘、互相亂咬的丑態，頭一回見這么利索的。
他甚至跟手下吹牛皮：“吳石這人倒痛快，陳寶倉一進來，他就全招了。”
可他高興得太早了。
當他想趁熱打鐵，追問細節的時候，一頭撞在了墻上。
“你怎么送的情報？
接頭人是誰？
膠卷藏哪兒了？”
吳石成了啞巴。
不管怎么問，他就一句話：“事兒是我一個人干的，要殺要剮，我接著，別找別人麻煩。”
這哪是“招供”？
這是“掐線”。
要是真被嚇破了膽，怎么可能只認罪名不供同伙？
要是真想求饒，怎么可能連個接頭人的名字都不吐？
其實，吳石心里的算盤打得比誰都精。
他在審訊室隔著玻璃窗見過陳寶倉。
那會兒的陳寶倉，已經被折磨得沒人樣了。
鞭子抽得后背皮開肉綻，上電刑時整個人都在抽搐，胳膊腫得連袖筒都塞不進去，走路一瘸一拐。
這一幕，吳石全看在眼里。
他心里透亮，老伙計是在硬扛，想把事兒全攔在他自己那兒，給吳石留條活路。
既然陳寶倉能為他做到這份上，他又怎么能讓陳寶倉白白遭罪？
所以，吳石必須“招”。
他招得越快，把責任攬得越徹底，保密局對陳寶倉和其他人的興趣就越小。
這是一場兩個人的默契配合，不用說話，甚至不用眼神確認。
中間有個小插曲，特能說明問題。
他弄了一張假的供詞，跑到吳石面前詐他：“你看，陳寶倉都跟我們交代了，你還藏啥？”
這是審訊里的老套路了——囚徒困境。
只要讓犯人覺得同伙背叛了自己，心理防線瞬間就會塌方。
換一般人，這時候可能就慌神了，或者炸毛了，開始大罵同伙不講義氣，順手把同伙賣個干干凈凈。
但吳石接過來掃了一眼，只冷笑了一聲：“這字兒都不是他寫的，別白費心機了。
我干的我認，他沒干的，你們別往他身上潑臟水。”
這句話分量極重。
第一，他識破了詭計，說明他極其冷靜，沒因為酷刑和恐懼把腦子丟了。
第二，他對陳寶倉有著絕對的信任。
這種信任不是建立在嘴皮子上，而是建立在兩人多年來對家國統一的共同信仰上。
他知道，陳寶倉絕不會賣他。
這一招反間計，徹底啞火。
1950年6月10日大清早，臺北馬場町刑場。
卡車停穩，吳石、陳寶倉、朱楓、聶曦四個人被押了下來。
下車的時候，吳石和陳寶倉并排走了一段。
吳石低聲說了一句：“委屈你了。”
這話里有兩層意思。
一層是歉意，畢竟因為蔡孝乾那個軟骨頭，把大家都卷進來了；另一層是敬意，敬這位老兄弟到死都沒松口。
陳寶倉沒說話，只是搖了搖頭，伸手拍了拍吳石的胳膊。
這一拍，勝過千言萬語。
這一幕讓他挺感慨，他轉頭跟身邊的人說：“你看，這倆到最后都沒咬對方，也算‘講義氣’。”
在他眼里，這就是江湖混混式的“講義氣”，是幫派成員之間的“不互相出賣”。
他到那會兒還沒明白，支撐這兩個國民黨中將赴死的，根本不是什么江湖義氣，也不是個人私情。
是信仰。
這兩位從大陸退到臺灣的老兵，也都瞧不上“臺獨”那套鬼話，更不想看著兩岸再打起來，不想看著中國人再流血。
他們心里裝著的，是“不能讓更多人為統一流血”的念想。
所以他們才能做到“各干各的，出了事自己扛”。
所以他們才能在酷刑面前，比起自己的命，更在乎能不能護住身邊的同志。
后來整理遺物，吳石沒留下什么金銀細軟，只有一張沒寫完的紙條，上面寫著八個字：“余為中國統一而來，今死何憾。”
這才是謎底。
他在回憶錄里還在糾結：為什么吳石一開始招得那么痛快，后來又什么都不肯說？
為什么明明給了機會讓他們互相攀咬爭取立功，這倆人卻像傻子一樣搶著往槍口上撞？
他不懂。
他這輩子審過太多為了活命可以出賣親爹娘的人，見多了人性的軟弱和算計。
他那套“利益交換”的邏輯，在吳石和陳寶倉這兒徹底失靈了。
吳石那不是“供”，是“擔”。
是那種寧愿自己挨刀子，也得護住身后戰友的骨氣。
是那種為了家國統一，連命都可以豁出去，根本不在乎身后會不會留下“招供”罵名的硬氣。
所以直到死，他都覺得吳石這個案子審得“未得全情”。
其實，所有的情，都在那一聲冷笑、那一句“是我做的”、那一拍胳膊里了。
只可惜，有些人的膝蓋軟久了，就再也看不懂站著的人在想什么。
信息來源：
《炎黃春秋》2013年第6期《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臺灣“紅色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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