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曾涉川的結局,那真叫個慘,甚至帶點兒“黑色幽默”。
奪走他命的既不是槍子兒,也不是法律的審判,居然是一截銹跡斑斑的落水管。
事發地在上海大世界游樂場三樓。
當曾涉川猛然驚覺背后有幾道銳利的目光逼近時,這家伙反應神速——翻身躍出窗臺,一把死死抱住管子,順勢就要往下溜。
在他心里盤算得挺美:順桿溜到底,腳底抹油就能跑。
可他千算萬算,唯獨漏算了一點——這管子早就不行了。
剛滑到二樓半的位置,“咔嚓”一聲脆響,管子直接斷了。
他整個人像個秤砣一樣,直愣愣地砸向地面。
最要命的是,樓下正好堆著剛清出來的建筑垃圾,那是些裹著水泥的廢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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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摔,再加上重力加速度的狠勁兒,十幾根鋼筋如同利劍,瞬間穿透了他的腦袋、脖頸和胸膛。
人,當場就涼透了。
對辦案人員來說,嫌疑人意外死亡絕非喜訊,這意味著線索徹底斷檔。
不過,若是回過頭復盤這驚心動魄的一躍,你會發現,在此之前,上海警方打了一場相當精彩的“腦力戰”。
幾個鐘頭前,專案組對曾涉川的行蹤還是一頭霧水。
破局的關鍵,源自一位叫田家發的出租車司機。
這小伙子腦瓜子好使,提供了一條“黃金情報”:那伙人里頭有個老頭子(疑似匪首保福祥),是在黃河路與南蘇州路的路口登車的。
這下子,擺在偵查員面前的搜索圈子還是有點大。
南蘇州路也不短,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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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腦子轉得飛快,算了一筆“環境賬”:天寒地凍的,那老頭穿得單薄,還坐輪椅。
推車的那個保姆(疑似王秀丫),絕不可能頂著寒風推個殘疾人走太遠去找車。
答案呼之欲出:這幫人的窩點,就在路口邊上。
為了驗證這個猜想,支富德、沙懋麟等六名干警帶著家伙去摸底。
這一查,還真就嚴絲合縫。
片警和弄堂里的大媽一眼就瞅出了那個特征明顯的“怪老頭”,化名叫“顧先登”;就連那個一口蘇北腔的女傭也被認了出來。
既然窩點鎖定了,這就到了第二個緊要關頭:怎么收網?
那會兒是下午,郝真儒接到報告,半點沒遲疑,火速調兵遣將。
到了傍晚六點半,十八名精干警力把那棟小樓圍得密不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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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打草驚蛇,他們特意安排居民小組長劉大嬸,像平日里那樣去敲門喊開會。
門剛欠開一道縫,警察們猛虎下山般沖了進去,瞬間就把那個叫王秀丫的女人給按住了。
誰知道,屋里竟是個空殼子。
這一瞬,整個行動差點就要崩盤。
王秀丫嚇得魂飛魄散,竹筒倒豆子全招了:曾涉川跑去“大世界”散心,老頭子則去了杭州。
這下子,現場指揮員碰上了一道兩難的選擇題:是守著窩點等兔子撞樹,還是分兵去追?
去追吧,大世界人擠人,那是大海撈針;死等吧,萬一那家伙不回來咋辦?
郝真儒的算盤打得極其果決:兩條腿走路。
老沙留下蹲守,防著匪徒回巢;支富德帶隊,火燒眉毛般趕往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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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世界,支富德的布控其實相當老辣。
他早就預料到曾涉川可能會跳窗突圍,專門在樓下安排了四個弟兄守株待兔。
換句話說,要是那根落水管爭點氣沒斷,曾涉川滑到底部,迎接他的本該是黑洞洞的槍口和一副锃亮的手銬,絕不是那些冷冰冰的鋼筋條。
只可惜,運氣這回沒站在警方這邊。
隨著曾涉川意外斃命,上海這頭的線索算是斷了一大半。
既然“死鬼”沒法開口,專案組只能調轉槍頭,盯上那個“活口”——遠在杭州的王嘯。
如果說抓曾涉川拼的是“速度”,那在杭州挖王嘯,拼的就是“耐力”。
12月4日,外圍調查小分隊從舟山、寧波折返杭州,帶回了一樁陳年舊案的驚人真相。
時間回溯到1946年的中秋之夜,國民黨軍艦在舟山海域撞沉了一艘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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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船乘客,全是杭州“三方會”的狠角色,當時正忙著在海上推杯換盞賞月亮。
結果整船人全軍覆沒,唯獨活下來一個。
這個王嘯,可是個怪胎。
12月5日到9日,整整五天的縝密摸排,匯總了黑白兩道的所有情報,偵查員們拼湊出了一張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畫像。
在常人眼里,當土匪的,那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不僅長得要兇神惡煞,舉止也得粗魯蠻橫。
黑道上混,從來不看臉蛋,只看手黑不黑。
可王嘯偏偏是個異類。
不管是道上混混的口供,還是地下黨搜集的檔案,提起王嘯,所有人的第一反應只有兩個字: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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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太反常了。
一個長得像教書先生、舉止像紳士的帥哥,竟然是讓浙東江湖聞風喪膽的匪首?
這人還有個怪癖:幾乎不親自動手沾血。
他在幫會里的定位,是大腦。
“三方會”之所以能在江湖上屹立不倒,作案從不失手,全仗著他在幕后運籌帷幄。
后來這幾個幫派整合成“品字三方會”,也是出自他的手筆。
這就難辦了。
抓莽夫容易,抓“高智商”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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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被戲稱為“杭城隱士”的家伙,藏得比狐貍還深,露面極少。
這會兒,專案組又撞上了南墻:知道他是誰,曉得他長啥樣,可就是不清楚人藏在哪兒。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專案組走了一步險棋。
既然常規路子走不通,那就從“根兒”上挖。
他們盯上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的內部讀物——《杭州地區幫會情況》。
麻煩的是,這是本秘密資料,沒署名。
路又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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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這回事。
專案組靈機一動,把目光轉到了這本資料的印刷環節。
只要是書,總得印出來吧。
沒多久,“奮強印刷社”的老板楊友良進入了警方的視線。
通過盤問楊老板,一個神秘人的影子浮出了水面。
當初來印這本書的,是一位身穿長衫、戴著眼鏡的先生,自稱姓凌。
這個“凌先生”做事極其小心,簡直到了強迫癥的地步。
他先是對暗號接頭,然后像特工一樣審查印刷廠的保密環境和設備。
這還不算完,排版印刷期間,他全程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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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的監工方式很特別:專挑半夜干活。
排好一部分,校對一部分,完事帶走一部分原稿,絕不在廠里留下一張多余的紙片。
甚至連印刷費,都是硬拖到杭州解放兩個月后才結清。
這種滴水不漏的行事作風,這種對細節變態般的掌控,像極了那個傳說中的“大腦”王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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