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1年的秋天，安徽宿松出了檔子稀罕事。
有個已經被大伙兒定性成“惡霸”，眼瞅著就要拉出去吃槍子的死刑犯，居然在刀口底下被人給救了。
出手撈人的這位，名頭響亮得很——正是當時坐鎮湖北大冶的地委書記，張體學。
哪怕擱到現在，這事兒聽著都邪乎。
那會兒正是土改和鎮反搞得熱火朝天的時候。
宿松縣東門外五里墩有個叫徐斐章的，那是當反面教材給揪出來的。
公審臺上一站，十幾家佃戶輪流指著鼻子罵，數落他怎么占地、怎么欺人。
縣法院一錘子定音：罪名沒跑，死刑。
照那會兒的風向，這案子早就釘死在板上了。
可張體學偏偏不信邪，硬生生把這塊鐵板給撬開了。
您可能會納悶，堂堂共產黨的高級干部，犯得著為了個過街老鼠似的地主去蹚渾水嗎？
擱現在，這叫“走后門”。
但在那個節骨眼上，張體學心里頭那桿秤，比誰都準。
這事兒得往回倒騰五年，說說1946年那場鬼門關的經歷。
那陣子的張體學，日子過得比死囚牢里的徐斐章還窩囊。
正趕上中原突圍最慘烈的那檔口。
張體學帶著獨立二旅，為了給大部隊打掩護，先往東邊晃悠，緊接著接到死命令，又得掉頭往西殺回大別山。
這一來二去，隊伍就被沖得七零八落。
旅長吳誠忠自個兒跑出去了，張體學身邊打到最后，也就剩個二三十號人。
等到了鄂皖交界那塊兒，也就是黃梅、宿松地界，連這點兒家底也被打光了。
最后咋樣？
張體學身邊就剩根獨苗：鄂皖地委書記趙幸初。
倆大活人，手里攥著三桿槍，外頭鋪天蓋地都是抓他們的賞格。
這時候的張體學，真是叫天天不應。
咋活命？
趙幸初給支了一招：去找宿松縣偽長山鄉管糧草的頭頭，徐斐章。
這一招聽著跟送死沒區別。
咱們看看這徐斐章啥背景：國民黨那邊的官兒，五里墩響當當的大地主，家里大院就是糧站，整天人來人往的。
奔他那兒去，跟把腦袋拴褲腰帶上沒兩樣。
不過趙幸初手里有張牌：他親哥叫帥啟明，跟徐斐章是鐵哥們。
再加上情報顯示，這姓徐的雖然吃著國民黨的飯，但心里頭對上面也不爽，為人處世挺講究，也就是江湖上說的“夠義氣”。
這簡直就是拿命梭哈。
贏了，撿條命；輸了，連抓捕隊都不用費勁，直接把自己打包送上門。
結果呢，張體學這一把還真押對了。
帥啟明領著路，大半夜去砸徐斐章的門。
徐斐章一聽來人是誰，愣是沒猶豫，直接把人給讓進了自家后院。
要知道那會兒查得有多嚴？
到處都在搞“連坐制”，一家來生人，五家跟著倒霉。
老百姓見著生面孔都繞道走，更別提窩藏倆全縣通緝的共軍要犯了。
徐斐章這么干，那是把一家老小的腦袋都別在腰帶上了。
為了不漏風聲，他對外撒謊說病了，誰都不見。
后院門口專門派人盯著，千叮嚀萬囑咐家里人把嘴閉嚴實了。
可光藏著也不是長久之計，得把人送走才行。
這時候就看出徐斐章這人的膽色了。
他沒讓張體學他們鉆狗洞這種下三濫的路子，而是借著手里的權，走了套“正規流程”。
他托關系搞了幾張沒填字的“通行證”。
緊接著，找來理發師，給張體學和趙幸初改頭換面，換上早就備好的綢緞褂子、戴上禮帽，那三桿槍也藏妥帖了，直接把倆人包裝成了出門談大生意的闊老板。
那天晚上，徐斐章親自帶道，專門挑沒人的荒野小路走，一直護送到太湖縣徐家橋的水邊。
船早就雇好了。
徐斐章就站在岸邊，眼瞅著船沒影了才回頭。
靠著這些空白證件和這身行頭，張體學他們一路闖關，順順當當到了南京，最后經過董必武同志的安排，回了解放區。
這就是換命的交情。
鏡頭切回1951年。
當徐斐章的兒子連夜跑到湖北，撲通一聲跪在張體學跟前求救命的時候，擺在張體學面前的，是個燙手的山芋。
管，還是不管？
那時候張體學是大冶的一把手。
要是為了私交去插手隔壁省的土改鎮反，弄不好自己還得背個“包庇反動派”的黑鍋。
可要是不管，徐斐章這條命鐵定是沒了。
張體學這一手辦得漂亮。
他沒拿官威壓人，而是講究個“有一說一”。
他立馬寫了兩封公函，一封發給宿松縣委，一封發給縣政府。
信里頭，他沒嚷嚷著讓人家“無罪釋放”，而是把1946年徐斐章怎么冒死救人的細節，一五一十全寫出來了。
邏輯硬得很：徐斐章是地主成分不假；但他對革命有救命之恩，這功勞也不能一筆勾銷。
他建議當地按“將功折罪”的政策，給徐斐章留條活路。
緊接著，他又給蹲大牢的徐斐章寫了封私信。
這信寫得那叫一個有水平，既念舊情，又站穩了立場：
“盼望先生還能拿出當年保護革命干部的勁頭，聽政府的話，順應土改，接受老百姓的批評，向大家低頭認錯，把家產交出來…
你看，張體學沒因為他是恩人就讓他跟土改對著干。
反過來，他勸徐斐章看清大局，散盡家財，靠勞動吃飯。
這才是真救人——不光救肉身，還給指了條在新社會活下去的道兒。
接到信的宿松縣委哪敢含糊，立馬派人去安慶找地委書記桂林棲匯報。
桂林棲也是大別山打游擊出來的老革命，跟張體學是老戰友，當年的事兒心里也有數。
1951年9月7日，這案子峰回路轉。
照著“懲辦寬大相結合”的路子，法院最后沒判死刑，給了個15年有期徒刑。
有人可能覺得，費這么大勁撈人，還得蹲15年大獄？
您得看那個大環境，能從槍眼底下撿回一條命，那已經是天大的造化了。
再說了，這15年就是個名頭——沒過多久，徐斐章就辦了“保外就醫”，大搖大擺回家了。
說白了，這就等于變相放人。
1954年冬天，徐斐章在自個兒家里老死，也算是得了善終。
臨走前，他把兒女叫到跟前，囑咐一定要聽國家的話，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
后來，他的孩子都成了國家干部，還光榮入了黨。
這事兒還沒畫句號。
到了1986年，改革開放撥亂反正那會兒，安慶中院又把這陳年舊案翻出來了。
法院復查覺得，徐斐章當年掩護我黨干部的行為那叫“重大立功”，按政策，以前那些舊賬就不算了。
1986年9月9日，安慶中院發了份“（86）刑監字第154號”判決書，徹底把當年的判子給撤了。
那一天，徐斐章的墳頭鞭炮響成一片。
人走了32年，終于等來了官方的一句準話：這是個干過大好事的好人。
再回過頭琢磨這段往事，你就知道張體學有多高明。
一般人坐那個位置，碰上這檔子事，要么為了避嫌裝聾作啞，要么就是仗著權勢硬撈。
可張體學走了第三條道：在政策法律允許的框框里，拿事實說話，既保住了恩人的命，又沒壞了規矩。
就像后來大伙兒評價的那樣：“他是黨員干部的一桿旗。”
這桿旗，立得那是相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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