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8年的那個秋天，河南登封東白栗坪村的一處荒涼山坡上，一位從槍林彈雨里殺出來的開國中將，正對著一座堆起不久的新墳，哭得像個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陪在旁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都知道這位將軍骨頭硬，平時那是鐵打的漢子，可這會兒，他的手死命地攥著褲兜，指節都發白了。
那個口袋里，揣著一張在此刻顯得無比沉重的軍用布票——那是他原本想親手塞給墳里人的見面禮。
那個在墳頭痛哭的人叫皮定均，當時的福州軍區副司令員。
那是個大躍進搞得熱火朝天的年份。
皮司令這次回這片“第二故鄉”河南，原本安排的是一場走馬觀花的參觀考察。
誰也沒想到，就在登封這短短幾天，他干了幾件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出格”事，硬是把一場例行公事變成了一次直擊靈魂的自我審視。
咱們把時鐘往回撥，回到他吉普車剛開進登封縣城的那一瞬間。
這一趟看似風光的返鄉之旅，皮定均其實撞上了兩個極難對付的“敵人”。
這兩號敵人，不是裝備精良的國民黨整編師，也不是兇殘的日軍聯隊，而是看不見摸不著、卻能用糖衣炮彈把人毀掉的東西：一個是“官僚架子”，一個是“吹牛皮”。
皮定均是怎么跟這兩個玩意兒過招的？
他心里那本賬，算得比誰都精。
第一回合，是跟“官僚架子”刺刀見紅。
這事兒發生在他眼皮子剛觸到登封縣城的一剎那。
闊別整整十三個年頭了。
想當年1945年農歷八月二十六，他領著弟兄們從這里開始中原突圍，那會兒是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的旅長。
如今衣錦還鄉，成了威風凜凜的司令。
縣里的接待那是相當“隆重”。
車剛進城，滿墻紅紙黑字的大標語撲面而來。
除開那些常規的客套話，最扎眼、最讓他不舒服的，是滿大街貼著的“歡迎皮青天”。
換作旁人，看到這三個字，心里指不定多舒坦。
“青天”嘛，那是老百姓夸你清廉、公道，聽著多順耳。
可皮定均的反應，把縣領導嚇得夠嗆。
他當場腳底就像生了根，臉沉得能擰出水來。
擺在他面前的路只有兩條：
要么“裝糊涂”。
畢竟是大首長，地方上也是一片熱心，睜只眼閉只眼，笑納了這個高帽子，大家臉上都光彩。
要么“掀桌子”。
但這會讓接待的人下不來臺，場面肯定得僵住。
皮定均眼皮都沒眨，直接選了第二條路，而且做得那叫一個絕。
他對著迎上來的縣領導直接撂下狠話：“你們不把這些標語立馬給我鏟干凈，我這就掉頭回鄭州，這城我不進了，也不看了。”
口氣硬邦邦的，沒半點商量余地，就是最后通牒。
為啥他對“青天”這兩個字這么過敏？
說到底，是他對政治身份有著近乎潔癖的敏感。
在皮定均看來，“青天大老爺”那是舊社會的糟粕。
老百姓喊你青天，那是把自己當成了跪在地上的“草民”，把你當成了高高在上的“官老爺”。
要是共產黨的高級將領認了這個名號，那就是默許了這種封建的主仆關系。
他心里的賬算得清清楚楚：戴上了“青天”的帽子，就丟掉了“黨員”的本色。
一直等到縣里派人把那些標語刷得干干凈凈，皮定均這才肯住進招待所。
可這事兒沒算完，那天夜里，他翻來覆去睡不著。
等到1959年國慶前夕，他碰到老同學張烽，才吐露了那晚的心聲。
他在招待所里一遍遍問天花板：“難道我變質了？”
然后自個兒給自個兒吃定心丸：“我沒變。
我還是那個給老百姓打工的普通黨員。”
那怎么會冒出“皮青天”這種怪事？
他琢磨出的道理特別透徹：“是周圍的環境變了。
黨坐了天下，在群眾和下面干部的眼里，我們這幫人都成了‘大官’，我也被歸到‘大官’那一堆里去了。”
一旦被人當成“大官”，離脫離群眾也就是一步之遙。
這個“下馬威”，哪里是做給別人看的，分明是他給自己拉的一道高壓警戒線。
第二回合，是戳破“吹牛皮”的泡沫。
要是說鏟標語是為了正名分，那接下來的那頓飯，就是為了求個真話。
1958年的秋天，河南大地都在忙著“放衛星”。
來登封之前，皮定均在鄭州剛聽完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形勢匯報，這一路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看得人眼花繚亂。
這股浮夸風，一直刮到了飯桌上。
到了白栗坪，接待方擺了一桌子硬菜，雞鴨魚肉堆成了小山。
在那個年頭，在那樣窮得叮當響的山溝溝里，整出這么一桌席面，那絕對是最高級別的“特供”。
皮定均瞅著這一桌子油水，眉頭立馬鎖緊了。
他冷冷地問了一句：“搞這么豐盛干啥？”
這時候，陪同的干部順嘴接了一句茬。
這話在當時可能算是標準的“政治正確”，但在皮定均聽來，簡直比針扎還難受。
那干部說：“現在日子好過了，老百姓平時都吃這個。”
這本來是一句典型的“表功”話，想顯擺顯擺大躍進的成果，證明老區人民已經過上了神仙日子。
可皮定均是什么人？
他在豫西的大山溝里鉆了多少年，吃過多少苦，他對這片土地的貧瘠那是刻在骨頭里的。
雖說解放九年了，但他絕不信老百姓能一步登天。
聽到這話，皮定均“騰”地一下從椅子上彈了起來。
他沒長篇大論地講道理，而是連著甩出三個短句：
“什么？
什么？
什么？”
這三個“什么”，一聲比一聲高，一聲比一聲嚴厲。
那個干部當場嚇得腿肚子轉筋。
他哪能想到，一句順著形勢說的“好話”，能把司令員惹出這么大的火氣。
飯桌上的空氣瞬間凝固了，尷尬得讓人窒息。
皮定均心里明鏡似的：這頓飯弄點雞鴨魚肉，雖說奢侈了點，那是地方上的一片心意，還能理解。
可你要是指著特供餐硬說這是老百姓的家常便飯，那就是在糊弄上級，就是在粉飾太平。
他深知老根據地雖然革命勝利了，但窮根子還沒徹底拔掉。
這種“平時都吃這個”的瞎話，比那一桌子菜本身更讓他惡心。
他發飆，不是因為菜太好，而是因為話太假。
第三回合，是一場生與死的遺憾。
飯桌上的這段插曲，更讓皮定均鐵了心要去“尋根”。
他要去看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一個絕不會喊他“青天”、也絕不會跟他扯謊的人——東白栗坪的高大娘。
這是他這趟回豫西最想見的人，沒有之一。
為什么非見不可？
因為這是一筆“救命債”。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5年那個節骨眼上，要不是高大娘冒死跑來報信，告訴他鬼子已經布下了天羅地網，皮定均的部隊早就被“包餃子”捂在院子里了。
要不是高大娘指路，讓他帶著隊伍在千鈞一發之際搶占了白栗坪村邊的小山頭，他們根本撐不到天黑突圍。
可以說，沒高大娘，就沒后來的中原突圍，也就沒今天的皮司令。
這十三年來，報恩的念頭在他腦子里一刻都沒停過。
這次回來，他準備得足足的：口袋里揣著那張軍用布票，盤算著給老人家扯一身新衣裳，還要把她接到北京去，帶她逛逛天安門，看看名勝古跡，讓她好好享享清福。
這是一個功成名就的將軍，對昔日救命恩人最樸素的一點心意。
可偏偏，老天爺給了他最狠的一棒子。
當他興沖沖趕到高大娘家那個破舊的小院時，迎接他的不是老人的笑臉，而是鄰居的一句冷冰冰的話：三個月前，高大娘病死了。
皮定均當場愣在那兒，半天沒回過神。
他走進那個熟悉的小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院子早就不成樣子了，墻皮脫落，透著一股子凄涼。
只有當年那兩棵棗樹，如今已經竄過了房頂——當年皮定均住這兒的時候，它們才只有手指頭那么粗。
景物還在，人卻沒了。
這破敗的小院，和外頭大街上“畝產萬斤”的豪言壯語簡直是最大的諷刺；這遲到的布票，和飯桌上“平時都吃雞鴨魚肉”的謊言形成了最尖銳的對比。
這就是真實的豫西，真實的農村。
他的救命恩人，沒能等到去北京享福的那一天，甚至可能是在貧病交加中咽氣的。
過了好久，他才把目光從那些熟悉的景物上收回來，讓人帶路去墳地。
墳就在山坡上，新翻的黃土上已經冒出了嫩草。
皮定均在墳前立正，整理好軍容，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
隨行的人看到，這位在戰場上流血不流淚的硬漢，這會兒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往下掉。
那只手，死死地攥著口袋里的布票，捏得指節都在哆嗦。
他哭的，恐怕不僅僅是高大娘走了。
他在哭這份這輩子都還不上的恩情，也在哭這個現實跟理想之間巨大的落差。
他在用眼淚給自己提個醒：外面的標語喊得再震天響，飯桌上的牛皮吹得再大，也不能忘了這破舊的小院和這座長草的新墳。
這才是共產黨員必須面對的真實世界。
那一夜在登封招待所的輾轉反側，最后在這個荒坡的墳前找到了答案。
皮定均用一次憤怒的罷宴、一次嚴厲的“鏟標語”和一場痛哭，給這次特殊的“考察”畫上了句號。
他沒帶走一點土特產，也沒留下半句客套話，但他帶回了比金子還珍貴的東西——對那種脫離群眾的“官僚化”傾向，一輩子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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