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電視劇背后的創作經驗，反復寫過的題材還能創意新寫？

成為文學期刊編輯，開啟長篇小說寫作，跨界電視劇編劇，代表作品有《小敏家》《六姊妹》《對的人》《花路》《暫住》等，作家伊北回顧自己的寫作經歷時看到，“小說，乃至長篇小說，究竟該怎么寫，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如果更往深里講，也是一個‘道’的問題。只有將‘術’和‘道’結合起來，似乎才能將一門藝術詮釋得更加準確和透徹。”

在新推出的《小說寫作入門》一書中，他以自己的作品以及影視改編為例，剖析小說創作中的問題與困惑，包括創作前的準備與構思、創作中的技巧與瓶頸突破、創作后的反思與出版。直面互聯網時代給小說作者帶來的沖擊與機遇，探討當下小說作家應如何定位自我、擁抱變化并堅守創作初心。

給小說取名

小說的題目很重要。一個好的題目甚至可以激發創作的欲望。

給小說取名是一門學問。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習慣，我僅就我的創作習慣簡單談談，僅供參考。

給小說取名，我喜歡平實。就是說，越簡單越好，越直接越好，越能概括書中的內容越好。

我的小說名字很少帶有明顯的價值判斷。除了《至少還有你》，一看就顯出一定的溫情氣質，其他基本上都是 “直接上菜”式的命名。

我習慣用主人公的名字給小說命名，比如《安居樂業》：安、居、 樂、業，分別是四位主人公的名字。中國小說從《金瓶梅》開始就有這種取法。再比如 《美人余》，講的是四位姓余的美人。

或者直接點明人物的身份，比如 《六姊妹》，就是講六個姊妹的故事；《五環外的女人》，就是講五環外女人的生活；《小敏家》，就是講小敏家里的事；《小芳出嫁》，就是講一個叫小芳的人出嫁的故事。

還有一部分題目直接闡明主題，或用借喻。比如 《熟年》，講成熟年齡段人群的故事；《小日子》，講年輕小夫妻如何過日子的事；《娃兒》， 與生育相關；《對的人》，講大城市的擇偶問題；《花路》，講女性尋找自我人生道路的故事；《青春外史》，講述青春故事。

總之，小說的名字越簡單越好。簡單直接的名字能夠迅速把內容和信息傳達給讀者。

現在小說的名字，尤其是網絡小說的名字，呈現出越來越長、越來越花哨的趨勢。但我可能受傳統文學影響比較深，仍然偏愛那種簡潔有力的名字。我們的前輩，如現代文學的名家都很會給小說取名。從小說的名字有時還能看出作家本人的性格。魯迅的小說集 《吶喊》 《彷徨》，一個憂心世事的藝術家似乎就站在兩本書背后。茅盾的《子夜》 《腐蝕》也很好，老舍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正紅旗下》《茶館》有北京味。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散文集《流言》、長篇小說《半生緣》《小團圓》，都是不錯的名字。郁達夫的小說名字取得也很有特點，比較文藝，有氛圍感。《春風沉醉的晚上》《茫茫夜》《一個人在途上》，以及成 名作《沉淪》，都很好。曹禺給作品取名也很厲害，乍看平平無奇，但都是意象，那種氛圍感是一絕，例如《雷雨》《日出》《北京人》，都是能壓得住文本的名字。對，壓得住，這很重要。太過花哨的名字，反倒有點壓不住。

如果講的是一個波瀾起伏的故事，用一個看似平淡的題目反而可能更好，這樣包容性大，也有利于后續的延伸和開發。當然，“平”并不代表取名的難度小。給作品命名，有時候也需要一點緣分。名字是讓人叫的，要叫得順口，叫得響亮，便于傳播。比如《小敏家》，如果換成 《小婷家》《小燕家》《小瑩家》，似乎就不是那個味道了 （當然也不排除有先入為主的印象）。又比如《六姊妹》，如果改成《五姊妹》《七姊妹》，聽起來也有些別扭。

社會議題

其實，小說中包含的所謂社會議題跟小說的主題一樣，不應該是預設的。

所謂的社會議題，有時候是一種圖書或影視宣傳策略，方便作品與社會面對接。但在小說創作之初，不應過多考慮所謂的社會議題。

我寫《熟年》的時候，是首先發現了這個故事，并沒有想著要寫成養老題材，對于 “養老”這個議題的提煉，是編輯的行為。后來的二次改寫，我把新的素材和感受注入進去，《熟年》又成為講述中年危機的故事。“中年危機”又成為所謂的社會議題。

再比如《小敏家》，我本來要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問題。但改編成電視劇后，“中年愛情”被當作宣傳策略強調了。理論上說，所有的故事都來源于現實。既然跟現實有關系，總是能提煉出“社會議題”。但我們創作的時候，沒有必要特地為了某個議題而寫。

比如前一陣，有人發來一條新聞，隨即建議我：“你看現在‘搭子’ 關系很熱，可以圍繞這個來寫一部。”我沒回應。因為我覺得以這種方式切入小說的創作，是不太合理的。

小說創作歸根到底應當源于創作者自己的發現。由此出發，衍生出整個故事。

當你的故事來自生活中的發現，真正打動了你，并且能進行一定的完形時，最終自然而然也會接洽到社會議題。而且這種故事往往不會陷入套路，因為你有發現。小說之所以會成為小說，就在于這種發現。沒有發現，就不值得一說。

現代文學作家的作品很多都觸及社會議題。魯迅對病態社會的分析、茅盾對社會階層的分析、老舍寫戰亂中的民眾、丁玲對女性的關注、巴金反映封建家庭的腐朽，都包括社會議題。“五四”時期，甚至還出現過 “問題小說”，就是以社會問題為導向的小說，寫婚姻問題、婦女問題、教育問題等。比如葉圣陶的《春光不是她的了》，講社會問題、婦女問題。但是他的著力點，不是贊嘆自由戀愛，而是寫 “被離婚”的舊女性，被推著進學校讀書，甚至參加工作之后，內心的迷茫，以及女主人公對舊的留戀、對新的迷惑。這是作者對于社會狀況的發現。

成熟的作家面對即時發生的社會議題，有時反而要保持一些距離，因為沒有沉淀，你可能沒辦法了解這些議題的內情。而那些看起來并不“新鮮”的議題，通過你的重新發現，反倒可以找出新的意義，這才是關鍵。

創作需要對社會有持續的觀察。比如我寫《對的人》，講北漂青年的愛情、事業、婚姻，這一題材過去已經有人寫過，那么我的發現是什么？我想要表達的是什么？這種表達不是前置的，而是在敘述的過程中，在人物“站起來”“自主往前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小說對于社會現實的發現：在北京這種地方，階層的沖突是大于兩性的沖突的。

小說作者面對龐大的社會，就像一個打洞的人。當你把一個小小的洞打通了，光才能照進來，社會議題才能得到很好的展現。所以，社會議題對創作者來說，不必前置。作者應該盡情去發現，去觀察潛流之下的東西，和熱點保持必要的距離。這樣，新的話題得以沉淀，舊的話題也能煥發出新的視角。這正是小說創作或劇本創作真正的活力所在。

任何創作都需要隨著時代發展，但這種發展絕不是生硬地摘取熱點，而是一次次地深層打撈。

小說寫作和新聞報道不同，小說作者是通過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來說話的，需要還原出人物的心理邏輯，給每一個事件的發生一個合理的解釋，而這個解釋，就是小說作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