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一國軍少將偷偷對解放軍代表說：我1924年就已入黨

1949年5月底，上海剛解放，整個城市還處在一鍋半生不熟的粥里，稀里糊涂，新舊交替。

就在這亂哄哄的當口，一個穿著國民黨少將軍服的人，一個人，徑直朝著解放軍軍管會的大樓走過去。

這身軍裝板正，但看得出穿的人好幾天沒怎么合眼了。

站崗的解放軍上來一問，他沒繞彎子，壓著嗓子說了一句能把人嚇一跳的話：“同志，我叫汪維恒，1924年入的黨，有要緊的事兒要跟上頭說。”

這話一出，在場的人都愣住了。

一個國民黨的少將，開口就說自己是二十多年前的老黨員。

這可不是電影里的情節，這是實實在在發生在黃浦江邊的事。

他兜里揣著的，不是別的，是國民黨軍隊整個后勤系統的家底，是一條埋了二十多年的，看不見的火線。

一、富家子弟的“歪路”

要說這汪維恒，他本該是個大老板。

家里在浙江寧波是做大生意的，他爹早就給他把路鋪好了：學好外語，回家接班，在商場上大殺四方。

可那年頭，哪有安穩讓你做買賣的地方。

北洋軍閥打來打去，今天你來明天他走，跟鬧蝗災似的，再有錢的地方也經不住這么折騰。

汪維恒還是個小年輕的時候，就愛往霞飛路那些賣新思想書的書店里鉆，翻著《新青年》這些雜志，腦子里裝的都是“德先生”、“賽先生”。

他看明白了，光靠算盤珠子響，救不了這個快散架的國家。

他自己琢磨：“槍桿子是國家的骨頭，糧草是槍桿子的血。

把這事兒弄明白了，才知道誰強誰弱。”

這想法一冒頭，就再也摁不下去了。

家里人誰都沒想到，他一扭頭，不干生意了，跑去考了北京的軍需軍官學校。

他不往前線沖，專門研究怎么管錢管糧。

這腦子轉得跟別人不一樣，他覺得要治病，得先摸到骨頭和血脈。

一進浙軍那個大染缸，他更是開了眼。

里頭烏煙瘴氣，當兵的碗里，米跟沙子一半一半，當官的卻靠著克扣軍餉一個個吃得腦滿腸肥。

汪維恒話不多，就這么冷眼看著，心里對這幫舊軍隊是徹底涼透了。

就在這時候，他認識了一個叫張秋人的年輕人。

這人不一樣，不跟他講那些虛頭巴腦的大道理，就指著軍隊里這些爛事說，光靠你一個人看不慣沒用，得找“有組織的力量”。

這個“組織”，就是共產黨。

1924年，張秋人當了介紹人，汪維恒就秘密入了黨。

上頭給他的任務也特別：就待在國民黨軍隊里，干好你這個管錢糧的官，你就是組織釘在里頭的一顆釘子，要扎得深，扎得牢。

二、當“賬房先生”的日子

國共第一次合作那會兒，汪維恒的“兩面派”生活就算是正式開張了。

明面上，他可是國民黨里的紅人，積極肯干，上頭還讓他發展國民黨員。

可背地里，他悄悄在士兵里頭散播革命的種子。

后來風向變了，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發文要“清黨”，一份“共產黨嫌疑人”的名單就送到了他辦公桌上。

他眼皮都沒眨一下，利用管人事檔案的方便，轉頭就把名單透給了地下組織，5個同志就這么有驚無險地溜了。

就這么過了二十多年，汪維恒憑著那股子清廉勁兒和精通業務的本事，在國民黨后勤系統里是越走越高。

他這人有個特點，不跟人拉幫結派，就是一門心思琢磨怎么調配物資。

這反而讓上頭覺得他可靠，沒那么多花花腸子，也讓他躲過了好幾次派系斗爭的渾水。

到了南京軍需署，他跟地下黨員史永對上了頭。

最有意思的是，史永看他生活樸素，為人正派，跟那些貪官完全不是一路人，心里頭居然盤算著怎么把他發展成黨員。

這事兒鬧了個大烏龍，等全國都解放了，倆人坐一塊兒說起這事，都笑得不行。

當然，這活兒不是每天喝茶看報那么簡單，那是天天在刀尖上跳舞。

抗戰那陣子，他憑著職業敏感，就嗅出蔣介石不對勁了，嘴上喊著合作抗日，背地里卻想讓胡宗南帶兵把延安給圍了。

汪維恒當時在軍需署當大官，西北那邊部隊的糧草調動、軍火補充，哪一樣不得從他手上過？

他把這些零零碎碎的文件、電報，一個人關在屋里，熬了好幾個通宵，拼湊出了一份完整的計劃，寫成密信，通過秘密交通線加急送到了延安。

這份情報的分量，現在說起來都沉甸甸的。

中央提前知道了老蔣的算盤，趕緊調整部署，硬是把國民黨掀桌子的時間給往后推了。

這就給敵后根據地的發展，擠出了救命的時間。

可以這么說，那些年國民黨后勤倉庫里有多少家底，延安的窯洞里也基本有個數。

三、主動跳進“虎穴”

到了解放戰爭后期，國民黨那艘大船眼看就要沉了。

汪維恒因為出了名的干凈，還被派去查辦軍隊里的腐敗案，搞所謂的“打虎”。

可他一查才發現，這哪是打虎，分明是神仙打架，拿他當槍使。

他辦了幾個倒賣軍用物資、發國難財的大官，結果直接捅了孔宋家族的馬蜂窩。

一時間，他兩次被撤職，差一點就給扔進大牢里。

最后還是陳誠看中他的本事，出面說了幾句話，才把他保了下來。

1948年底，三大戰役打完，老蔣開始琢磨著往臺灣跑路。

陳誠就點將，讓汪維恒去臺灣，負責清點、接收從大陸運過去的那些軍需物資。

這對汪維恒來說，是個要命的選擇。

這一腳要是踏上臺灣島，那可能這輩子就回不來了。

可轉念一想，黃金、軍火、工廠設備、機密檔案…

國民黨正把老本一點點往臺灣搬，這些東西的情報對解放軍來說，太重要了，尤其是以后要是打過海峽去，沒這些一手資料，那得吃多大虧。

個人安危和國家大事擺在面前，汪維恒又一次沒猶豫。

他主動找到組織，要求去臺灣潛伏。

組織上也是反復掂量，最后同意了，就囑咐他一句話：“看情況不對，隨時準備撤。”

上船那天，他看著大陸的海岸線越來越遠，心里就一個念頭：“我得回來。”

到了臺北，他住進一間日本人留下的小平房，白天是忙著盤庫點貨的國軍高官，晚上就把臺灣的兵力部署圖、機場港口的位置、軍火庫的分布，一點點畫下來，記下來，再想辦法送回大陸。

四、回家

在臺灣待了快一年，到了1949年秋天，汪維恒收到了一封老戰友史永寄來的信。

信里頭沒啥特別的，就是一首普普通通的古詩。

可汪維恒一看就明白了，這是叫他趕緊回家的暗號。

怎么從陳誠眼皮子底下溜走，是最后一道坎。

他打了個報告，說自己老娘病重，得回大陸看一眼。

陳誠哪肯放人，好說歹說，甚至說派軍艦去把他媽接到臺灣來。

陳誠的老婆也親自上門勸。

汪維恒就一口咬定，老太太年紀大了，經不起海上風浪。

他把話說死了，陳誠也沒辦法，最后只能批他一個人先回去。

他心里清楚，自己前腳走，后腳留在臺灣的老婆孩子就成了人質。

但這步棋，他早就跟組織商量好了。

就在他剛到上海沒多久，地下黨就行動了。

他們利用基隆港人來人往的混亂，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他一家老小送上了一艘開往大陸的船。

當船慢慢靠上黃浦江碼頭，家里人看到岸上飄著的五星紅旗時，憋了那么久的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

這場橫跨海峽的團聚，給這個傳奇故事畫上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句號。

新中國成立以后，汪維恒被任命為總后勤部副部長，繼續干著他干了一輩子的后勤工作。

他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當年入黨時說的那句話——從那天起，就沒想過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