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悍將被俘后，怒問陳毅：9年前我就想起義，你們為什么不收？

“我要見陳毅！

你跟他說，九年前我就想跟他干，他憑什么不要我？”

1948年的襄陽，城墻塌了，炮火聲還沒散干凈。

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郭勛祺的指揮部里，沖進來的解放軍戰士都愣住了。

眼前這個川軍悍將，沒掏槍，也沒跪地求饒，反倒是指著人鼻子一通吼，滿臉的委屈和火氣。

這一嗓子，把在場的人都喊懵了，誰也想不到一個被俘的高級將領，開口第一句竟是這個。

這句憋了九年的質問，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一段塵封了二十多年的往事。

這事兒，得從1922年的四川萬縣說起。

那時候的四川，跟一鍋沸水似的，各路軍閥你來我往，今天你坐莊，明天他上臺。

郭勛祺，一個四川農家娃，憑著不怕死的勁兒和一身打仗的本事，已經在川軍里混出了名堂，是個響當當的團長。

他腦子里裝的，是袍哥義氣，是帶兵打仗的規矩，至于什么主義、什么革命，離他太遠。

就在萬縣，他碰上了一個叫陳毅的年輕人。

這人是個文化人，說話辦事透著一股子不一樣。

兩人不是在什么秘密據點接頭的，就是在茶館、飯局上認識的。

一來二去，郭勛祺發現，陳毅這人講的道理，讓他心里亮堂。

他頭一回覺得，手里的槍桿子，不光能搶地盤，還能給窮哈哈的百姓干點實事。

這顆種子一種下，就生了根。

1926年，共產黨在四川搞瀘順起義，上頭命令郭勛祺去鎮壓。

他倒好，陽奉陰違，暗地里給起義軍行方便。

后來白色恐怖來了，重慶要搞“三三一慘案”，大肆抓捕共產黨和進步學生。

郭勛祺收到風聲，二話不說，連夜跑去給陳毅報信，還親自把他送出險境。

慘案發生后，一群受傷的學生和群眾躲進醫院，反動軍隊要沖進去抓人。

郭勛祺直接堵在醫院大門口，挺著胸膛，硬是把搜捕隊給攔了回去，還自己掏腰包給傷員墊醫藥費。

在那個年代，“通共”兩個字就等于掉腦袋，郭勛祺干的這些事，純粹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

他為這邊出生入死，結果卻讓人哭笑不得。

風頭過去后，因為地下工作的單線聯系斷了，組織上一時半會兒也找不到他。

反倒是他的老上司，川軍頭子劉湘，知道了這些事。

劉湘也是個念舊的人，看重郭勛祺的戰功，沒要他的命，只是把他官給免了，讓他回家歇著。

這邊，郭勛祺一頭熱血沒處灑，感覺自己被“組織”給忘了；那邊，反而是他本該背叛的軍閥頭子保了他。

這種擰巴的處境，讓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憋屈得很。

這股勁兒沒處使，直到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打進了四川。

郭勛祺被劉湘重新啟用，帶著他的川軍模范師，正好在土城跟紅軍撞上了。

這時候，他跟陳毅、劉伯承這些人早就斷了聯系，手上也沒有任何來自共產黨的指示。

他能怎么辦？

身后是重新給他飯碗的劉湘，旁邊還有蔣介石派來的中央軍在“觀戰”。

他得證明自己還有用，還得向老蔣表明川軍不是孬種。

于是，他只能硬著頭皮打。

土城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

郭勛祺的部隊占著地利，打法又兇悍，讓長途跋涉、不熟悉地形的紅軍吃了大虧，傷亡慘重。

這一戰，讓他拿到了蔣介石的嘉獎令，也鞏固了在劉湘那里的地位。

可同時，他跟紅軍之間，也結結實實地留下了一道血口子。

這不是他想變節，而是在那個信息不通的孤島上，一個職業軍人被現實逼到墻角的無奈。

他用最狠的方式，向自己的陣營交了份投名狀。

時間一晃到了1937年，日本人打了進來。

國難當頭，郭勛祺心里的那點糾結和憋屈，全都變成了打鬼子的怒火。

他成了第一批出川抗日的川軍將領，帶著隊伍就往前線沖。

在安徽太湖，他跟日軍的精銳部隊硬碰硬。

戰斗中，他帶頭沖鋒，一顆彈片打穿了他的左腿，血嘩嘩地流。

衛生員要給他包扎，他一把推開，拄著拐杖站在陣地上繼續吼著指揮，直到人因為失血太多，直接昏了過去。

仗打得太漂亮，五天五夜頂住了日軍的猛攻，上頭破格把他提拔為五十軍軍長。

命運就是這么巧，他的五十軍防區，正好跟陳毅領導的新四軍挨著。

兩個老朋友十多年沒見，這一重逢，過去的交情在打日本這個共同的目標下，又重新燒了起來。

這次，郭勛祺不再是偷偷摸摸地幫忙。

新四軍缺槍少彈，吃的穿的都沒有，他直接把自己的軍火庫當成了新四軍的后勤倉庫。

他對陳毅撂下話：“你們缺什么，只管來我這兒拿，要多少給多少！”

子彈、步槍、藥品、糧食，一車一車地往新四軍那邊送。

這事兒讓新四軍軍部都驚動了，項英還親自上門道謝，開玩笑說他是新四軍的“編外后勤部長”。

紙終究包不住火。

郭勛祺這么明目張膽地“通共”，蔣介石的特務早就把小報告打到了南京。

一個能打仗、還跟共產黨走得這么近的雜牌軍將領，是老蔣最不能容忍的。

很快，一紙調令下來，隨便找了個“作戰不力”的由頭，就把郭勛祺的軍長給撤了，讓他去當個沒實權的閑官。

一腔熱血，又被自己人一盆冷水澆個透心涼。

他又一次找到了陳毅，這次是真熬不住了，他痛苦地問：“老陳，我干脆過來跟你干算了！”

可陳毅拒絕了。

這個決定，對兩個人來說都無比艱難。

當時是國共合作抗日的節骨眼上，共產黨要是公開接納一個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就等于給了蔣介石撕破臉、發動反共摩擦的最好借口。

為了抗日大局，陳毅只能勸他再等等，忍一忍。

這一等，就是九年。

郭勛祺成了一個被夾在中間的人，在國民黨這邊，他是個被猜忌、被邊緣化的“危險分子”；在共產黨那邊，他又是個進不去的“黨外朋友”。

他就這么懸在半空中，不上不下。

九年的光陰，能把一個人的銳氣磨掉，但磨不掉心里的那點念想。

1948年，他被硬塞到襄陽當綏靖區副司令，明擺著就是讓他去當炮灰。

幾個月后，襄陽城破，也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劉伯承聽說郭勛祺被俘后的那通怒吼，立刻下令：“馬上解除管制，好生招待！

這是我們的朋友！”

歷史的車輪滾到這里，終于給了郭勛祺一個說清楚的機會。

陳毅和他再次見面，隔了這么多年的誤解、委屈和等待，都在一次緊緊的握手里化解了。

組織給了他一個新任務，一個只有他能完成的任務：回四川，去策反那些還在猶豫觀望的川軍老伙計。

郭勛祺沒讓老朋友失望。

他憑著自己在川軍里幾十年的威望和人脈，直接找到了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這三位四川軍界的頂級大佬。

他的一番話，比十萬大軍還好使。

最終，這三位巨頭帶著手下幾十萬大軍通電起義。

這一關鍵的舉動，讓解放大西南的進程大大加快，成都這座千年古城和城里的幾百萬老百姓，沒挨一槍一炮，就和平解放了。

郭勛祺用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行動，堂堂正正地完成了那個九年前就想完成的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