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發鎮隱姓埋名32年，晚年給中央寫信，李先念指示：恢復紅軍身份

1982年深冬，北京中央檔案館里燈火通明，工作人員在清點一批塵封已久的來信。一封來自江西興國、用毛筆寫就的長信被翻到最上面，信封落款赫然寫著“鐘發鎮——昔日紅軍小號手”。幾天后，信件被呈到李先念案頭，他讀罷拍案而起：“立刻核實，此人應屬西路軍失散戰士，務必按紅軍人員對待。”自此，一個消失三十余年的名字重新浮出歷史的河面。

江西興國曾被譽為“紅軍的故鄉”，1919年出生的鐘發鎮也來自這里。1931年，他才十二歲，個頭比槍還矮，硬要跟著伙伴報名參軍。招兵的干部看他瘦小，勸他回家；他死纏不放，被破格收進紅軍醫院當招呼兵。彼時的他或許想不到，自己很快要經歷的是漫長的血與火。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突圍，史稱長征。鐘發鎮被調入紅五軍團政治部做宣傳員，一把小號、一桿步槍、一口背壺，每天跋山涉水，先行一步爬坡占點，再給后續部隊鼓勁。夾金山上，他半夜背姜湯前行，天亮又折返接應掉隊傷員，十幾歲的小伙子硬是靠著一股韌勁熬了下來。

長征途中，他因照料兩名傷員落伍。追趕主力時，大渡河的怒濤聲至今讓人心悸。到瀘定橋那刻，橋面只剩鐵索，木板剛鋪好，他抓不住護索，干脆趴著慢慢往前挪。紅軍戰士的那股不怕死勁兒，在這條九根鐵索的咽喉上寫得分外醒目。再度追上部隊時，楊克明一句“以為再也見不到你”讓小戰士差點掉淚，卻只是嘿嘿一笑，爬起來繼續趕路。

1935年秋，長征兩大主力在懋功會師。所有人都盼著北上抗日，可張國燾執意南下。鐘發鎮跟隨左路軍折返回川西草地，他的譯電技術被看中，調入總部一局二科。鍵盤噠噠作響，他替張國燾連發數電，卻越來越疑惑：為什么同室操戈還要拖延北上？這種疑惑，在后來西路軍出甘肅時化作沉重的命運轉折。

1936年11月，河西走廊硝煙彌漫。西路軍紅九軍6500人攻占古浪，迎來近兩萬馬家軍的瘋狂反撲。飛機、山炮輪番砸來，槍彈所剩無幾，白刃戰在城南山頭爆發。凌晨三點，政委陳海松披著破軍衣輕聲問：“小鐘，怕不怕？”“不怕。”少年的回答干脆利落。三天后，古浪血戰結束，紅九軍減員過半，他的駁殼槍只剩空倉，身上的棉衣被鮮血浸透。

再往后是祁連山的極寒與饑餓。西路軍一再受挫，電臺被毀，指揮鏈混亂。李先念帶著紅三十軍孤身苦斗，把唯一還能工作的簡易電臺交給了鐘發鎮，囑咐一定要將西安事變的加急電碼譯明白。1936年12月15日清晨，雪地里一條褪色的電報帶送到他手里：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蔣介石，主張停戰抗日。鐘發鎮一遍遍核對，反復確認無誤，沖到指揮所。李先念看完，手指微顫，低聲道：“天要變了。”

然而“天亮”尚未到來，馬家軍的圍剿更狠。西路軍被迫分散突圍，鐘發鎮被安排隨張勁夫向新疆方向轉移。途中誤入敵營，他與七名戰友被捕。敵團長審訊：“你是做什么的？”“給傷員包扎。”這句半真半假的回答救了他一命。巧的是，團長的續弦是江西人，見他口音親切，索性留下做看護。命運有時像胡楊林里的風，狠一陣也溫柔一陣。兩年間，鐘發鎮在敵團長家照料病人，偷聽新聞，等一個翻身的機會。

國民黨隨后下令不得私留俘虜，他被轉送到西寧的工兵營。搬石料、挖戰壕，日子艱苦，卻給了他外出的機會。一次隨軍需官進城，他借口探望熟人，憑借一張“赴部隊報到”的路條成功脫身。逃亡四個月，拄木棍、討冷飯，穿爛草鞋，他在1941年終于踏進了闊別十年的家門。父親白發盈頭，兒時訂下的未婚妻仍在等待。婚禮簡單，卻讓這位歷經沙場的青年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覺。

戰爭尚未停歇，鄉土依舊貧瘠。鐘發鎮在石灰廠點窯燒石，又被民兵連拉去當教導員，白天勞動，晚上教識字課，過的是半兵半農的日子。因為怕牽累家人，他對長征往事絕口不提，只在深夜悄悄擦拭那支早已銹跡斑斑的舊駁殼槍零件。隱姓埋名三十二年，他在公社、在山田，就像普通莊稼人。

轉機出現在1973年。那一年落實干部政策，興國縣到處張貼告示，召集失散紅軍回報組織。鄉親們一合計，想起村里有個愛哼《十送紅軍》的老鐘。巡視組上門，他卻擺手：“我就是個放牛娃，沒上過戰場。”可夜里，他還是睡不著，把藏在破瓦罐里的紀念章與殘缺日記全翻了出來，提筆給昔日首長寫信。信里他詳細記錄了譯電經歷，尤其強調接到西安事變電報那一幕。他知道，唯有這段細節，別人無從偽造。

信件輾轉到北京，李先念看后立即批示，請江西省委調查。很快，軍委檔案室找出當年西路軍留下的一本殘缺譯電記錄，與鐘發鎮信中抄錄內容字字吻合。1974年春，他被通知到南昌參加甄別會。會場上，他一口氣背出了1936年古浪戰斗前夜的作戰電碼，引得臺下老西路軍老淚縱橫。至此，鐘發鎮的紅軍身份正式恢復，享受副師職離休待遇。

補發的紅軍證書遞到他手里時，他沉默良久，只說了句：“我這條命，總算沒白撿。”隨后，他婉拒了進省城工作的邀請，堅持回鄉務農，理由很樸素：“我離不開這片田，離不開這條河。”可對家鄉子弟的學業，他上心極了。村里的孩子放學后總愛去他家聽故事，他把夾金山的風、瀘定橋的鐵索、大漠黃沙里的吶喊都娓娓道來，常被一句“爺爺，再講一段”留下。

有意思的是，他對后人最常說的兩句話，一句是“跟著黨，吃再多苦也不怕”；另一句是“有文化，才有出路”。正因為此，他把補發的津貼大半用在兩個兒子的學費上。一個成了地質隊工程師，一個進了機械廠。他常摸著褪色的軍功章打趣：“讀書比端槍強，槍不能當飯吃。”

2017年4月，98歲的鐘發鎮在家中平靜離世。桌上放著當年那封給李先念的信與后來發下的紅軍證，兒孫們沒敢動。他們知道，那是老人一生的標簽，也是西路軍戰士未曾湮滅的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