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懷仁堂里燈火璀璨。授銜典禮剛結束,身披兩顆將星的吳信泉在人群中稍顯拘謹。一位老友笑著低聲調侃:“老吳,今天可光彩了。”他只憨憨一笑,腦海里卻閃回四年前那頓難忘的家常飯局——毛主席一句“坐我旁邊來”,比肩上的將星還要沉甸甸。
當年是1951年7月初夏,志愿軍第五次戰役暫停,四位前線主將受命回國述職。38軍劉西元、40軍溫玉成、42軍吳瑞林,再加上39軍吳信泉,自平壤一路輾轉回到北京。中南海豐澤園的圓桌旁,主席不擺排場,只簡單幾道家常小菜,卻洋溢著久別戰友的熱情。
椅子剛挪好,毛主席先握住吳信泉的手:“老弟,云山那一仗漂亮!快,到我身邊。”短短一句,讓館陶出身的吳軍長漲紅了臉。他沒料到,自己率部首戰告捷的消息早已傳到京城,還被主席概括成“五個第一”。這幾句話隨后在座談中一一展開,引得眾人側目。
所謂“五個第一”,件件硬碰硬。首戰云山,擊潰美騎一師,這是自華盛頓建軍160余年未嘗敗績的王牌部隊;平壤是116師先入城,志愿軍旗幟第一次在朝鮮京畿飄揚;一個黑人工兵連在幾句怒斥下就繳械,這是美軍心理潰敗的第一次;臨津江那夜雪埋伏,志愿軍首次五分鐘破天險;橫城猛插,117師一次俘虜美軍八百余,創下當時戰場之最。主席說得眉飛色舞,李訥在一旁好奇地眨眼,仿佛聽傳奇。
戰場并非傳奇。1912年,吳信泉出生在湖南平江,童年扛鋤、放牛。15歲,他扛起土槍,混在赤衛隊里打土豪;18歲隨彭德懷轉戰湘贛。書讀得少,腦子卻靈,一遇戰事就先沖鋒。長征雪山草地上,他扛著機槍替戰友斷后;到抗戰時,他已是團長,指揮號聲嘹亮。解放戰爭中,東北平原大兵團決戰,三下遼陽、四保臨江,他殺出了名。
1950年10月,剛抱過襁褓中的幼子,他接到入朝命令。車燈熄滅,鴨綠江大橋在夜色里像灰色的鐵獸,他伸手摸了摸冰冷的欄桿,“這是通向戰場的門。”深夜里的一句自語,只有江水聽見。跨江那刻,所有人都明白,背后是家國,面前是鋼鐵洪流。
云山會戰打響于11月1日。美騎一師正換防,防線松散。吳信泉抓住時機,騎兵變“步兵”,迅猛穿插。346團4連硬闖城北,美軍指揮所一聲爆炸,奧蒙德少校重傷。三日鏖戰,敵人丟下上百門炮、四架飛機、滿街狼藉的吉普車,倉皇北逃。世界震動,麥克阿瑟電文語氣第一次低沉。
緊接著的大柴洞、上方洞、小峴山,一個接一個夜襲,美軍摸不清對手的路數。116師突破平壤時正值黎明,志愿軍戰士把繳獲的探照燈反打天空,照見成群烏鴉,氣氛怪誕又悲壯。韓軍第一師被包了餃子,白善燁車燈一閃逃出城東,人馬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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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里的臨津江戰例更顯心細。七個步兵營與六個炮兵營埋伏在零下二十度的雪窩里,士兵用雪掩住排氣管,坦克發動機不敢點火。31日23點,百門火炮同時開喉,江面冰層被震得片片翻折。五分鐘通路,一萬余人潮水般涌向南岸。吳信泉在前線指著地圖輕聲說:“別亂,像割麥子一樣一排排推進。”這一夜,韓軍第六師全線崩潰,漢城門戶洞開。
西山洞外發生過一句短暫對話。一名被俘的黑人下士問翻譯:“中國兵多少?”翻譯看了看遠處雪幕,故意攤手:“一人一槍,想來多少就多少。”對方愣了幾秒,雙膝一軟坐進雪里。第二天,美軍高層決定取消純黑人連,這場心理沖擊影響了此后十余年的編制體系。
第四次戰役后,39軍的戰損終于出現上升,但戰線仍在向前。“我們的兵不怕死,就怕雪化得太慢。”吳信泉對后勤主任開玩笑,可誰都知道,他把最肥的羊腿留給了傷員,自己啃高粱米團子。1953年6月,停戰談判桌終于簽字,他領兵踏上回國列車。車到丹東,汽笛聲里有人高喊:“吳軍長回來啦!”站臺上一片喧嚷,連青紗帳里的蛙聲都被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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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里,39軍累計殲敵六萬余人,外電干脆稱他們“夜襲專家”。1955年授銜時,將星在胸,吳信泉卻說:“這顆星,是替那些倒在云山和漢城的弟兄戴的。”他把獎章鎖進木匣,轉身走向軍事科學院,鉆研戰例到深夜,燈光常亮到凌晨兩點。
晚年,他教孩子們唱平江山歌,聲音粗獷。兒女十二個,各自從軍從醫,他卻只留一句叮囑:“做人要像騎兵沖鋒。”有人問他何為騎兵,他答:“不騎馬也能沖鋒。”這句俚語,恰好概括了他一生的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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