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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聽日語里蘋果叫“林檎”,就覺得日本人真會起名,聽著文氣又順耳。
但其實日本保留下來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國更早的說法,只是我們后來改得多、改得快,舊名慢慢退到古籍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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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文獻語境里,跟今天“蘋果”這類果子相關的名字,常見過“林檎”“柰”“頻婆(果)”“蘋婆(果)”等一串叫法;而“蘋果”作為更穩定、更通行的名稱,是在后世逐步壓過這些舊稱才定下來的。
這個過程是宗教譯名、書面注釋、口語省稱、官方類書共同推著走。
“林檎”這個詞能火起來,關鍵在它夠直觀:樹林里的果子,紅亮好吃,寫出來就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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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它在唐代前后確實是漢地可用來指代一類果子的名稱,所以后面很多“外來譯名”要落地時,才會找它當參照物。
需要提醒一句:古代“林檎”在不同地區、不同作者筆下,可能指向的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園藝體系里那種標準化的“現代栽培蘋果”。
但在當時人的語言系統里,它就是一個足夠通用、足夠好懂的“紅色果子”名稱,這就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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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林檎”和“頻婆果”強行綁在一起的,是唐代僧人慧琳。
他寫《一切經音義》,目的是給佛經里那些音譯詞做“白話注釋”,讓讀經的人知道在說什么。
結果他在解釋“頻婆果”時寫了那句很關鍵的話:用漢地“林檎”來類比頻婆果的外觀,說“其果似此方林檎,極鮮明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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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這屬于“方便理解”的注解;但問題也出在這里:一旦把“像林檎”寫成權威注釋,后面傳播起來就容易被理解成“就是林檎”。
于是,“頻婆果”這個原本出現在佛經比喻、帶有譯名色彩的詞,開始被人當成真實果名來用,甚至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
科普與研究類文章普遍提到:慧琳的好心解釋,客觀上制造了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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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里很多植物名喜歡加草字頭,后來“頻婆果”被寫成“蘋婆果/蘋婆果”,再進一步被省稱成“蘋果”。
這條線看著像“文字游戲”,但它恰恰符合口語傳播的規律:越叫越短,越短越好賣、越好記。
如果說口語里的省稱讓“蘋果”越來越占便宜,那官方書面體系的“收錄與歸類”,就是最后那記重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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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四庫全書本)里,果譜對相關果木做了并列與區分,像“柰”條下就出現“一名頻婆,與林檎一類而二種”等表述,說明當時的知識系統已經把這些名稱之間的關系、異同寫進了可查的條目里。
這類大型類書的影響力很直接:讀書人寫文章、修方志、做記錄,往往會向它靠攏;時間一長,書面用法會反過來影響大眾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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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蘋果”并不是憑空取代“林檎”,而是經歷了:佛經譯名進入漢語→注釋把譯名與本土名掛鉤→俗稱改寫、省略→類書整理、固定。
各個環節疊加,舊稱就慢慢退居二線。
日本沿用“林檎”,更像是“引進得早、改名沒跟上”。日本的說法普遍認為,“林檎”這個稱呼與中國古稱有關,,屬于把漢字詞直接借過去并本土化讀音的典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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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接觸與吸收唐代文化的高峰期較早,很多詞一旦進入日本的書寫與教育體系,就會長期穩定存在;而中國本土語言在后世繼續演變,“林檎”之外又出現了“頻婆/蘋婆/蘋果”等一串替代或并用。
于是到了今天,看起來像“日本更文雅”,實際是“他們把我們更早的一頁保留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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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喜歡拿“林檎”來做文章,說什么“古名更高級、現代名太直白”。
這種說法挺容易帶節奏,但不太尊重語言本身的規律:語言的第一任務是交流,不是比誰更文藝。
一個名字能在市面上站住腳,往往因為好寫、好念、好傳播。
“蘋果”兩個字,結構簡單、指向明確,能贏很正常。
反過來,“林檎”確實唯美,也確實來自漢語傳統,但它能被日本沿用至今,更多是歷史傳播路徑使然,不是因為誰更“懂美”。
“林檎”留在日本,“蘋果”留在中國,不是誰高誰低,而是同一顆果子在不同時間點進入了不同語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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