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孫子被抓進警察局，警察：家長姓甚名誰？他指了墻上的照片

權力這東西，傳到第三代，往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937年，蔣經國從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回到中國，十三年流亡生涯畫上句號，這本是蔣介石的大喜事。

可當他在杭州的宅子里，第一次見到那個跟著兒子一起回來的金發碧眼的小孫子時，那份發自內心的狂喜，甚至蓋過了父子重逢的激動。

這孩子，就是蔣孝文。

在蔣介石眼里，這個在蘇聯出生的孫兒，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他是蔣家正兒八經的“嫡長孫”。

他抱著這個小生命，仿佛看到了自己事業的延續，一個家族王朝的未來藍圖，就在這個孩子的身上展開。

從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一份沉重得喘不過氣的期望就壓在了他的肩上。

他的人生劇本，似乎早就被祖父寫好，他將是權力鏈條上最重要的一環，是未來的掌舵人。

只是，命運最愛開玩笑。

越是精心設計的道路，越容易走出最意想不到的岔子。

這個“繼承人”的身份，最終沒能給他帶來榮耀，反而成了一副黃金打造的枷鎖，一步步把他拖進了無底的深淵。

蔣孝文的成長環境，充滿了擰巴和矛盾。

一方面，他是名副其實的“皇太孫”，整個家族都圍著他轉。

祖父蔣介石把他當成心頭肉，不管他闖了多大的禍，最后總能被輕輕放過。

他的母親蔣方良，一個在蘇聯工廠里吃過苦的異國女子，對這個長子充滿了補償心理，幾乎是有求必應，寵愛到了沒有原則的地步。

家里人叫他“愛倫”，這個俄文名字代表了母親全部的溫柔。

但另一方面，他的父親蔣經國，卻想用最傳統、最嚴厲的方式來管教他。

蔣經國自己在蘇聯的經歷，讓他堅信“棍棒底下出孝子”。

只要蔣孝文犯了錯，一頓毒打是少不了的。

可這種教育方式，在蔣家復雜的權力格局里，顯得特別可笑。

小小的蔣孝文早就摸透了家里的門道，他知道，只要祖父蔣介石在，父親就不敢真的下重手。

他更知道，只要拉著妹妹蔣孝章一起撒嬌，父親再大的火氣也會瞬間煙消云散。

于是，挨打成了一場可以預判和規避的游戲，父親的權威，也在一次次的“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中被消解得一干二凈。

比這種矛盾教育更影響深遠的，是那個表面光鮮、內里卻暗流涌動的家庭氛圍。

還在杭州西湖邊的洋房里時，年幼的蔣孝文就曾和妹妹趴在地上，悄悄地看樓上父親和一位“阿姨”的私會。

而他的母親蔣方良，在從一個蘇聯女工變成官太太之后，也漸漸學會了用抽高級香煙、打牌、痛飲伏特加來排遣異鄉的寂寞與丈夫的風流。

大人們的行為，就是一本攤開的書，還沒等蔣孝文學會什么是責任和擔當，就先從父母身上看懂了什么是放縱和享樂。

這個家，就像一個用特權和溺愛搭建起來的溫室，里面一會兒是嚴父的寒風，一會兒是祖父的暖陽，還夾雜著父母各自生活里的迷茫與放縱。

在這樣扭曲的環境里，蔣孝文的性格也長歪了。

他沒學會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繼承人，卻早早地精通了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所有規則的邊緣來回試探。

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蔣家遷往臺灣。

十四歲的蔣孝文，也跟著踏上了這座孤島，他狂野的青春期，就在這里正式拉開了帷幕。

因為從小就不愛念書，學業一塌糊涂，蔣經國一氣之下把他送進了臺北的淡江中學，讓他住校，指望學校能管住他。

誰知道，這根本不是把他關進籠子，反而是把他這條小龍放進了大海。

那時候的淡江中學，老師上課不是用日語就是用臺語，這對從小習慣說普通話、寧波話甚至俄語的蔣孝文來說，簡直就是聽天書。

課堂成了他最難熬的地方，成績自然是一落千丈。

但他一點也不在乎，學校外面的世界，對他來說有意思多了。

每到周末，蔣孝文就成了臺北西門町的一號人物。

他不喜歡身邊的人畢恭畢敬地喊他“大少爺”，他更喜歡別人叫他“小開”或者“老板”，聽著有股江湖氣。

在龍蛇混雜的西門町，他徹底脫下了那層名門之后的外衣，行事作風活脫脫一個街頭小霸王。

跟地痞流氓看對眼了就稱兄道弟，看不順眼就直接動手，打架斗毆是家常便飯。

警察局，成了他和他的“義兄”丘明山經常光顧的地方。

有一次，他又因為打架被抓了進去。

審訊的警察看他年紀不大，口氣卻狂得很，就指著墻上掛著的蔣介石畫像，沒好氣地問他：“你家長是誰？”

蔣孝文懶洋洋地往墻上指了指：“就他。”

警察當場就火了，以為這小子在耍他，抄起皮帶就要動手。

蔣孝文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冷冷地報出了父親蔣經國的大名和官邸地址。

一個電話打過去核實，整個警察局都炸了鍋。

局長一路小跑地趕過來，又是敬禮又是道歉，恭恭敬敬地把這位“太子爺”送出了門。

這一晚，蔣孝文徹底明白了，墻上那張面孔，不只是他的阿爺，更是一張通行證，一張可以讓他無視任何規矩的通行證。

從那以后，西門町的警察見了他都繞著走，他的膽子也越來越大，打傷了人，砸了店，一個電話就能讓手下人來頂罪，自己拍拍屁股走人。

隨著年紀增長，蔣孝文的胡作非為變本加厲。

蔣介石為了讓他身上有點軍人的樣子，親自下條子，把他送進了鳳山的黃埔軍校。

為了這個寶貝孫子，軍校校長甚至親自給他開小灶補課。

可蔣孝文爛泥扶不上墻，學業還是一塌糊涂。

最后，他在高雄的一家舞廳里，為了爭一個舞女，竟然拔出槍來，跟前來維持秩序的軍警對射。

這事兒鬧得太大，黃埔軍校再也容不下他，直接把他給開除了。

被軍校退學，對他來說不是懲罰，反倒像是解開了最后一道鎖鏈。

更要命的是，蔣介石仍然覺得這個孫子“是可造之材”，還特許他隨身帶一把左輪手槍，美其名曰練習槍法。

這份縱容，等于給一頭已經失控的野獸遞上了最鋒利的爪牙。

很快，這把槍就在蔣家官邸里見了血。

一個叫李之楚的侍衛休班，回宿舍時正撞見蔣孝文躺在床上擺弄那把左輪手槍。

蔣孝文抬手就把槍口對準了他，大喊一聲：“不許動！”

李之楚以為他在開玩笑，剛想開口勸他別玩了，槍就響了。

子彈打進了他的胸膛，離心臟只有幾公分的距離，人差點就沒了。

槍響之后，是接二連三的丑聞。

他喝醉了酒開車，當場撞死一個路人，事后找人頂了包；在福利社里，他公然調戲一個女服務員，導致對方不堪其辱，回家上吊自殺。

這一樁樁，一件件，搞得蔣經國夫婦焦頭爛額。

這個曾經被寄予了整個家族希望的繼承人，徹底成了一個誰也管不了的煞星。

到了1957年，蔣孝文在臺灣的名聲已經臭不可聞，爛攤子實在沒法收拾了。

蔣經國只好打破自己定下的“高官子弟不得留學”的規矩，動用關系，把兒子送去了美國。

這既是想讓他避避風頭，也是這個家族對他抱持的最后一點希望，更像是一次無奈的放逐。

在美國，蔣孝文雖然和大家閨秀徐乃錦結了婚，但骨子里的東西是改不掉的。

酗酒、鬧事、打架，甚至因為沒錢花而謊報失竊騙保。

他的這些破事，最后連美國中情局都看不下去了，專門“建議”蔣經國，趕緊把這個麻煩兒子弄回臺灣去。

再次回到臺灣的蔣孝文，人生已經走到了盡頭。

他徹底被酒精控制了。

他身上有家族遺傳的糖尿病，醫生再三叮囑不能喝酒，但他根本不聽，依舊是天天泡在酒缸里。

終于，在一次通宵狂飲之后，他忘了注射胰島素。

酒精和被耽誤的病情一起發作，一夜之間，摧毀了他的大腦。

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太子爺”，變成了一個智力退化、半身不遂的廢人。

看著躺在病床上，目光呆滯，連話都說不清楚的長子，蔣經國沒有流露出太多悲傷，只是冷冰冰地說了八個字：“是他自己作孽，咎由自取。”

這句話，說盡了一個父親從滿懷期望到徹底死心的全部過程。

此后十九年，蔣孝文再也沒能離開病床。

他再也惹不了事，也再也成不了事。

1989年4月，在父親蔣經國去世一年零三個月后，蔣孝文因咽喉癌在臺北病逝，終年5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