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一月五日的傍晚,九龍尖沙咀燈火初上,電話鈴猝然響起。粟燕萍放下聽筒,臉色瞬間煞白——前夫沈醉明天就要到香港。她轉身對身旁的唐如山壓低聲音:“他可能扇我耳光,你可別回手。”這句話像釘子釘在墻上,把屋里氣氛驟然定住。
他們害怕,并非沒有道理。若把時鐘撥回三十多年前,沈醉還是軍統云南站的少將站長,手握生殺大權。在一些人口中,他是一把滴血的“屠刀”;在另一些記憶里,他卻又是個溫和含笑的書生——矛盾得像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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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繼續往前翻。公元一九三八年,湖南常德臨澧特訓班里,十九歲的女生粟燕萍第一次見到身為教官的沈醉。那年夏末,她險些在泳池溺水,被沈醉拽上岸。意外的“英雄救美”,埋下情愫。老師與學生,隔著輩分與規矩,卻拗不過年輕心動。不久,長沙火災,少女步行百余里尋人,混入行伍,一襲灰棉衣讓沈醉剎那認出,這才有了后來那場違紀的婚禮。婚戒尚未溫熱,抗戰規矩只許戀,不許婚,沈醉便假稱“娃娃親”,找來戴笠作偽證,硬把紅紙貼上門。
婚后十一年,六個孩子相繼降生。可幸福在戰火中總顯得輕飄。作為軍統“三劍客”之一,沈醉的日程表里寫滿暗殺、策反、潛伏,家書卻只字不提手段。他對外保持翩翩儒雅,在行動隊里卻簽發一紙電令就有人橫尸街頭。粟燕萍懂事,不問。“你的事,我不懂,也不想懂。”她常這樣說。
一九四九年深秋,云南風聲鶴唳。沈醉看出盧漢已心向北平,便把妻兒先送至香港。旋即,他在昆明署名起義,卻被新政權定為戰犯關進功德林。自此,昆明南苑的老宅荒草叢生,粟燕萍守著孩子和無盡的消息荒漠。香港的天空很藍,但再亮也照不見牢墻后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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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的寡居日子,不易。孩子要讀書,生計要維持。曾經的“少將夫人”放下身段,和退下來的唐如山拉開鐵絲網,在新界做起養雞場。雞鳴狗吠,油燈搖曳,她慢慢學會把昨日的貴氣折成兩三件旗袍,一件件收進箱子。經人撮合,她與唐如山在一九五一年成婚,只盼一個安穩日子。
北京那邊,沈醉在功德林的九年,寫滿數十本日記本,“雪雪”這個昵稱出現頻率最高。偶爾北京飄雪,他就立在高墻下抬頭發呆,管教走過也不忍打攪。重新做人并非一句口號,他從抗拒到自學四書五經,再到給戰友上課,心路軌跡寫得清清楚楚。特赦令在一九六〇年冬天下來,沈醉走出高墻第一件事,就是給香港拍電報:平安,盼相見。
粟燕萍翻看那封信,手抖得厲害:昔日的槍聲還在耳邊,若真見面,萬一他舊性難改?于是廣州之約被她硬生生推掉。沈醉在候車室整整等了一夜,直到列車清空,也沒見到熟悉的面孔。那一晚,他在信里寫:“雪在窗外融了,我卻無處可去。”
挫敗感沒能絆住他。張友漁與丁中江勸他另尋歸宿。杜雪潔,一個名字里帶“雪”的女教師,闖入了他的暮年。婚宴極簡,只有一桌素菜。沈醉端起酒杯,輕聲說:“算我欠的,往后補。”從此將溫和留給身邊人,鋒芒塵封。
轉眼到一九八〇年,三十年冤結終于松動。沈美娟想見闊別多年的生母,向上級請示后獲準赴港。消息傳到唐家,小院里炸開了鍋。唐如山揣著十二分焦慮:“要不你別去見他?”粟燕萍搖頭,她也想知道,這個曾讓她心驚又心動的人,如今成了什么樣子。
一月六日下午,香港金馬倫道的美麗華酒店門口,閃光燈搶先開火。沈醉一襲中山裝站在玻璃門后,見到女兒先笑了,目光掠過旁邊的前妻,像是被驚雷擊中,愣了足足兩秒。粟燕萍微微低頭,心口亂跳。圍觀記者準備好筆記本,等那一巴掌響起,卻只等來一句低沉的道歉:“燕萍,這些年,你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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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頓時松動。沈醉握住她的手,轉身又朝唐如山拱手:“當年是我負她,今后勞你多照顧。”唐如山大著膽子回握:“她是我妻子,也是你孩子的母親,放心。”幾個字,像釘子把舊賬釘進木盒,蓋棺不再起。
接下來的三日,三人同桌用餐,談孩子,談老人,卻絕口不提硝煙舊事。沈醉謝絕了昔日部屬的勸留,按期回京。出關前,他把香港友人贈送的豪華公寓鑰匙推回去:“命是國家給的,理當留在這邊用。”二十七年后,他與杜雪潔合葬在八寶山外的松林下,墓碑上只有兩行小字:“沈醉,1909—1996;杜雪潔,1934—2015。”
江湖往事早已散場,可每逢初雪,北京城里總有人記得,那位戴著眼鏡、說話輕聲的老人,會把第一片落在掌心的雪花叫作“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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