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燕萍與前夫沈醉見面前，對丈夫說：他可能扇我耳光，你不要回手

一九八一年一月五日的傍晚，九龍尖沙咀燈火初上，電話鈴猝然響起。粟燕萍放下聽筒，臉色瞬間煞白——前夫沈醉明天就要到香港。她轉身對身旁的唐如山壓低聲音：“他可能扇我耳光，你可別回手。”這句話像釘子釘在墻上，把屋里氣氛驟然定住。

他們害怕，并非沒有道理。若把時鐘撥回三十多年前，沈醉還是軍統云南站的少將站長，手握生殺大權。在一些人口中，他是一把滴血的“屠刀”；在另一些記憶里，他卻又是個溫和含笑的書生——矛盾得像兩個人。

時間繼續往前翻。公元一九三八年，湖南常德臨澧特訓班里，十九歲的女生粟燕萍第一次見到身為教官的沈醉。那年夏末，她險些在泳池溺水，被沈醉拽上岸。意外的“英雄救美”，埋下情愫。老師與學生，隔著輩分與規矩，卻拗不過年輕心動。不久，長沙火災，少女步行百余里尋人，混入行伍，一襲灰棉衣讓沈醉剎那認出，這才有了后來那場違紀的婚禮。婚戒尚未溫熱，抗戰規矩只許戀，不許婚，沈醉便假稱“娃娃親”，找來戴笠作偽證，硬把紅紙貼上門。

婚后十一年，六個孩子相繼降生。可幸福在戰火中總顯得輕飄。作為軍統“三劍客”之一，沈醉的日程表里寫滿暗殺、策反、潛伏，家書卻只字不提手段。他對外保持翩翩儒雅，在行動隊里卻簽發一紙電令就有人橫尸街頭。粟燕萍懂事，不問。“你的事，我不懂，也不想懂。”她常這樣說。

一九四九年深秋，云南風聲鶴唳。沈醉看出盧漢已心向北平，便把妻兒先送至香港。旋即，他在昆明署名起義，卻被新政權定為戰犯關進功德林。自此，昆明南苑的老宅荒草叢生，粟燕萍守著孩子和無盡的消息荒漠。香港的天空很藍，但再亮也照不見牢墻后那個人。

三十歲的寡居日子，不易。孩子要讀書，生計要維持。曾經的“少將夫人”放下身段，和退下來的唐如山拉開鐵絲網，在新界做起養雞場。雞鳴狗吠，油燈搖曳，她慢慢學會把昨日的貴氣折成兩三件旗袍，一件件收進箱子。經人撮合，她與唐如山在一九五一年成婚，只盼一個安穩日子。

北京那邊，沈醉在功德林的九年，寫滿數十本日記本，“雪雪”這個昵稱出現頻率最高。偶爾北京飄雪，他就立在高墻下抬頭發呆，管教走過也不忍打攪。重新做人并非一句口號，他從抗拒到自學四書五經，再到給戰友上課，心路軌跡寫得清清楚楚。特赦令在一九六〇年冬天下來，沈醉走出高墻第一件事，就是給香港拍電報：平安，盼相見。

粟燕萍翻看那封信，手抖得厲害：昔日的槍聲還在耳邊，若真見面，萬一他舊性難改？于是廣州之約被她硬生生推掉。沈醉在候車室整整等了一夜，直到列車清空，也沒見到熟悉的面孔。那一晚，他在信里寫：“雪在窗外融了，我卻無處可去。”

挫敗感沒能絆住他。張友漁與丁中江勸他另尋歸宿。杜雪潔，一個名字里帶“雪”的女教師，闖入了他的暮年。婚宴極簡，只有一桌素菜。沈醉端起酒杯，輕聲說：“算我欠的，往后補。”從此將溫和留給身邊人，鋒芒塵封。

轉眼到一九八〇年，三十年冤結終于松動。沈美娟想見闊別多年的生母，向上級請示后獲準赴港。消息傳到唐家，小院里炸開了鍋。唐如山揣著十二分焦慮：“要不你別去見他？”粟燕萍搖頭，她也想知道，這個曾讓她心驚又心動的人，如今成了什么樣子。

一月六日下午，香港金馬倫道的美麗華酒店門口，閃光燈搶先開火。沈醉一襲中山裝站在玻璃門后，見到女兒先笑了，目光掠過旁邊的前妻，像是被驚雷擊中，愣了足足兩秒。粟燕萍微微低頭，心口亂跳。圍觀記者準備好筆記本，等那一巴掌響起，卻只等來一句低沉的道歉：“燕萍，這些年，你受苦了。”

氣氛頓時松動。沈醉握住她的手，轉身又朝唐如山拱手：“當年是我負她，今后勞你多照顧。”唐如山大著膽子回握：“她是我妻子，也是你孩子的母親，放心。”幾個字，像釘子把舊賬釘進木盒，蓋棺不再起。

接下來的三日，三人同桌用餐，談孩子，談老人，卻絕口不提硝煙舊事。沈醉謝絕了昔日部屬的勸留，按期回京。出關前，他把香港友人贈送的豪華公寓鑰匙推回去：“命是國家給的，理當留在這邊用。”二十七年后，他與杜雪潔合葬在八寶山外的松林下，墓碑上只有兩行小字：“沈醉，1909—1996；杜雪潔，1934—2015。”

江湖往事早已散場，可每逢初雪，北京城里總有人記得，那位戴著眼鏡、說話輕聲的老人，會把第一片落在掌心的雪花叫作“雪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