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得從根兒上說起。
咱們中國的考古學家,挖了快一百年了,上到五千年的良渚,下到幾百年前的明清皇陵,啥沒見過?
可就偏偏有一個朝代,跟咱們玩起了捉迷藏,而且一玩就是三千年。
這個朝代,就是周。
從周武王到周幽王,西周十二個王;再到東周那二十五個王,整整三十七位天子,他們的墳,一個都找不著。
這事兒邪門就邪門在這兒,不是丟了一個,是成建制地集體消失了。
要弄明白他們為啥要“消失”,咱們得先坐時光機,回到周武王打進商朝首都朝歌的那一天。
武王一進城,估摸著是被眼前的景象給鎮住了。
不是說朝歌城多繁華,而是商朝人對待死亡的那股子勁頭,實在太嚇人。
你現在去河南安陽的殷墟看看,商王們的陵墓,那叫一個張揚。
十幾座大墓,全是“亞”字形的,四條墓道跟個大螃蟹似的伸向四面八方,恨不得把整個地下的威風都占了。
墓里頭,除了堆成山的青銅器、玉器,更瘆人的是成百上千的活人、活馬跟著陪葬。
這哪是下葬,這分明是在跟老天爺叫板,扯著嗓子喊:“看見沒,老子死了也還是這片地界兒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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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是從商朝手里接過天下的,他們學了商人的文字,學了鑄銅的技術,連好多規矩都是從商人那兒改的。
可唯獨在辦喪事這件事上,周人掉了個頭,走了條完全相反的路。
這不是說他們審美變了,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針對前朝價值觀的否定。
周人心里門兒清:你商人搞得這么夸張,不就是給后來的盜墓賊畫了張藏寶圖嗎?
陵墓修得跟地上的宮殿一樣,生怕別人不知道里頭有好東西。
周公制定的《周禮》里頭,藏著解開這個謎團的鑰匙,就四個字:“不封不樹”。
啥意思?
就是天子死了,埋下去,地面上不能堆起大墳包,也不能種上成排的樹當記號。
葬禮一結束,黃土一蓋平,該種地的種地,該放羊的放羊,天子的長眠之地,就這么融進了關中平原的蒼茫大地里,不留一絲痕跡。
這是一種刻在骨子里的低調。
商王追求的是死后世界的絕對權力,周王在意的卻是活人世界的長治久安。
他們把家族的榮耀,寄托在子子孫孫的延續和自己建立的制度上,而不是一座看得見摸得著的、招賊惦記的豪華墳墓。
這種想法在當時看,確實高明,可它把幾千年后的考古學家們給坑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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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一代代考古人就在陜西那片黃土地上,開始了一場長達近百年的“尋王”之旅,這過程,簡直就是一部充滿希望又不斷心碎的折騰史。
時間拉回到1933年,陜西岐山,考古隊挖開了一座“甲”字形大墓。
墓坑長18米,寬14米,里頭是用高級柏木搭的槨室,還出土了一件刻著“井叔作旅鼎”的青銅器。
當時所有人都激動壞了,這規格,這氣派,八成就是周天子了!
結果呢?
一研究,發現井叔是西周中期的一個王室大臣,地位很高,但終究不是王。
這是大伙兒的第一場空歡喜。
幾十年過去,這種事兒就沒斷過。
考古隊在被認為是西周政治中心的周原和灃鎬遺址,挖出了規模宏大的宮殿地基,結實的城墻,還有各種手工業作坊。
周朝人怎么生活的,怎么辦公的,甚至周公用來觀測天象的臺子都找到了,一個繁榮強大的西周社會圖景,被拼湊得越來越完整。
可偏偏,最重要的那塊拼圖——王陵,死活找不著。
1976年,湖北隨州那邊傳來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曾侯乙墓出土了。
那場面,直接讓陜西的考古工作者們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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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戰國初期的小諸侯,墓里頭竟然有重達兩噸半的六十五件套編鐘,埋了兩千多年,挖出來還能敲響。
這消息就像一記重拳,打在了陜西考古人的心口上。
人家一個諸侯都闊成這樣,那天子得是什么樣?
不行,必須找到!
于是,他們立刻在周原地區展開了規模空前的鉆探,幾百個洛陽鏟打下去的探孔,跟繡花似的,把那片地扎了個遍。
結果,除了找到更多貴族的墓,王陵的影子都沒見著。
更逗的是清朝那會兒,有個叫畢沅的大學者,憑著一股子熱情和一堆古書里的蛛絲馬跡,在咸陽北邊的咸陽原上,考證出三十多座所謂的“周陵”,還正兒八經地立了碑。
結果到了1984年,考古隊在這些石碑下面一鉆探,當場就傻眼了——碑底下埋的,壓根不是周朝的墓,全是戰國時期秦國的墓。
可以想象,當時那個拿著鉆探報告的考古隊長,站在畢沅立的石碑前,臉上那表情,得多復雜。
除了周人自己“不封不樹”的設計,老天爺和時間,也成了這場搜尋的“幫兇”。
關中平原這地方,是周人的發家之地,可這兒的地下水也豐富得要命。
幾千年下來,渭河來來回回地改道,再加上時不時來場地震,對那些埋在地下的木頭家伙來說,簡直是毀滅性的打擊。
2012年,西安修地鐵,無意中挖出來一個西周的車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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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地清理掉泥土,發現那些當年華麗的車輪子早就爛沒了,只在泥巴里留下一圈淡淡的鐵銹印子。
最后只能用石膏灌漿的法子,才勉強把車輪的“魂”給取了出來。
這事兒讓所有人心都涼了半截:要是連結實的車輪都化成了土,那周天子墓里頭用巨木搭建的槨室,在地下水里泡了三千年,還能剩下啥?
搞不好,就算我們一腳踩在王陵的正上方,也認不出腳下那坨爛泥曾經是天子的地宮。
指路的史書,這時候也變得含含糊糊。
《史記·周本紀》里頭,三十七個天子誰是誰的兒子,誰在位多少年,寫得清清楚楚。
可一到關鍵的埋葬地點,司馬遷就惜墨如金,只留下“葬于畢”、“葬于翟泉”這么幾個模糊的地名。
“畢”在哪兒?
從漢朝到唐朝的學者們就吵翻了天,有人說在咸陽北原,有人說在西安的畢原,還有人猜在洛陽北邙山,猜來猜去,誰也拿不出鐵證。
2004年,在岐山的周公廟遺址,發現了等級非常高的建筑群,還有刻著“周公”倆字的甲骨,希望的火苗又一次被點燃。
可挖到最后,發現那只是一片普通人的墓地。
到了21世紀,高科技總算派上了用場。
2018年,考古學家用上了航磁探測技術,就像給大地做CT一樣,在周原遺址地下12米的地方,掃出來一個大家伙:一個長方形的夯土結構,面積足有1800平方米,還隱約帶著四條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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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難道這次是真的?
現實再一次給了所有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挖下去一看,沒錯,這確實是一座極為罕見的、帶著四條墓道的西周晚期大墓,規格是王級的。
但是,它早就被盜墓賊光顧了,里頭空空如也。
在盜洞的墻壁上,考古人員找到了一枚銹跡斑斑的銅錢——“開元通寶”。
這枚小小的銅錢,冷冰冰地告訴所有人:早在唐朝,一千多年前,就有人捷足先登了。
直到今天,這場尋找還在繼續。
那座在周公廟附近發現的、被盜空的四條墓道大墓,是目前我們離西周王陵最近的一次。
那枚唐朝的“開元通寶”,也不算是個答案,它只是一個冰冷的事實,證明在這場跨越千年的捉迷藏里,盜墓賊比考古學家先到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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